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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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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立即被热心的读者抢购一空。
《英语学习》所以这样受欢迎，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几年来“四人帮”在文化领域推行的“三光”政策，使广大读者无外语书可读，但是无庸讳言，也是由于《英语学习》本身编辑得成功，确实 是一本很有益的自学读物。这份刊物的编辑同志有着丰富的经验，了解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和困难，因此刊登的稿件能够适合读者需要，不只初、中级程度的英语学者感到篇篇可读，就是学了多年英语的人，翻看一遍，也能得到很有用的知识。
综观复刊后几期的文章，我觉得《英语学习》具有下列几点特色：
1，编排得体，内容多样，能照顾到不同程度的英语学习者。一部分文章显然是为初学者编写的，但是英语水平较深的人读起来也不觉得平淡乏味，而且往往还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另一部分文章探讨的问题比较专门一些（如《英语的否定形式和意义》、《of表示同位关系的一种用法》，均见1978年第3期；《英语中有关地区特征的同义词》1979年第3期），作者如果把问题铺张开来，完全可能写成一篇专论。但是照顾水平较低的读者，文章只抓住最实质的问题，去芜存精，而且写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根据刊物小、篇幅少的特点，《英语学习》发表的文章一般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这也是《英语学习》的一个特点。例如《漫谈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一文，只用了三页多的篇幅把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英语的人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提纲挚领地加以介绍，条理分明。其他如每期刊登的小问答、小知识，每期的英语歌曲，也都保持了广大读者喜爱的老《英语学习》的特点。
2，适合读者需要，反映新时期特点。复刊以后，《英语学习》连续发表了两组文章。一是对老革命家的回忆和老革命家自己写的诗文，一是英语学家谈学习方法。陈毅同志的《语重心长谈外语学习》一文更是兼有了一二两组的特点。向革命前辈学习一直是我国人民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在今天，这些老革命家受“四人帮”疯狂迫害的事实逐渐被揭露出来，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和怀念。《英语学习》刊载这些文章的意义是深刻的。至于指导英语学习的一些文章，一些英语学界的前辈或者以亲身体验，或者根据英语特点，指明学习途径，对于初学外语的人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今天国内学习英语已经形成一股热潮，但是学习任何一门东西只凭热情、缺少办法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最近香港报刊对我国学习英语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也反映了我们不讲求方法的时弊。《英语学习》今后在这方面仍然可以继续组织一些稿件，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如何阅读科技英语、如何扩大词汇、提高阅读或翻译能力等）进行讨论，也可以邀请一些学习有成果的年青同志谈一下个人体会。
3，注意英语发展，介绍现代英语。语言同任何事物一样，也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除了作为文学欣赏可以阅读一些老作品外，我们现在学习英语当然要学习现代英语。王佐良同志的《介绍一本口头文学作品》（1978年第2期）通过对美国特克尔的《工作着》一书的介绍，说明了当代英语的一些特点，从用词、句型直到修辞手段，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配合这篇文章载于1978年第3期的一节《工作着》的选录（《Grace Clements》），如果注释更为详尽一些，选择若干例证作为前一篇文章的阐述和补充，两篇文章就会相得益彰。Pat Adler的《Some Interesting Difficulties》从一个以英语为本民族语的教师角度指出我国教材中的一些问题，给我们打开了眼界，尽管其中有些点还是可以展开讨论的。David Crook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英语学习》的老撰稿人。他写的文章生动有趣，读起来既增长了知识，又是一种语言的享受。从1979年起连续发表的《Let’s Modernize Our English》（已刊登了三篇），使我们注意到当代英语的发展变化。他收集的例子都是第一手材料，对研究英语的人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希望他继续写下去，使我们了解到当代英语中更多新的东西。
关于《英语学习》的特点还有不少可以谈的，值得推荐的文章也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为了把这个读者喜爱的刊物办得更好，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编者参考。
期刊杂志之不同于一本专著书籍，在于它的内容五花八门，在一个总的原则宗旨下，必须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要和爱好。《英语学习》除了具有同一般期刊共同的特点外，还有一个读者不同英语水平的困难（且不谈学习科技、文学或语言的不同对象），需要编者认真对待。前文已经说过，编者在这方面化费了很大工夫，努力做到使大部分文章都能够为读者阅读、吸收。但是要使刊物的更多文章发挥作用，似乎还可以再多想一些办法。如果条件许可，把《英语学习》分为甲乙两种，各自针对不同水平的对象，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目前条件下，编者是否可以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初级水平读者身上。这样做并不是要求刊物压缩较专深的稿件的比重，更不是降低刊物水平，而是要求刊物在技术上略做一些改动。譬如前面谈到的《工作着》一书的评介，对援引的例句如附有一定的解释，Crook等人用英文写的文章如果加一些注解，再如多登一些对照的文章，这样，在编辑方针同稿件取舍上完全不变，就能使只有初级水平的人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很大一部分篇幅也就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了。
另一个问题是，在编者心目中，许多英语语言现象、语法、语音问题文革前的《英语学习》都已介绍过，似乎不必再重复。因此，复刊后的稿件，如果再探讨同一问题，就只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或者阐述大问题中较为细小的项目。且不谈《英语学习》的大多数读者——英语学习者的新的一代——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作法本身是否会把编者的手脚束缚住，门路越来越小呢？由于“四人帮”破坏文化的浩劫，目前在各单位的图书馆里过期刊物都有很大损失，更不要说存于个人手中的了。而文革前《英语学习》发表过的文章有不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例如系统介绍英语时态等语法现象的文章、张冠林及Crook写的练习语音的文章、介绍阅读英文报刊、介绍英美人名地名、如何查字典等知识性文章，不只初学英语的人需要知道的，就是英语教师也需要不断参考。）鉴于这种情况，《英语学习》似乎可以做两件事：一是仿照英国出版的《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的办法，把过期刊物的一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做为刊物的丛刊。一是选择一部文章重新发表，文字和例子可以做一些修改，原貌则保持不变。这样做对于没有阅读过早期《英语学习》的读者帮助是很大的。
《英语学习》过去很注意使刊物编排得生动活泼，经常附有照片、插图。今后也可以刊登一些中外的图片、漫画。另如选登一些幽默文章，定期举办征文，翻译竞赛，及早恢复问答栏等，这些都是老《英语学习》的传统，也都是读者们热心希望恢复的。
傅惟慈
出书也要“挖潜”
向四化进军，固然要筹建一大批新的工矿企业；但是，对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却是当前发展生产最有效的措施。我以为这个精神，对图书出版工作也适用。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淫威之下，新书写不出来，旧书不准再版，书林凋落，万花纷谢，严重的“书荒”，迄今尚未缓解。怎样解决这个供需矛盾呢？积极组织编写新书，力求增加新书品种，固然重要；而注意“挖潜”，让一大批已经出版的优秀图书，得以迅速重印或修订再版，也是当务之急。
去年春天，我国出版界曾经集中力量，很短时间内重印了几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在“五一”节发售，使书籍市场顿显活跃。这种做法，备受读者称誉，说明图书的重印和再版工作确实应该重视。我们不妨算一笔帐，就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来说，出版各类图书不下二十万种，如果保留节目有十分之一，也就有二万种，足见大有潜力可挖。“保留节目”这个词儿，过去也曾经被人鄙弃过，似乎同“创新”不两立。其实，物质财富要靠积累，精神财富更要靠积累。图书是人类积累精神财富的重要工具，保留节目越多，表明精神财富的积累越丰厚，新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越坚实，有何不好。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一样。一双鞋太破旧了就不能再穿，只好弃置，所谓“弃如敝屣”。一部优秀著作，则有永久保存和使用的价值。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千百年来，辗转翻刻，久而弥新。出版工作如果不注意再版，象“猴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没有保留节目的积累，那我们的文化生活，岂不成了茫茫白地！
让一部基础较好的著作获得再版的机会，经过群众的检验，修订补充，是提高书籍质量的重要办法。特别是那些费好大力量组织编写的成套的图书，如果抛弃原有的一套，另起炉灶，不仅旷日持久，质量也不一定比原来的好。例如1961年开始，由胡愈之同志主编的《知识丛书》，编入了很多介绍基本知识的优秀著作。“四人帮”攻击为“大毒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这样的《知识丛书》，在向四化进军中非常需要。如果以这部丛书为基础，修订再版，充实提高，比另起炉灶新编一套，实在事半功倍。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因此，我恳切地呼吁我们的出版社，都能对已出版的图书再加清理，看看哪些可以重印，哪些修订再版，来一番挖潜、革新，让更多的图书问世，这对读书界将是一件好事。
雨辰
要有序跋
一位朋友寄来了几本书。巧得很，这几本书都没有前言、后记。仅有一本，印了小小一段出版说明。于是，我留心起近两、三年来出的新书（包括旧书新印），发现这样无序无跋的书，象《东方》、《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等，真是不少。
读者拿到一本新书，就好比同一个陌生人刚刚见面，很想简要地了解一下对方的来历和来意。即便是旧书重印，人们拿到它，也象旧友重逢，要知道新版与旧版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重印等等。所以我们看书，大多喜欢从前言或后记看起。特别是一本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书，倘若前后光秃秃的，读者一捧上手，就难免象抱着一个“闷葫芦”。
因此，书不能没有序跋。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著者译者要有处处为读者着想的精神。鲁迅先生是重视书的序跋的，他每印一部书，尤其是外国文学，必有前言或后记，不少书既有前言又有后记。如印《铁流》，他就托人译出原序，印于卷首。这是我们的好传统。
我还想，序文也可以来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本书不见得只要一篇序，可以让不同的人去写。大家看的时候，也好有个比较。
张映朝
恢复合同制
近来，常常听到有人给编辑加上“老爷”的尊号，心里颇不以为然。试问：百花园里姹紫嫣红，哪能没有编辑的扶持？作为党领导下的出版工作者，比拟之于“园丁”，或者差近，“老爷”之，实不敢苟同。
然而，也听说一些怪现象。如某编辑部向某翻译家约稿，旦夕临门，急如星火，言词恳切，出版，么？“不成问题”。译者于是乎穷业余之精力，搔首捋须于灯下，成若干万言，欣然交卷。却不料手稿从此音信全无，春去秋来，又到了柳絮槐香的季节，仍是石沉大海。译者开始沉不住气，打听一下，回答是：尊稿拜读，极好极妙，可惜因为虽然不过所以，只好转到××编辑部去了。译者循此线索追踪下去，愈追愈渺茫……
而这情况却居然绝非个别。似此看来，“老爷”之竟良有以也。
文字工作，又称笔耕，要绞脑汁，斑双鬓，滴汗水的，是种生产精神食粮的劳动。目前这类“劳动力”还远非足够，应加爱惜。当其始也，头脑发热，四面出击，及其终也，若无其事，弃如敝屣，此种作风，何以取信于人？不加改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能无碍吗？
话说回来，王熙凤讲得也对，各有各的难处。编辑工作辛苦，人所共知。再好的计划，也有个改变调整。还有稿件的质量如果存在着问题，也是不大好办的。但是，无论如何，后果全由“劳动力”承担，总是不大公平吧！
据说过去有种“合同”，约稿时签定。由于合同有约束性，可以使双方更慎重，更负责任，看来是种好办法。办法既好，何不早日恢复起来？如果过去的合同制有些缺点，也可以设法改进。
黄仑
从开本谈起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陈大远同志的散文集《安徒生的故乡》，一见到它那比小三十二开本还要短而窄的袖珍模样，便想起十几年前这家出版社精心出版的一套散文丛书：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孙犁的《津门小集》……。这套散文丛书开本统一，设计风格也很和谐，色彩淡雅，纤巧秀丽，摆在书店里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
可是，就为了这开本和装帧设计，前些年也曾经受到了批判，理由是没有反映阶级斗争。
封面设计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呢？于是当时的书籍封面几乎全都变成了红海洋，不是红旗，便是握紧拳头的人物画像，也有直接画枪炮的，结果把封面装帧搞成一个颜色，一个式样，抹杀了装帧艺术的特性。至于开本，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说，这就叫反映了阶级斗争，这简直是政治上的一种庸俗化。
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散文丛书，冲破了禁忌，勇敢地恢复了小开本的装帧设计，表现了编辑工作的认真和精益求精的作风，也反映了一种革新精神和标新立异的胆识。这是值得发扬的。听说，他们还要把过去出版过的三十二开本的叶圣陶《小记十篇》等也改排成小开本，纳入这套散文丛书之内。同时出版社为了坚持这套散文丛书的小开本和抒情风味的装帧设计，也曾经作了许多努力和艰苦的工作。这本身对那些怕麻烦，图省事，马马虎虎，无所作为的出版家来说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
书籍的开本完全可以根据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年，巴金同志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少年读物小丛刊》、《翻译小文库》时，不都是装帧各异，开本不同吗？特别是那套《翻译小文库》，尽管是三十八开小本，淡绿色的封面，仿宋体的书名，道林纸印的作者像，序跋齐全，校对认真，不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我还藏有巴金的《死去的太阳》和他翻译的《薇娜》初版本，前者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后者在一九二八年，全都是厚达二百余页的三十八开本，并不显得小气和轻薄，也没有妨害了钱君施展他的装帧艺术才能。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记得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象《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这样的书亦是三十八开本，但是，有谁嫌它开本小、不严肃呢？
我并非专门提倡小开本，不过是想借此一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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