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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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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曾用十两银子一本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此书亡佚日多。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受了空前的厄运。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余皆散落在瓦砾之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它来构筑工事和铺路，肆意糟蹋。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外国侵略者，乘机抢劫。当时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事后有个译学馆官员在乱兵马槽下面，还拾到数十册呢！直到清末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时，仅存六十四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痛心的。
四
在明代《永乐大典》长期深藏禁中，成为封建帝王修饰“文治”的点缀品，未能利用。据史籍记载明孝宗曾经看过《大典》中有关医药部分，还抄录一些失传的药方赐给太医院，这算第一次与社会有所接触。下令重录《大典》的明世宗也十分喜欢这部书，常有几本放置案头查阅。明末崇祯二年，因经常发生日食的缘故，徐光启曾将《大典》中有关日食的章节刊印过。在明代查阅与使用《大典》总共以上三次而已，对于社会并未有过什么大的贡献。
对《永乐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开始的，最早知道这部典籍价值的是全祖望和孛绂。雍正年间，他们同在三礼书局得到阅读的机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于是二人相约，每天读二十卷，把要辑的几种书标出来，另由四人抄写。由于《大典》卷帙浩繁，这项工作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归乡，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但他们已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久已失传的书籍，他们的成绩，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清高宗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曾充分利用《永乐大典》来辑佚书籍，并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开始时工作人员为三十人，后增至三十九人，到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六年）共辑出书籍三百六十五种，其中象晋杜预《春秋释例》、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著作，全靠这次辑出得以流传。
嘉庆间修全唐文和道光间修一统志时，翰林院内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人，都做过辑佚工作，其中以徐松最有眼光，而且魄力也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辑出的《宋会要》、《中兴礼书》等，都是几百卷的大书，四库全书馆没有敢办的书，却由徐松辑成了。此后光绪年间缪荃孙等人也曾作过零星的辑佚，这已是尾声了。
总的来说，清代利用《永乐大典》所做的辑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抢救出不少有用的文化典籍，对当时的学术研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令人满意。乾隆开四库馆时具有良好的条件，理应工作得更好些，由于处在封建专制最强盛的时期，辑佚的目的，专为封建政治服务，对于其中科学和进步思想的著作，许多摈弃不辑，有些地方反而取其糟粕而遗其精华。当时还辑出一百多种没有粘缀成册的散片，只要稍作加工即可成书，由于主持人贪图省工，草草了事，以致本应抢救出来的文化遗产，又遭散失了。
五
自清末以来，《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散割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和私人手里，成为他们的陈列品或是高价待估的商品，多年来北京图书馆尽力收购，至解放前夕，仅有一百余册。解放后，党对保护古代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国内许多私人藏书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纷纷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永乐大典》捐献给国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民主德国也将过去沙俄等侵略者劫走的六十七册归还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北京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已增至二百一十五册了。
1960年中华书局把当时收集到的国内外所有藏本及复制本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对《永乐大典》系统地整理出版，还是第一次。虽然影印本仅占原书的3％略强，因《永乐大典》每一册都象一个历史小渊海，其中仍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例如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大典中发掘出不少文学方面的资料。卷一三四五○中引用了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李群玉等人的作品，还保存了久已散佚的晚唐诗人全贞白和五代诗人詹敦仁的诗篇。至于保存下来的宋、元两代诗文就更多了，有宋人张先、贺铸、范成大等人的长短句和散文，有江西诗派李希声、徐师川等人的作品，有元代王质、刘秉忠、赵鼎臣、冯海粟等人的诗歌。不少是他书所未收，而意境清新，内容健康的作品，无疑可丰富我们文学史的宝藏。
此外还保存了不少民间文学作品，“戏”字韵里收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戏剧本。南戏是宋元间流行在浙江民间的著名剧种，除现存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和高则诚的《琵琶记》之外，这三种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南戏剧本了。又如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之前，原先有一种小说体裁的古本《西游记》行世，现存的《永乐大典》中还保存了这个作品的一千二百多字。以上这些资料，对于民间文学史和戏曲史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我们还可从中找到不少应用科学方面的资料，如宋人吴怿《种艺必用》和张福《种艺必用补遗》，是两部重要的有关农业和园艺的专门著作，它总结了当时粮食作物、蔬菜水果以及观赏植物的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又如《齐民要术》、《营造法式》、《农桑辑要》诸书，虽然原书存在，但如与《永乐大典》校勘的话，一定可以整理出更好的本子来。
当初修纂《永乐大典》时，曾收录了大量医学书籍，这也是很有特色的。如《卫济宝书》、《苏沈良方》、《博济方》、《脚气治疗总要》、《旅舍备要方》、《德生堂经验方》等等，都是宋、元时代医学名著，书中许多处方对治疗疑难杂症，有独特的功效。有这样一个故事：清代乾隆年间有个叫蔡葛山的人，曾参加修纂四库全书。他的孙子不小心把铁钉子吞进肚子里，用各种方法治疗都没有用，孩子的病越来越重。后来他看到《永乐大典》所收的《苏沈良方》里有专治小儿吞铁物的药方，照法吃下去，铁钉就很快排泄出来了。对于《大典》中的医书，清代曾辑出二十余种，今天可以发掘的还多，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近闻中华书局在1960年影印七百三十卷之后，又征集到五十余卷，将在今后数年内影印问世。我们欢迎这一出版计划，它将是对于中外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张忱石
纳西族民间史诗《创世纪》
本书是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收集、翻译、整理的结果，一九六○年三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一九七八年十月再版，售价三角。
云南省委于一九五八年九月组织云南大学中文系成立丽江调查队，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地丽江、宁蒗两县进行收集。《创世纪》不仅在东巴经（东巴是纳西族的巫士，其经书曰东巴经）的主要六类经书中有完整记载，且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到民间去收集的工作很重要。
整理的主要依据是东巴经，但也必须仔细剔除东巴的篡改，因为东巴从其伦理道德观念出发，把那些荒谬落后的东西掺到《创世纪》里去了。
主要整理人是景文连、张俊芳，他们是在徐嘉瑞的指导下进行这一工作的。
整理后的《创世纪》分四章：第一章，开天辟地；第二章，洪水翻天；第三章，天上烽火；第四章，迁徙人间。
本书由张宏图设计插图。
奔突的地下火之歌
蒲风的《六月流火》
一九三五年岁末，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本铿然鸣响的诗集，这就是“中国诗歌会”的中坚——蒲风，在日本东京印制出版的《六月流火》。次年四月，即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密令查禁。
《六月流火》为什么会使敌人如此惶恐不安，象遇到洪水猛兽般地急于封禁呢？我曾反复摩挲过这本珍藏的“禁书”，深深地怀念着这位早逝的革命诗人。诗集的装帧朴实而凝重，由当时日本著名的左翼作家秋田雨雀题签，“蒲风著六月流火秋田雨雀题”几行字，写得道劲有力。封面画系洪叶所作，构思新颖，寓意鲜明。在蔚蓝色的天弯下，奔驰着一列手持火炬的人，远处则已汇成一片燎原的烈火，正是诗集内容形象化的表征。扉页后印的是新波所作的“著者剪影”。这本诗人自题为“长篇故事诗”的叙事长诗，凡二十四章，一千八百行。长诗热烈而豪迈地讴歌了“地心的火”的力量，反映了南中国一隅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暴动的“怒潮”，勇敢地发出了“旧的世界行将粉碎了”的呼号，无畏地昭示了“火将烧出了新生命的辉煌”的前景。书后还附有蒲风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所写的题为《关于》的跋文，阐述了自己对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见解，认为它必须赋有“预言社会，指导社会，鼓舞社会”的职责。叙述了长诗酝酿、创作的过程，使我们了解到它并非向壁虚构，而是诗人取材于亲见亲闻的事实。同时，还可以从中得知，诗人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曾三易其稿，并一再“就教于大众”。这篇跋文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新文学史上的佳话，即诗集的定名，是经由郭沫若的关切与斟酌的。
蒲风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一位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也是诗歌大众化运动的热心倡导者。他曾宣称：“中国诗歌会，肩起了诗歌大众化的重担，以‘创造大众化诗歌’为主要任务之一。”以蒲风为首的“中国诗歌会”的同人，确实都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在《六月流火》这本意欲“表现大时代下的农村动乱”的长诗中，诗人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己故乡流行的客家山歌的形式，广泛采集了岭南农民群众中活的口语，利用“对唱”、“轮唱”、“合唱”等民间歌谣的传统手法，并创造了“大众合唱诗”这一旨在抒发“大众心声”的新形式，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党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尤为可贵的是，这首长诗脱稿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其时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胜利到达陕北，而长诗对于这一伟大的、亘古未有的历史事件，就已作了热情的礼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中最早歌颂长征的作品之一。郭沫若于一九三六年春与蒲风谈话时也曾指出：“至于《六月流火》，虽无主角，但也有革命情调作焦点。其咏铁流一节可以把全篇振作统率起来。结尾轻轻地用对照法作结，是相当成功的。”（《郭沫若诗作谈》，刊《现世界》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版。）“咏铁流一节”，是在长诗第卜九章《怒潮》中。这里，诗人敞开赤热的心胸放歌：
铁流哟，到头人们压迫你滚滚西吐，
铁流哟，如今，蟠过高山，流过大地的胸脯，
铁的旋风卷起了塞北沙土！
铁流哟，逆暑披风，
无限的艰难，无限的险阻！
咽下更多数量苦楚里的愤怒，
铁流所到处哟，建造起铁的基础！
诗人在炽热如火的诗行中，对创立旷古奇勋的“铁流”——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谱写了高亢激越的颂歌，寄托了对于光明灿烂的憧憬。另外，他还在诗集的跋文中表示“我们要来歌咏铁流群的西征北伐”，准备以“起码千行以上的叙事体诗”来记录这一“伟大的史诗”。在文禁森严的黑暗旧中国，我们年轻的人民歌手，不仅无畏地写下了长征的胜利，而且勇敢地表露了创作史诗的欲望。这种蔑视“文化围剿”的浩然正气，这种宣传革命真理的执着意愿，正是当年左翼文艺运动中革命文艺战士的特色，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忆念。
《六月流火》熔铸了火焰般的革命激情，镌刻了怒涛般的革命史实，必然会使反动势力感到战栗，而得到人民及其先行者的赞赏。鲁迅就曾推崇过这本长诗，把它成批地寄给北方的学生和战友。他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六月流火》看的人既多，当再寄上一点。”曹靖华后来在上述书简的注释中也写道：“《六月流火》，清新活泼，充满革命朝气，颇受当时革命青年所欢迎”。诗集出版的当时，也有人撰文评论说：“《六月流火》是在中国诗坛上沉闷的氛围里投进一枝火箭，披着雪亮臬流的棱角，在动乱时代下燃起了巨大的火把”（岳浪：《六月流火》，刊《现代诗歌论文选》，一九三六年六月初版。）从中也足可窥见，《六月流火》在当时诗歌界产生过甚大影响。
在此前后，蒲风的诗作曾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禁毁，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茫茫夜》，同年七月即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又如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的《钢铁的歌唱》，同年十一月即被查禁；再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出版的《取火者颂》，一九四○年四月即以“故不送审原稿”的罪名密令查禁。但是，诚如鲁迅所说：“纸墨更寿于金石”，无论金戈斧钺的围剿，还是磐石危岩的重压，都绝对封禁不了革命文艺的滋长、壮大和流播。鲁迅还说过：“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如今，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承袭者“四人帮”所推行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破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不灭战绩，其中包括《六月流火》，将永远成为人民所珍视的精神财富。
禁书经眼录
胡从经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
《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是不定期出版的外国哲学史刊物第一辑的中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有王若水、贺麟、陈元晖、陈启伟、叶秀山、杨一之、汝信、王树人、余丽嫦和薛华等同志论述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的文章。此外有读书札记一篇。
本《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读《清代文字狱档》
最近，重读了《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心情很不平静。
这是一部在四十多年前由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出版的专题资料书。它选辑了原文献馆（即今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清代，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有关记载文字狱问题的大量历史档案文件，诸如各种谕旨、批奏折、咨文、供状，等等，采取按照案件分辑出版的形式。
所谓文字狱，是指历代统治者借言论、著述等问题对一些人进行残酷迫害所造成的冤狱。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伴随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文字狱一直层出不穷。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大兴文字狱的始作俑者，继起的汉、唐、宋、明各代也都有着各该时期重大的文字狱案件。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发挥了封建地主阶级多疑暴虐的阶级本性，挟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使用各种残酷狡黠的手段，迭兴文字狱。对清代文字狱进行某些剖析，或可有助于我们对文字狱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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