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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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回来。这是我所有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名著，那纯白封面上一条红道，我是怎样地百看不厌呀！我一下班就打开书来啃，啃到“地租论”，实在有些啃不动，带着它到了四川，后来是连同一小箱在当时都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书一起忍痛烧掉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在书店里看，这些书都不会咬牙去买的。
　　　　1940年夏秋几个月间在重庆的失业流浪生活，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
　　　　当时我除了一小包衣服，一条薄被而外，一无所有。住在一间小楼房里，屋顶在大轰炸中震开一个大洞，仰面可见天空。室内只有一张破桌，一条破凳。人睡在楼板上，遇到“巴山夜雨”，可就毫无诗意，只好把薄被卷起来放在破桌上，人坐在破凳上等天亮。后来搬到两路口附近，房子较好，夜雨不必担忧。这是一个亲戚租的，他们躲轰炸疏散下乡，仍然保持着租赁权。屋内连破桌破凳都没有。而且那一片房屋都没有居人，路灯也停了，整个区域夜晚一片漆黑。我就一个人睡在这没有灯没有人的区域的一座空楼的空荡荡的地板上。
　　　　但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对这一切都不会在乎的；单凭憧憬和追求，就能够高高兴兴地活下去。还住在那间抬头可见天空的小破楼上时，我就曾幻想一面靠投稿换来生活费，一面在书店里读书，就这样活下去，不必找什么职业。当时的《读书月报》上居然刊用了我的一篇投稿，得的一小笔稿费，维持了好多天的生活。但其他投稿都没有发表，吃饭的钱还得另行设法。当时重庆还有几个穷朋友、穷同乡，我轮流着向他们每次借几毛钱，够吃两顿烧饼或“豆花饭”的，就足够在武库街上消磨一天了。总是从生活书店开始，一家一家看过去。每进一家，先浏览一遍，如果有什么昨天还没有摆出来的新书刊，便拿来翻阅一下。然后，拿起昨天决定要读的，从头仔细读下去，一本读完又读一本。有些太大部头的书，现在记得的例如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老站在一家书店看，自己似乎也不大好意思；看到一个段落，便记住页码，换一家接着看，好在几家进步书店卖的书都是大同小异的。那时兴趣全在理论，文艺书刊不大看。但对文艺毫无轻视之意。凡在这些书店出售的书刊，凡是这些书刊的作者和编者的名字，不管读过没有读过，我一律崇敬地看熟记牢，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引导者。例如，沈志远这个名字，在我当时心目中就有特别的份量。先前，我学哲学的第一部书，就是他翻译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现在，我又无限景慕地读着他主编的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抗战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我读过，但从抗战爆发以来，《理论与现实》这样每期厚厚一大本的刊物，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何况那上面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稍一翻看，就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不行，这不能光是站在书店里看看！于是从借来的几毛钱中，每天少吃一顿，或每顿少吃一碗，省出钱，把它买回来。
　　　　挟着这样买来的《理论与现实》，从武库街快步走回两路口，在那一片黑暗的区域里摸索着进门，上楼，点起蜡烛，睡在空荡荡的楼板上，就着烛光读起来。那些理论文章，似乎每一句都解决了我正要求解决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当时正讨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讨论三民主义中最革命的部份究竟是民生主义还是民权主义。钱俊瑞同志主张是民权主义而不是民生主义，实际上就是说，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他的文章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望远镜中的社会主义，显微镜下的资本主义”。我读到这个警句时的兴奋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不仅是佩服这位理论家，更由此想到，马列主义的威力真是无比巨大，有了马列主义，这么复杂的问题，一句话就这么精辟地说得清清楚楚。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也在《理论与现实》上发表，我都仔细读了，却没有怎么弄懂。
　　　　这样的夜读之乐，并不是天天能享受。因为蜡烛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通常总是稍微看一会书，就把它熄掉。睡不着，便躺在空荡荡的楼板上，听着老鼠在什么地方驰骋，有时竟跑到我的枕边。我还是思考着书刊上讨论的那些大问题，觉得这些都同我有关，都必须得到明确的解决。
　　　　偶或多借到几毛钱，那就是我充分享受夜读之乐的时候了。两顿饭照例还是烧饼或“豆花饭”，多余的钱并不留到明天用，而是多买两枝“僧帽牌”蜡烛，再买两小包辣牛肉干。我就躺在楼板上，尽情地点着蜡烛，慢慢嚼着辣牛肉干，完全沉浸在心爱的书刊里，直到很深很深的深夜。第二天将近中午才醒来，又兴冲冲地赶到武库街去，索性免去午饭，一直看到下午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才去吃一顿。
　　　　我不知道当时书店里人们的眼中，我是什么一个形象。我看他们，都很顺眼，就是说，没有一个衣服笔挺、皮鞋雪亮、红光满面的人。经常站在武库街几家进步书店看书的青年，大体上都是衣败履穿，蓬头乱发，然而目光炯炯，桀傲不驯的样子。间或有点“非我族类”的气味的人走进来，马上就会受到大家警惕的注视。如果他也流连不去，大家就会望望然而去之了。但如果他进来一看就走，同样令人猜疑，给书店带来异样的空气。
　　　　当时和我一起站在那几家书店看书的青年，今天不知都在哪里。他们应该都还记得生活里的这一段，记得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一家进步书店就是一个战斗堡垒的事实，并且不管后来的经历和遭遇，不管作者和读者的情况如何千变万化，应该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当年那几家书店的那些用粗劣的土纸印刷的书刊。至于我自己，四十年来马列主义的书根本没有读懂，到今天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我还是一窍不通，但我仍然很宝贵这一段回忆，因为我相信，当时和我一道站在书店读书的青年，绝大多数肯定是从那时起，真正走上了马列主义的道路。不管怎样说，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生长在光明中的青年，常常说“黑暗的旧社会”。一点不错，旧社会是黑暗的。但光明的新社会又是怎样来的呢？它不是天上掉下、天外飞来的，而正是黑暗的旧社会中千千万万人争取来的。谁如果不了解任何黑暗之中，都有千千万万追求光明、争取光明的人们，谁如果不了解正是在抗战时期黑暗统治中心的重庆，就有着红岩，有着曾家岩五十号，有着化龙桥，有着武库街，有着武库街上几类书店的鲜明的对比，有着几家进步书店所教育过引导过的千千万万青年，有着《新华日报》门市部的那些严肃而警惕的店员和紧张而警惕的顾客，谁就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黑暗的旧社会，更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光明的新社会。
　　　　在祖国的茫茫大地上，区区一条武库街，是微不足道的。比起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巍峨的新华书店大楼，当年武库街上那几家进步书店都是简陋不堪的。然而，三十二年来，我忘不了它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更要套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那些捏造所谓“三十年代出版黑线”，来诬蔑生活书店等国统区进步书店的家伙。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诬蔑国统区进步书店的家伙。
　　　　　
　　　　1978年冬至日

舒芜
延安
《我曾为毛战斗》节录

　　　　访问窑洞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红军战士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他们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
　　　　“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微笑。艾格妮丝穿着棉制服，她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是译员吴小姐，我在西安早就认识她了。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当时，延安的市民只有一小部分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绝大部分人，由于战争爆发那一年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都离开了遭受破坏的市街，住到窑洞里。从正面看过去，陡峭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窑洞。这些窑洞，在水平方向排成行，一层接一层，每层之间都有阶梯形的小道相连。每一层都把山坡削成直角，然后往山里挖洞，洞前即是街道。此外，每个窑洞的入口处都有门牌号码，前面还留出一小块空地，用来种蔬菜和饲养家禽或小牲畜。可以说，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
　　　　这些窑洞之家，原先就是陕北地区典型的居民住处。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洞穴。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也喜欢住在窑洞里。除了易于挖掘之外，它还有冬暖夏凉的优点。战斗爆发后，窑洞又是不怕轰炸的安全的防空洞。一些讲究的窑洞，洞顶很高，地上铺着石板，黑漆大门，外墙上装着通草纸糊的窗户很有气派。四周围都是矮房子。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思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我们边喝可口的咖啡，边吃热腾腾的烧饼。烧饼是一种撒上芝麻的圆饼，在中国的小食店里，花几个钱就能买到。这种有咖啡的早餐，也很受我们的客人的欢迎。这一点还得谢谢埃德加·斯诺，他常常给我们补充咖啡，要不，那一罐罐堆成金字塔似的咖啡早就吃得精光了。
　　　　这样，当客人们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共进早餐或喝午茶时，艾格妮丝才有可能奉上倒在搪瓷杯里的咖啡，慷慨地款待他们。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这位叫哈德姆的美国医师，是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加入红军的。看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不仅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完全同化了。
　　　　本来，马医生是住在金先生现在暂住的地方的。只是因为马并不怎么喜欢和美国的记者相见，才搬到他的朋友李德的窑洞里去。所以，只有当我们把金先生和他的译员吴小姐送走以后，他才到我们这儿来。否则，我们就在李德的窑洞里和马海德会面。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是德国人，已和红军一起生活了数年。他是参加过传奇式“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知道他的德国名字（欧多·布朗）的人很少。至于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他曾是职业军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曾是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一九三三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便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继续他那冒险的旅程，到达江西。起初，他为制定战斗方案和长征的作战计划，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固执地过份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几名中国共产党员也因此而被追究责任。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别的工作。他在延安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他只是讲课，即使讲错了，也用不着担心会造成实际的损害。几年后，他离华赴苏。
　　　　由于工作上或估计上的错误，或由于方法不当，都会造成困难的局面甚至招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象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蔑他们，不把他们的错误作为笑柄。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此外并不采取其他措施。这样做，既不伤害犯错误者的自尊心，也不会使他们失去人们的尊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对艾格妮丝，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宽容，常常原谅她的过失。艾格妮丝有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性格，做事讲效率，她的缺点是性子急躁，进行政治斗争时也是如此。她对自己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人，态度粗暴。与美国共产党人敌视和诽谤艾格妮丝的态度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遵照艾格妮丝的遗言，她的遗骨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同国籍、代表着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外国人，为了学习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新的实践经验，纷纷到延安来访问。他们全都受到很好的接待。马海德医生和李德两人，不被看成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战友一样地生活和工作。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可以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吧。窑洞的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盛夏时就换上竹帘。从门口进去便是挖通的宽四米、长七米的房间。房间的外侧，有一个大窗，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因此，房间的前半部分显得明亮，令人舒畅。炕很大，和房间的宽度几乎相同，炕下与外墙相通，可以从外面把炕烧热。白天，在暖和的炕上放上一张矮矮的小炕桌，便可以在炕上工作、学习、接待客人。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几张折凳。木箱上摆着寥寥几本书。在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往窑洞的里边看，还有几个同一类型的木箱。其中一些作书箱用，另一些用来放置杂物。还有几条颜色鲜艳的毛毯，那是西北的农民自己染织的。李德的住处，较诸延安一般的窑洞总令人觉得舒服一些，颇有些住家的雅致。这大概是李德的那位当演员的中国夫人精心布置的结果吧。我在延安逗留期间，她正随同剧团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陕甘宁边区作巡回演出。因此，当李德听到马海德说由于美国记者到来而要搬家时，便让马海德到自己家里来住。
　　　　我在延安住了一段日子后，才看到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与蒙古的沙漠非常接近、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大概是红军的战士在某个已逃亡的军阀家中搜出来的，或者是到沿海城市旅行的富商带回来的吧。不管它来自何方，我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吃花生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支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支歌唱了又唱，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那里，当我听到“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时，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图景：在延安黄色的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四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艾格妮丝和我，好几次都是过了深夜十二点，才沿着陡峭的下坡路回家。对我们这些出于一时高兴、深夜始归的行动，艾格妮丝事后总是感到良心受责。
　　　　“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