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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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象《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这样的书亦是三十八开本，但是，有谁嫌它开本小、不严肃呢？
　　　　我并非专门提倡小开本，不过是想借此一端来说明我们的装帧设计应该解放思想，百花竞异，不拘一格。

余时
书籍广告


　　　　抗战以前，我国的出版物往往有书籍广告。不仅杂志如此，许多的书也如此。抗战以后就大大减少了。解放以来，仅偶然看到少数的书在环衬上有。这大概和节约纸张有关，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我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书籍广告不仅有商业目的，而且也方便读者，增广见闻，不应削弱或取消。
　　　　如何恢复书籍广告而又不浪费纸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希望大家注意研究。

扬帆
劝君莫要乱买书


　　　　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天津轻工业学院来信，说今年的课本截止二月二十日绝大部分还没到。二月二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黑龙江红星林场的信，那儿的青年渴望学习外语，“广播电台曾多次播放英语讲座，可是我们没有教材”。
　　　　类似的事当然不止这两件，这说明了当前书籍的供需矛盾太大了。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四人帮”搞了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把知识的土壤变成了沙漠，现在有限的纸张和印装力量无法一下子湿润它。但读者买书的盲目性，同样也是一个原因。
　　　　以英语初级课本为例。《广播英语》、《电视英语》、电大《英语》、商务版《大学基础英语》、人教版《基础英语》、四卷本基础英语、商务版外院《英语》，还有理工英语，中学英语课本，再加上900句汉译注释，书店在北京发行的和北京有关单位、学校印刷的，总数已超过百万套，数倍于北京在学英语的人数。流到外地的，终究是少数，其中相当多的人学英语买了几种课本。这些课本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的，程度不一、快慢不一、教学方法不一。基础打好之后，多读几种辅助读物是必要的，有助于提高的，但是对于初学者在打基础的时候课本多了却相互干扰，反而不易学好。如四卷本基础英语，是英国习惯用法。900句偏重于美国习惯用法。这种差别对有一定基础的来讲，不费什么力，初学者却就是一种负担。
　　　　盲目性表现在一本书可以为水平相差极远的人所购买。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一说好，大家都抢。我询问了三十多个购买者，竟然没有一个说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十几个是为快进中学的儿女以后学习而买的，有为现在在学英语（都不是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一个是为自己在大学学英语的孩子买的，有一个是为已经学过许国璋英语第五册的孩子买的，有两个是为已从外语学院毕业的爱人买的。这么广泛的“通用性”，可见购买者的盲目性有多大。
　　　　有个同志有孩子在中学，有英语课，托人无论如何要买本《汉英辞典》。人家劝他不必买：汉英嘛。他总觉得有比没有强，还是买好。
　　　　除了英语就是数理化，见书就抢，根本不问内容适合不适合自己的需要。有个上过中学的同志为了辅导自己的孩子，是数理化就买。一天看见书店卖《李代数》，他也买。回家打开才知道根本看不懂。《算得快》出版不久，风靡一时，哪儿卖，那儿挤破柜台。这是本适合小学三四年级的书，很多被中学生的家长买去了。
　　　　有些书本来可以过几年再买的，有机会也“提前”买。有一个同志，他的孩子刚上小学，就为她买《数学竞赛集题集》和《物理学七百题》。有一对年轻夫妇，为两岁的孩子买了《一千○一夜》、《格林童话》、《邦斯舅舅》、《高老头》等书。讲这件事的时候，旁边一个同志说：“去年我也给我孩子买了不少，都包得好好的放着”。而她的经济并不富裕，孩子也还没有上学。
　　　　读者盲目买书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专制主义搞得没有书看。但也有发行上的问题。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书店征订通知上就讲这套书“专为非英语国家成人及学生学习英语而编写”，“从浅入深，语言通俗易懂”，“可供初学英语者及英语教学者参考使用”。就是没有讲这套书是用英语讲解的，适宜于开班当课本用。书籍和其他商品不一样，它的广告也要和其他商品有所不同：它总要一方面能吸引一部分人，一方面又要排斥一部分人，才能帮助读者挑选，减少盲目性。而我们的发行指导历来主要靠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总把书籍描绘得尽善尽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老幼皆宜。比如，翻译出版的一些外国中学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前，内容提要上都讲明是“供研究外国中学教学之用”，但现在这类课本，有的内容提要却说“本书可供中学师生和中等文化水平的工农兵读者、知识青年等参考”（科学版《PSSC物理》）。读者范围未免太广了，形成抢购，而到不了中学教师手里。学生多一两本理科参考书未尝不好，问题是印数有限，书给教师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在基本课本还不能保证的时候，还是先雪中送炭为要。只能吸引人、不能排斥人，是现在内容提要在指导发行上的致命弱点，出版社有责任对此改进。

汪家熔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肖乾译）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这是一百几十年盛名不衰的普及古典文学的读物，过去许多人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莎翁的。作者不仅对莎翁有研究，而且如译者所说，他们“写得一手好散文，并且具有孩子的眼睛和孩子的心”。作者对莎翁原作善于剪裁、选择，如译者指出，“他们虽然很注意简炼，然而为了帮助小读者对剧情理解得透彻些，在《哈姆莱特》中却不惜使用一些篇幅去说明王子为什么不马上替他父亲报仇。全书虽然严格尊重原作，为了适应读者的生活经验，在《太尔亲王配克里斯》中，却把玛丽娜被卖作妓女那段，隐约地用‘被卖作奴隶’一笔带过”。
　　　　这本故事集是选取了莎翁的二十个喜剧和悲剧改写的，如《威尼斯商人》、《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奥瑟罗》等都包括在内了。这些故事的社会意义，在译者前言中略有说明，可以帮助读者理解。
　　　　使我们有些觉得遗憾的是这次重印用了小三十二开本，看起来不太舒服；插图的印制质量也不太理想。


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观后


　　　　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的举行是非常及时，非常成功的。
　　　　我们经常听到出版界的同志，美术界的同志，以及爱跑书店的读者对目前书籍装帧设计的不满。包括我自己在内，时常是看到难看的书就骂，却不知道有这么多有才能的同志默默地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次看了展览会摆出的一些书，真使我惊喜，特别是过去从不注意的枯燥乏味的科技书，有不少很吸引人的有创造性的美好设计。试想，当此千千万万读者都正在为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向科学进军的时候，一本设计美好的书，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通过它的形、色、视觉形象，给人以美感。不论是捧在手里，或放在书架上，一眼便可从它的设计构思的特点认识这本书说的是什么，使你感到它是你身边最亲密的良师益友，这难道不好么？
　　　　总的来说，这次展览比较突出的成绩，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般化的老框框——如“四人帮”时只许用红不许用黑之类的形而上学和清规戒律，有所冲击有所突破，显示出敢于创新的生气；一是凡较好的书面装帧都开始注意到整体设计，即不但有好看的封面，还要设计好书脊，而不是一上了书架就都成为一排白纸黑字，还有翻开封面封底的环衬，前面的扉页，插页，里面的版式编排，字型大小，以及插图、题头花，如果是精装本还要有硬纸书套（函）、护封或腰带，所有这些设计都应为体现书的内容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在展出的精装书中，比较完美的设计都照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如《英汉计算技术辞典》（人民邮电出版社，王卓倩设计）护封用深淡接近的乳黄色条纹作底，中腰压上黑、金两条带，里面是米色布面，形成庄重堂皇而又明快的设计。另一本红色布面上长方块黑底题头烫金字，淡黄加宽金带的护封，用作《资本论》（特装本，人民出版社，张慈中设计）的设计是恰到好处的。《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钱月华设计）也是构思巧妙简洁完整的设计，副题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整个封面白底上用“之”字形红线勾出曲折道路伸向远方的简单图案，中间是朱德同志骑在马上的剪影照片铜版，黑色题字，封底也是白底红色“之”字形曲线，只用两套颜色解决了立意、造型、设色的全部需要；翻开封面封底的环衬用的是黄镇同志《长征画册》中的一幅画翻制阴文版（好就好在翻成阴文版），既给人以回忆革命道路的气氛，又有装饰效果。此外如《新中国出土文物》（外文出版社，李士设计）、《中国历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曹辛之、曹洁设计）、《敦煌彩塑》（文物出版社，仇德虎设计）、《红楼梦》（外文出版社，吴寿松设计）等等都是在装帧设计和印刷装订上达到一定水平的。

　　　　上面提到的科技方面的书本来是最难搞出什么名堂的，一般不是搞成繁琐的图解就是光板一条字。这次展览中一走进科技书馆，就有好多本书跳出来吸引我的注意。《示波器原理与检修》是在一块方的黑底上用红、绿、紫三色组成示波器原理的图案，上面是红黑两色的题头和出版单位，无论字型、大小、位置都运筹合度，虽是薄薄的三十二开平装本，也使人觉得富丽可观。《微波通讯》用微波天线的发射原理组成扇形和弓形图案。较大开本的《LC滤波器和螺旋滤波器的设计》则是选取国家规定的滤波器符号和滤波器频率特性曲线来组成图案，并用对比而又谐和的三种中间色重复三组交借叠印，形成节奏韵律感，它就不仅是科学内容的说明，而且是优美的装饰艺术。（以上三本都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王卓倩设计）又如《稀土》（冶金工业出版社，王耀忠设计）把十七种原素的缩写字母放在十七个小方格里，用不同的色彩组成图案，还要考虑到书名题头和这十七个小方块的编排、构图位置和虚实关系，技术上还要解决用少数套版经过叠印形成多种色彩效果的问题，是难度较大而又达到较好效果的设计。还有一本不能不提到的小书《邮票设计印刷工艺》只用棕色边和棕黑两色的标记图案

形成简单朴素、大方美观的封面设计，里面的版式编排也是考究的。

　　　　所有这些好的设计都不是轻易能达到的，都经过设计者的艰苦构思，学习和理解书的大致内容，广泛的搜集表现资料，以及反复试稿的过程。而且完成了设计稿以后，要实现出来印成一本书，还要经过不怕麻烦的劳动。以上所举几本书的卓越的设计者我虽并不相识，但听说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为每一本书都要亲自下厂，和工人同志一起研究切磋，配色配料，排版校对，才做出这样的成绩。
　　　　文学书和儿童读物中也有不少好的设计，如《外国文艺》（上海译文出版社，任意设计）丛书的封面是很巧妙的利用“外国”和“文艺”两词的第一个拉丁字母“W”组成上下相连的一组图案，每期变换不同的颜色。如果求全还可指出小小缺点，就是“外国文艺”四个中文字型如果用方体，就和整个图案和拉丁字数目字体更谐和统一了。目前许多文艺刊物每年都换封面，我希望象这样能抓住这个刊物特点的好设计永远不要改换，保持它的作为标记性的风格。此外如《黑潮》、《寥寥集》、《北方》、《艺海拾贝》、《姑苏春》，连环画册《三打白骨精》、《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都是较好的。但总的说来文艺书应更容易发挥设计的艺术效果，就这次展览的成绩比较起来，无论在质量或数量方面，在大胆创新和民族特色方面，文艺书都不算是很突出的。
　　　　说到民族特色，顺便一提，除开一些古籍的再版纯粹用中国线装形式外，有些企图体现民族形式的新书也常用画出来的线装或古锦之类的设计，当然其中也可能有好的，但有些设计者比较狭隘的理解民族形式，其实现代的民族风格可以广泛地吸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和中国现代生活中的素材，这里就不详论了。
　　　　有人认为目前纸张印刷都还紧张，只要能把书印出来就行，装帧设计差也照样有人买，这种说法对改进出版工作是十分有害的。书籍装帧不但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也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水平。现代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书籍装帧也应是实现四化的具体项目之一。我们不能等到完全实现四化以后有了充分的好纸和现代化的印刷装订才讲究设计，实际上是，就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在一般不重视这方面的书刊设计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展览会展出的一些已大量发行的优秀设计的书，就是我们现有物质技术条件可能达到的水平的最好证明。
　　　　自然我们不需要过多的精装书。虽然精贵材料会有较好效果，但并非好的设计都需要精贵材料。相反，一本普通纸张两套颜色的平装书可以成为完美的设计，而不适当的用过多繁琐装饰五六套颜色还加上亮晃晃的电化铝烫金（甚至一本书上同时又用金又用银）却是很失败的设计。目前确实流行用金过多，有人挖苦的说，不适当的用金就象四十年前的纨子弟为了显示豪华而镶上大金牙一样，用金过多只能说明设计者的技穷和领导思想的盲目追求豪华而已。有些普及的书设计并不坏，却也多余的用一套金，反而难看。又如有一本《二七罢工斗争史话》封面，靠书脊的左边是红黑两色的一把火炬，靠下边横排一行书题字，这行字如果是黑色的就正好轻重平衡，成为很好的设计，但偏偏却用了金色，在白纸上既不显著，又使边边上的火炬孤立地失去呼应的平衡，还白白浪费多印一套颜色。
　　　　这次展览的主办单位国家出版局和中国美协还根据广大观众投票意见和专家意见举办评奖，评奖的结果不止是对优秀设计者的表扬，也体现了提倡什么，发展什么。这次展览和评奖无疑对书籍装帧工作是有效的促进，因此说展览会的举行是非常及时非常成功的。
　　　
　　　　四月六日

郁风
关于读书种种（一）


　　　　
漫画
华君武
漫话三十年代书籍广告


　　　　我国的现代出版事业，在三十年代可说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虽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但是进步文化蓬勃发展，其威力之大，使一切反动文化为之黯然失色。特别在上海，形成了进步文化的中心，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鼓吹抗日救国的书刊。出版社、书店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销路，都很注意利用广告这个宣传工具，因此书籍广告，也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界的斗争。
　　　　那时，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总店设在南京，上海的分店门面也很大，但出的书反动落后、腐朽陈旧，很少有人问津。它虽然在《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