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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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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稿子交给我去付印。我现在还可以在记忆中看到他那付笑吟吟的面容，一面说，图书审查委员会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是有缝即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给沪港撤退重庆的作家，我们按计划出了一套名为《海滨小集》的丛书，其中包括宋之的、夏衍、于伶合作的话剧《戏剧春秋》，这出戏由金山主持的中国艺术剧社作为建社的演出，当时曾风靡了山城的广大观众。以后又出了夏衍的《复活》（话剧）、《芳草天涯》（话剧）、《法西斯细菌》（话剧）和《边鼓集》（杂文集）等，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话剧）等。这套丛书不但在内容方面，就是在装帧设计方面，也都得到读者的好评。书的开本是就当时印书用的土纸设计的，比现在的小32开略小，封面大都是叶浅予、廖冰兄、特伟等人画的，别有风格。印刷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得精美了，尤其是正文中，很少发现错字。这一点就和沈镛同志的最后把关分不开了。沈镛做什么事情都高度负责，每本书稿从送审一直到出版发行，都洒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美学出版社曾经出过美国左翼作家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这是本报道苏联十月革命最初十天情况的记录。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是谈共色变，当然很难通过这本书的出版。但是沈镛是个不折不挠的斗士，一旦他下了决心做的事，他就要竭尽一切力量去达到目的。书稿送到图书审查委员会以后，沈镛就机智地进行了合法斗争，一方面据理力争，三日一催，五日一促，声称如果图书审查委员会故意刁难，不准出版美国作家写的书，我们就要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说他们破坏中美邦交。最后图书审查委员会还是乖乖地盖了“审查通过”的印戳。
但是他在斗争中，也不时利用迂回曲折的灵活性。当时在图书审查委员会中，有个专管审查剧本的“老爷”，他是个投机钻营的家伙，做的是国民党官，却又想在进步阵营中插一脚。他看准美学专门出版进步作家的作品，便想挤身进来镀金。事实上也是想弄几个钱，达到名利双收。他写了一个所谓的“剧本”，向沈镛提出要求由美学出版。沈镛起初采取的战术是一拖了事，但是这个“老爷”，颇有“狗”识。美学拖他要出版的东西，他便拖美学送审的书稿。日子一久，我们也有些吃不住，这时沈镛便和他讲条件，他要出书，我们可以答应，但他必须保证以后不再拖美学送审的书稿。这个家伙居然答应了这个条件。美学事实上只把他的书印了一千册，也没有给他在发行上化气力，照印三千册付版税给他。从此美学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书，便得到“方便”了。所化者微，所得者多，而且买了一条狗，这是沈镛的斗争艺术。
从1942下半年开始，到1945年秋抗战结束，美学大概出版了二十几种书，从书目上看，话剧剧本多，外国文学介绍多，颇具特色；印刷装帧在当时允许的条件下，也搞得比较精致，所以从当时发行的情况看，美学出版的书，大都是能够畅销的。大家原想回到上海，好好千一番，但是由于两个偶然的情况，美学不得不停业。这两个情况，一个是从重庆搬回上海时，有艘装载美学一部分存书和纸型的船，不幸在三峡失事，损失较大；其次则是由于国民党的币值一日三变，我们筹措不到必需的运营资金。经过沈镛的多方努力，看看实在没有办法了，一天他便来找我，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只能收摊了。”
美学的经营也是独特的，它不是“皮包”书店，但又不是有一套人事班子的。初起时，送审、跑印刷厂、校对、发行、广告、算帐等等一系列工作，都是沈镛一个人跑的。后来出版的书多起来了，有了个小小的仓库，便请了几位朋友帮忙，参加工作的有祝纪和、沈野、袁萍等同志。除了袁萍同志每月拿极少的生活津贴外，其它的人都是不取分文、义务工作的，其它开支也压缩到不能再省的地步。所以祝纪和同志曾说过：美学是中国和世界罕见的出版社。团结这几位同志枵腹从公，这就是沈镛同志最大的工作。
沈镛同志去世的前后情况，我是在1972年底沙洋干校回来后，从他爱人黄思静同志那里知道的。
1968年9月10日沈镛的家突然被人查抄，当晚沈镛同志也被他们押走，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特务”。原来沈镛在香港中国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同志寄过照相胶卷回国。这个胶卷不知怎地竟被塞在另一个邮包中寄到东北一个外侨那儿去了，那个外侨拆包发现之后，看见小包裹上有姓名地址，便寄回给收件人。想不到这件偶然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招来了飞来横祸。那个外侨被诬为“特务”，因为邮包是沈镛寄的，因之沈镛也落了个“特务”的头衔，同案共牵涉到四个人。沈镛被押走之后，关了两个星期，每天由那些凶狠的家伙进行逼供信。就在最后一天“审讯”的时候，沈镛因为受不住这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暴发脑血栓病，突然昏倒。但是令人发指的，则是这些灭绝人性的东西，竟然诬蔑沈镛同志是“装死”，任他躺在地上长达十几小时之久，不予急救。后来虽经送进同仁医院，又以是“审查对象”，不予及时治疗抢救，沈镛也由脑血栓病转为脑溢血，经过两天，即1968年9月27日他便含冤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事件。那些凶狠的家伙居然还以捍卫毛泽东思想自命！但是他们有哪一处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的？他们任意打砸抢，任意打击老干部，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徒！而指使他们这种行动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是应负杀害沈镛同志的罪责的，他们是一伙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罪人，人民有权要求根据法制治以应得之罪！
沈镛同志的冤案是平反昭雪了，但是这位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好干部，终究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这是党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
我默默地在他的骨灰盒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沈镛同志，曾经带领过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好同志，愿你安息！我想，如果你九泉有知，你也应该为中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的法西斯专制主义，重新努力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国，而感到高兴的。
但是我也不得不悲愤地想：人呢？沈镛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正是他工作的好时光，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1979·3。28
冯亦代
《格萨尔王传》
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流传过一部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据研究，格萨尔是我国青海地区的一个历史人物，可能是十一世纪的人。关于他的传说，在十一世纪就开始了。最初的本子，可能是十五世纪产生的。它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有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有奇特的情节，语言优美，主题鲜明，贯串着为人民除害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史诗被打成大毒草，有关人员被批斗，有关资料被焚毁。现在它已被平反，重新被研究。但是如何整理、出版，还是个大问题。
《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
我实现了一个梦想，但是实现得并不理想。因为我勉强做成了一件其实是远非我力能胜任而不该去单干的事①，在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把《梦溪笔谈校证》搞出来问世了。才疏学浅，不自量力的结果，只能得到“江心补漏”的惩罚。所以此后有十年之久，在各项工作之暇，我总是东拾西掇，给《校证》补缺改错，积累了四十多万字——大约是《校证》字数的一半，打算用《梦溪笔谈补证》的名义来稍稍为自己补过。这个续梦可没有做圆，却经历了一场凶险的噩梦。侥幸未曾家破人亡，但是《补证》全稿连同竺可桢先生为了鼓励我而特意给书写的封面题签都被摧毁得片纸无存了。②
我究竟是怎么入梦的呢？也就是说我怎么交上了《梦溪笔谈》做好友呢？事情得从我对于印书活字的认识和感情以及对于这项创造发明历史的了解说起。
童年的时候，爸爸（怀琛先生）常常带我去书店买书，河南路上那时顺次排列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爸爸自己买大人书，给我买小人书。幼稚的心灵对书店产生了好感，因为使我爱不忍释的本本儿是来自书店的，就象认为粮食是来自米店一样的。由于爸爸当编辑，为了改校样时常下印厂同老师傅（那时候叫做“手民”）打交道，后来也带我去看看。这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书籍是由这一粒粒的小铅字（活字）组成的版子印出来的。从此对于字架上那无数的小铅字产生高度的兴趣，时常省下果饵钱来，用一个铜元买两粒铅字带回家来打印在纸上为乐。
有一件事情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可能不理解，就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知识水平都还不及今天的小学生高，并不知道活字组版印书的技术是我们的祖先早在第十一世纪中期就发明创造的，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那时我从中学读的英语课本中仅知道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美因兹的印刷工人葛登堡（J。Guten－berg，1398一1468）所发明的。现在的小朋友们都知道活字版是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毕发明的，有的都能还出娘家来，说这个历史是写在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里。可是那时我虽已读过“四书”，读过“五经”中的三经半，竟然还不知道《梦溪笔谈》这本书。
直到将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F。Carter’s《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its Spread Westward》），才惊讶地了解到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时所激起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也可能是今天的青年同志们——幸福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不易理解的。我的青年时代生活着的上海还有一块纯然是由外国列强统治着的地区，尽管象我这样出身于中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也免不了受到外国统治分子的欺凌，在祖国大地上的街头上都挨到过外国巡捕的拳头。抑压着的民族自尊心同纠正过来了的错误历史认识——特别是涉及到我从小就有好感的小颗颗活字那东西的，就一时在情感上迸发出来，宛似活动着的火山找着了喷发口。
卡特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我最初买到的一部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清末广东陶氏的刻本。没有疑问，一读就着了迷。从此它就成了我要好的朋友。即使在我流离颠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它在身边（除了那坐牢的八年吧）。或者丢失了这个版本，又寻找另一个版本来代替。
读者也不要太奇怪，感觉我对《梦溪笔谈》起先那么无知。其实，当我青少年的时代，沈括这部伟大的著作在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远没有今天评价这样的高。全国解放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印过一个仅仅列名二十种的严格挑选出来的祖国文化珍异的书单，《梦溪笔谈》就名列前茅。可是，在二十年代出版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各收录了几百种主要古籍，却都轮不到《梦溪笔谈》占一席地。后来，《四部丛刊》出《续编》时，才收容了它③。作为“笔记”类型的书来说，在那个时期的“票房价值”，远没有《困学纪闻》高。
但是，两位有识力的老科学家很早就重视沈括这部著作中的科学创见、纪录和总结了。一位是气象学家绍兴竺可桢先生，他精详地研究了沈括其人其书，写出专门的论文发表在二十年代初的《科学》杂志上。一位是地质学家吴兴章演群（鸿钊）先生，在他的矿物岩石学文献的名著《石雅》里大量征引了《梦溪笔谈》的有关描述来加以论证。对照这些重要的著述，读沈括书中有关科学论述的篇章就容易理解得多，于是我常摘录一些写在《笔谈》的简端上。那时我还根本没想到要给《笔谈》做注释，但是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开了个“端倪”。
我随从伯伯（朴安先生）学了点文字学和校勘学。开始的认识，似乎这些只适用于先秦、两汉的古籍，唐、宋以下的书用不上。但是反复阅读《梦溪笔谈》以后，觉得也是要讲求校勘的。比如书中讲毕创制活字版那一条（第三○七条）里有“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一句，有的本子“文”字却作“木”字。究竟是“文理”呢？还是“木理”呢？就值得考虑了。又如论历法气朔交争、岁年错乱一条（第五四五条）里的“大尽三十日”一句，中间脱落了六个字，因而全文都难读通。后来根据各种证明确定这句应当是“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大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月，小尽即是小月），问题才得解决。这样就接触到了校勘这本书的课业。校勘又要同她的姊妹学科目录学和版本学交叉使用，联盟进军。年轻时分别从顾实老师（惕生）和陈乃乾老师那儿粗略学到一点的两门学问，后来都用上了，只恨学时漫不经心，没把老师的学问和方法真正学到手，噬脐莫及。
当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爸爸参加了《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他见我爱好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或古典文学都高，因而把《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我做。课余做点工作，既读了书，又挣到些钱，给自己添买了更多想置备的书。只是那时年轻，水平更浅，工作做得十分粗糙，现在讲来要脸红。不过确实借此得到钻研和磨练的机会，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的、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而这并没有疏远我同《梦溪笔谈》的友谊，相反地，使我对于沈括书中涉及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日后我试写《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一文④的基础。
青少年时代我的这个学习环境，好景不常。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得住在闸北的我的家，在一夕之间毁为瓦砾堆。当那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几十万册藏书遭到灾难性的大火毁作漫天蝴蝶飞时，我家父子两人积聚的尽管是微薄的但也有两大间房子的藏书都殉了葬。
这个打击可不小，不可能恢复。接下来是刚毕业的我就了业，为了生活，工作的性质不能由自己拣。《梦溪笔谈》我舍不得丢，可是要继续下功夫就全然没有那个条件和时间了。新的工作才搞得熟手时，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又变更了行当。在那民族斗争尖锐的严峻年代里，遭遇过暗杀，经历过追踪列车的敌机猛烈轰炸，总算命大，九死一生，死里逃生。⑤但是生活的不宁，工种的多变，使我无能再用心于学问。年青时候的美梦，支离破碎，剩下迷惘和调怅。
可并没有绝望。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进入空前稳定巩固、繁荣兴旺的时代。在我是前半生中从没有享受到过的。于是我下决心如如自己的愿。环境条件是个重要的因素，再加上有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推动了我。上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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