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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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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幻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大仲马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最主要表现。
任何唯心主义都必然要导致相信灵异。大仲马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明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而他偏要主人公拥有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明明只有反动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量财富，而他偏要正义者成为最大的富翁；明明金钱只能作恶，而他偏要金钱行善。为了使这一切违反现实的事情显得“天经地义”，他便请出上帝：是上帝从天上掷下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让它落到正义者手边，用它去罚恶赏善。邓蒂斯原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可以使我相信他的存在。”但是，自从他奇迹般地获得狱友馈赠的世间“闻所未闻的绝大财富”以后，他不但信仰起上帝，而且俨然以“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自命了。基度山伯爵每一次赏善罚恶，都是按照“上帝的伟大计划”行事的。随着他赏善罚恶行动的进展，小说笼罩着越来越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氛。全书结尾，大仲马甚至通过基度山伯爵之口劝告人们：“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这种宿命论的说教，更是荒谬而又有害。
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按照本阶级的理想塑造英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大仲马赋予了基度山伯爵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超人意志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基度山伯爵是“超人”，他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甚至能起死回生，预卜吉凶。他又是阴谋家，他的某些行为，例如教唆维尔福的妻子下毒，结果害死老仆和儿童，不仅超出了复仇的限度，而且做法也极其卑劣。
对《基度山伯爵》思想内容上这些严重谬误，我们必须给以有分析的批判。但是总观全书，毕竟瑕不掩瑜。
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性问题，首先要指出，大仲马是个报章连载小说家，《基度山伯爵》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专为报章连载而写。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艺术特点。
报章连载小说受两种因素制约：第一，它必须面向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适合他们共同的爱好，而读者大众的共同爱好是听故事；第二，要使爱听故事的读者们每期都“有所得”，它必须有大量连续不断的情节。
小说《基度山伯爵》正是以情节取胜。它充分显示出大仲马设计情节和编排故事的出色才能。蒙冤的主人公入狱后是死是活？越狱后能否报仇，如何报仇？这是读者最关心的。大仲马就紧扣着这条主线，密布下一连串的情节。在婚筵高潮上，邓蒂斯突遭飞来横祸；在绝望的死牢里，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遗产；在罗马广场上，临刑的犯人当众从绞架上得救；在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腥风血雨；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可怖之夜；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受敲诈的大快人心的场面……数以百计的这类精彩情节，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不给人荒唐之感，以强烈的吸引力牵动着读者步步入胜。
在这部小说里，很少大段的心理描写和长篇的景物描写。它基本上只有两种要素：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但其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缺少性格特征。大仲马这位早年曾以戏剧创作闻名的作家，极善于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试看第一章《船到马赛》。抵达港口的邓蒂斯和邓格拉司只不过分别同前来接船的船主交换了三言两语，然而他们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性格已跃然纸上。小说也不因此而使人感到背景空虚。因为随着主人公的奇遇，一忽儿是阴森的地牢，一忽儿是光怪陆离的匪窟，一忽儿是人迹罕到的海岛，一忽儿是大都会巴黎，一忽儿是狂欢节的罗马，一忽儿是备受战祸的希腊，场景不断变迁，使得全书的地方色彩和环境气氛显得相当浓烈。
作为讲故事的能手，大仲马写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但决不雕凿，决不追求绮丽的词藻或故作艰深，而是力求明晰、流畅。
总之，《基度山伯爵》并不具备高超深奥的哲理、光焰万丈的气势、详征博引的史料，它只是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普通人关于善恶的人之常情。“通俗小说”——资产阶级轻蔑地这样称呼它。“通俗小说”——我们也这样称呼它，但带着赞赏的意味，因为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书。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给伊·亚·格鲁兹节夫，第84页。
② 见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和梅林《马克思传》。
③ 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
④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⑤《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⑥《马恩论艺术》第3卷第78—79页。
⑤《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张英伦
《李四光文集》
李四光同志是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他首创的地质力学，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地震的预测、地热的利用，特别是我国东部新华夏系各大油田的发现，起了重要作用。
在李四光同志逝世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的李四光遗著整理小组，曾整理了部分著作。在此基础上，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地质力学概论》、《天文·地质·古生物》、《中国第四纪冰川》、《区域构造分析》、《旋扭构造》、《地震地质》、《地质力学工作方法》等书；地质出版社出版了《论地震》和部分内部讲话材料。
但据初步了解，李四光同志关于地质科学的论文、专著有一百八十余种（篇），数百万字。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关于地震、古生物的，特别是关于科的，一般都用英文发表，散见于国内外地质科学刊物上，或以单行本出版。中、后期主要是有关冰川和地质力学的著作，有以英文发表的，也有以中文发表的。这些著作都应该收集、整理，予以出版。
现在国家地质总局已成立《李四光文集》编委会，收集、翻译和整理这些著作，将依发表时间为序，分为若干卷出版。
编委会以李四光的学生、地质科学家许杰同志为首，参加者还有李四光的学生、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孙殿卿同志和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同志等。编辑工作者有地质力学研究所、国家地质总局规划院、武汉地质学院地质力学系等的有关人员。
《根》
1976年秋，美国出版了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自称他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一个从非洲西海岸被白人奴贩子掳到北美当奴隶的黑人，描述了他在非洲的自由人生活，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奴隶制下的苦难历程，以及这个家族获得自由后的经历。这书一出版，就成为烩炙人口的畅销书。同时，它也引起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关于《根》的问题，是一个带有高度社会意义和学术性质的事件，值得研究和探讨。
三本畅销书，一个老问题
《根》的主题，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争论最烈的一个论题。
从十七世纪初第一艘载着掳自非洲的黑人的运奴船驶抵北美洲海岸以来，迄今三百多年，黑人奴隶制和黑人受压迫的现象就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早在独立革命前，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个逆世界历史潮流的社会经济制度。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制度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维护奴隶制的反动势力和反对奴隶制的进步势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反复较量，无穷的舌战和笔战所未能解决的，最后由真刀真枪的流血战争解决了。1861—1865年一场空前酷烈的国内战争，结束了这种“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①。然而，奴隶制的阴魂却象一团不祥的乌云，从来没有从美国大陆的上空消散。有形的枷锁不存在了，无形的枷锁——对黑人的压迫和歧视——仍然沉重地压在美国黑人的头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耻辱”②。奴隶制是美国老大难的种族关系问题的历史根源。因此，虽然奴隶制已被废除一百多年之久，今天它仍具有现实意义，是人们所极为关注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题目。
三百多年间，围绕着黑人奴隶制的争论而产生的政论和文学作品不可胜数。在美国文学史上，以奴隶制为题材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类别。它们的观点和色彩尽管千差万别，但总的可以分为揭露、谴责奴隶制的和歌颂、辩护奴隶制的两大类。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可以举出三本代表作：一本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飘》，第三本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本《根》。这三本书，就其对各自时代的冲击来说，都是奇迹式的，它们不仅风糜了美国，而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虽然这三本书有着共同的题材，但它们的态度和观点却大相径庭。《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现在美国内战前十年，它从基督教博爱思想和人道主义出发批判了奴隶制。虽然它的主旨并非倡导以革命方式消灭奴隶制，而是规劝奴隶主放下鞭子，但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爱憎剖露了奴隶制的野蛮残暴，对于北部的废奴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无怪林肯开玩笑地恭维它的作者斯托夫人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奴隶制废除七十年后，出现了《飘》。这本名噪一时的小说从赤裸裸的反动奴隶主立场讴歌内战前南部生活，对被打倒的奴隶主寄以无限同情，成为美化奴隶制的所谓“木兰花与班卓琴流派”的顶峰与楷模，因而受到反动势力的喝采。四十年来，尽管有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哄抬，使之成为“一切时代的畅销小说”，但没有人否认，它是透过奴隶主的眼光来看奴隶制的，因而是地地道道的反动翻案文学的代表作。又过了四十年，《根》把《飘》翻过的案重新翻了过来，再次对奴隶制进行揭露控诉。这三本书所走过的“之”字形的道路，约略地勾划出了历史潮流的趋向。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循环。《根》的时代背景，比起前两本书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纵贯着几百年关于奴隶制的是非的争议，横联着黑人解放运动近期的发展和前景。因而，有关《根》的讨论，超出了一本书的范围，牵涉到许多社会、学术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践检验的课题。下面仅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根》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
在讨论《根》时，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根》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历史，还是小说？是一个单独的黑人家族的故事，还是美国奴隶制度史？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由于《根》的出版者和宣传者们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本分明是文学创作的书算作非小说的历史书籍，并且把它的意义抬高到代表全体美国黑人的经历，这就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现有的一些对《根》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提出的。但《根》并非科学著作，它虽然部分地反映了黑人奴隶的苦难，却并不能概括二千多万美国黑人几百年经历的全貌和实质。如果从实际出发，承认《根》是小说，那就允许虚构和想象，而不必深究材料是否完全准确和立论是否绝对科学。如果承认《根》仅仅是一个单独的黑人家族的故事，那就允许有特殊性，而不必要求它具有代表全体美国黑人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根》作为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从一个黑人家族的遭遇和感受来反映奴隶制，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谴责和控诉压迫者和人压迫人的制度，把白人种族主义的历史观颠倒了过来。它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的故事表现了被奴役者的痛苦和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批驳了那种广泛流传的把奴隶制描绘成田园牧歌的乐土，把奴隶表现为乐天知命、俯首帖耳的奴才的反动谰言，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从这一点上说，《根》继承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废奴文学传统，并有所创新，在美国文学史上应占一定的地位。但是，如果把这本书的意义拔高为全体美国黑人民族的历史，夸大哈利所探索的“根”的普遍意义，并且把它看成是解决美国黑人现实问题的正确出路，那就言过其实，反而起到相反的影响。
“根”在哪里？
贯穿着《根》全书的一个主题思想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而奴隶制最大的罪恶，是不让黑人知道这一点。哈利说，“我们因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因此，黑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找到自己的“根”。
哈利经过十二年的苦心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十八世纪非洲的村落和祖先昆塔·肯特。显然，他是把十八世纪非洲的生活理想化、浪漫化了。作为文学作品，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哈利的意图是要打破那种把非洲人诬蔑为半人半兽低等动物的“人猿泰山”式的捏造，而还其人的尊严和价值，他的出发点和大方向是正确的。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他的祖先——非洲劳动人民，抒写了他们如何英勇顽强地同大自然搏斗，团结一致，爱护集体，尊重传统，珍惜自由，严格地教育训练年青一代等优良品质。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少年昆塔这个朴实而饱满的人物形象，刻画了他充满青春活力的个性，他对生活和自由的热爱和憧憬，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全书精华所在，堪称美国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珍贵篇章。
但问题还要回到“根”这个主题思想上来。非洲是否就是美国黑人所梦寐以求的“根”？找到了这个“根”，美国黑人求解放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固然，美国黑人和非洲有着渊远流长的血缘和传统的联系，他们无疑应该知道并且尊重自己的非洲起源。但非洲只是美国黑人人种学上的“根”，而不是社会学上的“根”。几个世纪在异国土地上受异族统治的历史，在美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共同的命运和斗争，已把美国黑人组合为一个新的民族，面对着不同于非洲环境下的新的问题。欧美有些研究者认为，黑人的处境之所以比一些欧、亚少数民族后裔更差，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族传统和文化渊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美国印第安人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传统，他们却从北美大陆的主人沦为频临绝种的民族，遭遇尤为悲惨。可见，割断民族传统，并不是统治阶级奴役被压迫民族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方式。美国黑人之横遭凌虐，不应归因于他们对自己的非洲起源缺乏知识和自豪感，而是由于美国奴隶制及其恶果——种族压迫和歧视，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这个双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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