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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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象闯下了滔天大祸，不断遭到批判、打击，而最后被残酷迫害，终于死于狱中，甚至连骨灰都不知去向。荃麟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含冤死去的老同志，想起这些，怎能不令人感到悲愤呢！当然，这是“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残酷统治下的产物，是没法用常情来衡量的。但是这样令人发指的悲剧，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永远铭刻在心头，再也不允许它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土地上重现了。
　　　　　　当年扣在荃麟同志头上的罪状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所谓“现实主义深化”论，就是十分严重的一条，也是“四人帮”拼凑的八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
　　　　为什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就会成为一条大逆不道的罪状呢？剥去“四人帮”横加在这个论点上的许许多多的歪曲和诬蔑之词，我们就会看到：一九六二年荃麟同志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这个看法，无非是针对当时的创作实际状况，感到不少作品革命性较强，但现实性不足，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人与人的关系和斗争过程的描写，都比较简单化，　　因此他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要求作家更深刻地去研究、分　　析、概括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矛盾，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艺术作品强大的感染力量是从生活中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荃麟同志在当时的讲话中，有一段曾被“四人帮”横加诬蔑指责，并作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根据的，这段话原文如下：
　　　　“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更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茅盾同志说的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高度，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罗曼·罗兰说：‘高尔基是从黑土里生长起来的，我自己是从外面扎进去的。’柳青、赵树理、李准、刘澎德在农村中生活的基础都是厚实的。除了熟悉生活以外，还要向现实生活去突进一步，认识、分析、理解，这是大家所追求的。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
　　　　任何不是怀有偏见或居心叵测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一是希望作家们有厚实的、黑土般的生活基础；二是要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分析、理解现实生活，把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和高度统一起来；三是指出立足于这样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就会是强大的，而不是虚浮的。这样的见解，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并没有什么错误，更不用说什么罪过了。
　　　　然而，怪就怪在这里，这些完全符合创作规律的看法，不仅遭到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而且经过林彪、“四人帮”完全不顾事实的歪曲和诬蔑后，竟被无限上纲、上线，扣上了大得吓人的帽子，罗织为致人于死命的罪名。
　　　　其一曰：反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荃麟同志分明说现实主义应该是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这和周总理所指出的：革命现实主义是基础，革命浪漫主义是主导，是完全一致的，这又有什么错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创作上有很多教训。只要回顾五十年代末期的某些创作，不就是因为远离了生活的真实性，远离了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而任意胡思乱想，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荒谬观点，并以此作为革命浪漫主义，终于造成这类虚伪浮夸的作品，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力，“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鲁迅语）到了“四人帮”时期，一些所谓“创作”，为了给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舆论，就更是恶性膨胀，把说谎话、大话、空话、废话冒充为革命浪漫主义，不仅败坏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声誉，令人觉得面目可憎，望而生厌，而且也把创作引到濒于毁灭的绝境。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诬陷是根本不值一驳的。
　　　　其二曰，荃麟同志的观点，实质上是提倡作家“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这又是大得可怕的罪名，但这也不过是他们一贯虚构罪名的惯技。在荃麟同志的讲话中，曾反复强调说：“在方向上决不能动摇。人民公社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解决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关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任何事情都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没有人怀疑集体化的方向，但是必须看到这条道路是长的、复杂和曲折的。……搞创作的，必须看到两点：方向不能动摇，同时看到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没有后者，现实主义没有基础，落了空；没有前者，会迷失方向，产生动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问题，是革命理想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这是我们作家在当前形势下的责任。”这样明白晓畅的语言，在“四人帮”笔下居然完全被歪曲为根本相反的意思，人们不能不在“四人帮”这伙恶讼师的丑行面前叹为观止。的确，荃麟同志曾经提出要注意“农民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地去认识、了解、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毛主席曾经同样指出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描写农村，不去深刻地认识、了解、分析、研究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斗争，当然就谈不到正确的反映，更谈不到如何发挥文学的教育作用，因为任何肤浅的、表面的、或虚假的作品，决不可能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并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已为创作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更何况荃麟同志还曾十分明确地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写资产阶级浪子，写他本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那时写内部矛盾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是为了动摇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我们写人民内部矛盾恰恰相反，是为了巩固和保卫我们的社会基础。”试问，从这样的观点中，有哪一丝一毫是提倡“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呢？俗谚说：朝空中吐唾沫的，只能落在自己的脸上。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诉我们力图拉历史、拉人民倒退的人是有的，但并不是象荃麟同志这样毕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干部，而正是不择手段以打击诬陷为业的林彪、“四人帮”这一伙不齿于人类的阴谋家、野心家。
　　　　其三曰：荃麟主张“以小见大”，“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一粒米看大千世界”，就是提倡写“平平凡凡”，就是“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这又是一个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荃麟同志在这里所想探讨和说明的，本来不过是短篇小说应该如何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何按照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去概括现实生活，如何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绘，达到更高的、更深刻的概括。这和“堵塞”“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又有什么相干呢？事实恰恰相反，荃麟同志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生活是现实主义的基础”。他不仅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而且还要求作家应该有观察力、感受力、理解力和概括力。这些十分中肯、十分精辟、十分值得作家们思考的见解，怎么会有“堵塞”“同群众结合的道路”的可怕罪过呢？其实“堵塞”的理论是有的，那并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所推行和鼓吹的什么“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高大全”、“三突出”之类。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只要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套“模式”去写就行了，就能完成他们的“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任务”了，还需要什么“投身于火热的斗争”，走什么“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呢？
　　　　林彪、“四人帮”一伙，用这种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卑劣、恶毒的手法，迫害荃麟同志，反对文学创作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对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作家深刻地研究现实中尖锐复杂的矛盾，说穿了，无非是要把文学变成他们一整套反动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妄图磨灭革命文学的战斗锋芒，剥夺革命文学和一切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威力，取消文学通过深刻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来教育人民的权利，以利于他们搞乱人民的思想，愚弄欺骗人民，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并为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做思想上的准备。对荃麟同志的残酷迫害和对包括“现实主义深化”论在内的所谓“黑八论”的歪曲、诬蔑与“批判”，不过是他们整个血腥阴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罢了。
　　　　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诬陷绝对变不成真理。如今，荃麟同志的沉冤终于昭雪了，强加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诬陷之词，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澄清。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逃不脱为“天下戮”的下场，荃麟同志为社会主义文学所作出的巨大劳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七九年五月二日

丁诺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书讯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撰，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以编年体记载了北宋的历史，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编。撰写人根据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及各家野史、家乘、行状、志铭等材料编撰成书。全书今存五百二十卷，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止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一○九八）。字数多达七八百万，为研究北宋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由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教研室整理，进行了标点、校勘。已出第一至第三册，第四册以后各册将陆续出版。　　（华）
　　　　　
　　　　新校本《陶渊明集》，逯钦立校，中华书局将出。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文风格冲淡，在崇尚辞藻对偶声律的六朝文坛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昭明太子肖统特别推崇他，称其“辞采精拔，独超众类”。他的作品，深深影响到后世许多的作家。在东晋政治动乱的年代里，他又曾写出了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诗文，在其生前已有人抄传。自齐、梁迄于宋、元，屡经补辑、校订以至注释，刊刻十分丰富。《陶集》传世既久，文字上的舛误也就相当严重。这给过去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少麻烦，使得一些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今天要对陶渊明做进一步的研究，自然应该先把以往驳杂纷歧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和分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本《陶渊明集》，是吉林师大逯钦立教授的遗作，它以元刊李公焕笔注本为底本，与宋、明各本及诸类书精心比勘，正文择善而从，异文巨细并录。校者对于字句的取舍虽未必处处允当，然其一得之见，往往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至于广搜博采的异文，则又可以使研究者省去许多翻检群书的功夫。
　　　　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者参考，新版《陶集》还有简明的注释，并附载逯先生研究陶渊明的两篇专著：《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
　　　　　
　　　　《初唐诗》（英译本），斯蒂芬·奥文译，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售价美金20元。
　　　　中国的唐诗，在一般汉学家中一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618—713）；盛唐（713—760），以王维、李白及杜甫为主；中唐（760—840）；晚唐（840—906）。本书作者专门论述初唐诗，认为这一阶段在唐诗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从六朝诗的衰落，逐步过渡到盛唐期新诗体的初兴时期。
　　　　斯蒂芬·奥文对初唐时期的诗歌，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宫廷诗及其反对派”，叙述宫廷诗的特点，即禁止表达个人的强烈情感，华丽的词藻胜于直接叙述，就　　　　　　　　　　　　　　　　　　　　题赋诗，与对仗工整等等。这种诗体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严重影响了中国诗的发展，到七世纪初才有反对派出现。第二部分为“叛离宫廷诗”（660—670），主要叙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认为他们创立了自我表达的新诗风。第三部分叙述陈子昂全部摈弃六朝的影响，主张更为健康与表达个人情感的诗风，并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第四部分叙述武则天与中宗朝的御用诗人（680—710），作者对这一时期比较重视，认为即使是宫廷诗，也开始转变为表达个人情感，并以沈期与宋之问的作品为例，说这二人使律诗的发展与完整，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五部分“向盛唐的过渡”，认为此时期的诗风，更为平易，而且以描写个人的感受为主。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詹姆斯·哈吉特教授评介本书用中英文对照印刷，是其优点，使读者可以兼读原诗，并认为奥文此一译作是研究中国初唐诗的一本标准著作。　　（安）
　　　　　
　　　　《李清照诗集》（法译本），梁佩贞（音译），法国加里玛出版社，1977年，179页。
　　　　　
　　　　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伟大的女诗人，她的诗词清隽而又具豪情逸思，可惜的是她的大部份诗词均已散佚，今所传的不过寥寥数十首而已。郑振铎先生曾说，“这个损失，大有类于希腊之损失了她的最伟大的女诗人莎孚（Sapho）的大部分作品一样，然即在那些残余的‘劫灰’里，仍可充分地见出她的晶光照人的诗才来”。
　　　　法国1978年11月的《书籍月报》介绍这部法译本时说，“这些诗词出自一个妇女的手笔，结构变化多端。译文质量也很高。李清照（1084－1141年）的一生坎坷多难，很少幸福。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她常常跟她那位也是诗人、热爱她的丈夫分居两地，寡居了四十二年。她内心忧愁，生活上也艰辛困苦；在异族入侵时，她不得不象她的许多同胞那样流徙四方以避之。就是这些情感，这些从生活变幻之中产生出来的感情，织成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使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中国优秀的诗篇往往翻译过来仅是原作苍白无力的反映，而这本译作却十分谨严，使我们对梁白清女士的成功颇为折服。书前冠有前言，并附丰富的注释，这对西方门外汉了解原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梅）
　　　　　
　　　　《北方领土资料总览》，日本行政资料调查会北方领土返还促进部，1977年，579页。
　　　　　
　　　　北方四岛是当前日本人民最关心的大事。由于苏修长期霸占日本的北方四岛，建立军事基地，谋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且掠夺日本领海的渔业资源，引起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愤。苏修头目无视日本人民的迫切愿望，避开北方领土问题，提出缔结苏日和平友好条约和长期经济合作协定问题。在《前言》中对苏修的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给予当头一棒，并断言：日本人民不听信花言巧语。要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首先要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日本众、参两院冲绳及北方问题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稻富棱人、冈田广，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弘等人均为此书写发刊词或推荐的话。
　　　　此书收编介绍北方四岛的文章、历史资料以及各政党的态度等，是为了在日本国内掀起更广泛的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运动而出版的。　　（宋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