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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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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是爱称“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义,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他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关于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贞。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双亲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许多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参加红军的妇女也同样,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理,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ong zhi”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贞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遗留着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贞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贞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做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实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们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还记得我吗?”
康克清微笑地答道:
“怎么能忘记你这位老朋友呢?最初到延安访问我们的人中间,你就是一个。在战争中,你为我们尽了很多力,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那时她曾对我这样解释: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计划。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许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学生的示威游行。那时,他们都属于同一组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战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我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后来不久,她化名在北京附近的一家肺病疗养院疗养时,险险乎被日军逮捕。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了北京。
邓颖超尽管受到日军的多方查问,仍然平安地离开了北京。她是扮做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女佣脱险的。本来,外国人的佣人是不必受查问的,邓颖超扮佣人扮得很象,但仍然受盘问了。
关于这件事,后来埃德加·斯诺对我说:
“我可以发誓,她扮得真象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呆头呆脑的姆,看上去,除了家务事她是一无所知的。”
和周恩来结婚,邓颖超本人当然是自愿的,大概谁也不能对此持异议。可是,象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她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女性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也不少吧。她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对周恩来说来,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孩子。是原来就没有孩子,还是在战乱中失散了呢?没有人特意问过。
周恩来
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一个美男子,脸上充满智慧,眼睛乌黑发亮而有生气。只是看他的脸的话,是难以估计出他的年龄的。
可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的人格的魅力。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他那优雅洗练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感不忘。
我在延安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身边的干部到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后来我在汉口、长沙、重庆,几乎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原先他给我的这一印象就更为强烈。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管是对藉藉无名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官、外国的大使,他都是一样用充满好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周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朝廷的大官,父亲是有名的教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初在天津现代化的中学念书,后来在天津的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因为学业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在一起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理论,当时在中国成立了许多组织。周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最初使他从书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是“觉悟”社。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刚刚在中国出版。
本应作为学者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捕,被判徒刑一年。在被捕者当中,有一名激进的女学生,她就是邓颖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广东和她结婚。
一九二○年,周作为“勤工俭学会”的一员到法国去。他在欧洲住了四年。在此期间,他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成立后,柏林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便合并到共产党支部中去。正在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
当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一名男子在柏林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申请,在上海原是被否决了的。此人就是朱德。周恩来和朱德见面交谈后,马上让他实现了入党的愿望。这一结果,为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识人之才,真是慧眼识英杰。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到中国,在广州近郊黄埔新创立的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校长,也是一个后来令人瞩目的青年,他就是蒋介石将军。
共产党员周恩来,才二十六岁,就成为广东政府的首脑之一。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间,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九二七年,他的组织才能在上海得到再次证明。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约六十万工人,成功地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可是,蒋介石率领乘胜进军的国民党革命军进驻上海后,竟然讨伐自己昔日的盟友。在要处死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巧妙地化装逃脱,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革命军即中国红军中。一九三一年,他被任命为红军的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为了使周恩来这个才具非凡的人物脱离共产党,作过种种尝试。可是,富贵荣华的诱饵并未能使周恩来心动。此时,红军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虽然红军正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但让周恩来离开自己的队伍是办不到的。
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在内战中让外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要完成这样一些困难的工作,毛泽东除了交给周恩来去做以外,他大概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人选吧。周恩来,现在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理。
朱德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是周恩来,还有其他人到过德国,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折皱的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如果古老的迷信是对的话,他一定会长寿的。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汉语好了。”
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汉语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样,他谈起来还是混夹着几句德语;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不明白时,也一定用德语补充说明。他说的是四川话,我听起来觉得比红军里许多战士说的那种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象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头”。那是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头,得以脱险。只看他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好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队,因为同他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过书斋生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
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非法的示威游行,因而在柏林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因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体育馆的集会。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呆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着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朱德对我说:“你还年轻,但监狱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不过,我被捕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那些家伙,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至此为止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在这以前,各种工作堆积如山,好几个月我都睡得很少。拘留所很静,也没有任何人打扰我,给我送吃的那个看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
“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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