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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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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天父——皇上帝，而且，这个天父又明明是有人格的神，而并不是接近唯物论的泛神论的自然神。用一神教来反对多神教，怎么能说是反对神权呢？洪秀全假借病中升天得见上帝，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讲的一套，倒是搞的神权。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各种神像迷信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太平天国冲击菩萨偶像，是包含了反封建的思想内容的。至于夫权，太平天国的文献中便充满着矛盾，一些文献规定了男女平等，另一些文献，如洪秀全的《天父诗》，对男尊女卑和封建的夫妻关系，却作了严格的规定。而洪秀全自己就有后妃八十余人，在实践上看不出他们曾反对封建的夫权。象这样一些著作，把旧式农民的革命觉悟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的革命觉悟相提并论，这在实际上就混淆了旧式农民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界限，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件的论断都是十分精辟的，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都是十分中肯的。他们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了清统治者的屈服与外国侵略的无耻投降行径，他们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预示着重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光明的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的。可是，经典作家对于任何事物，包括自己的著作，总是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论述就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任何人的实践总是有一定的局限，而事物矛盾的暴露也有个过程，因此，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洞察一切。我们不能要求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切论述，包括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那末贴切，完全符合事实。因此不能将经典作家对近代史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论断，都要作为研究者必需遵循的真理。例如马克思论述太平天国革命的《中国事件》，文章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因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时国家制度之震动，银子外溢，因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性之破坏以及其他等等。”）和特点（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可是，文章引用了英国领事夏福礼的敌视太平军的报告，说太平军的全部战术是“引起恐惧”，“把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这些显然就不合乎事实。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862年7月7日的《维也纳新闻》，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十多年，天京的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太平天国革命情况，当时报导到国外的本来就少，而这些报导又多半是仇视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革命歪曲真象，恶意中伤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联系当时中国的历史仍然锐利地看到了这场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并在文章的结束中辛辣地指出，“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至于马克思由于不全面了解情况，而引述那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是次要的，不可避免的。
列宁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1912年，当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玩弄两面派手法，表示拥护革命，赞成共和的时候，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这当然不符合事实，但这在袁世凯的真面目未暴露以前，这样看袁世凯也是可以理解的。
经典作家的论断中，有些是容易理解的，有的则需要很好地消化和认真的研究。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同志举出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严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思想，孙中山则努力仿照西方，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三个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很清楚的。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只在他起义以前读过一本由中国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而《劝世良言》宣扬的是宗教麻醉，洪秀全的革命平等思想，主要是利用和改造了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拿洪秀全的著作与《礼运》篇对照，便灼然可见。从洪秀全的全部著作中，看不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和文化思想的影子。只有在干王洪仁的《资政新篇》中，我们才看到了若干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说洪秀全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该如何理解呢？是不是他代表了包括洪仁在内的整个太平天国革命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些问题便可以讨论，只有通过争鸣，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才能将学术研究引向深入。
学习经典作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问题，这个时期讲的同另一个时期讲的，似乎有些“差异”，甚至提法都不一样。这里，有的是经典作家的观点确实有了某些发展，有时则是有所侧重。因为经典作家的论述，总是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经典作家决不离开革命实践来抽象地、学院式地研究历史。最明显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的两重性，贯串在毛泽东同志所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中。可是，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软弱动摇性也常常起着消长。在毛泽东同志各个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便有所侧重。这就要求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不要因为毛泽东同志侧重论述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面时，我们就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另一面，从而认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各个时期的作用和地位。
总之，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经典作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是一个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树立科学的学风问题。老一辈的史学家，如郭老、范老、翦老等，为我们树立良好的学风作出了榜样。他们学习经典作家的著作，包括关于历史的论述，主要学习经典作家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郭老、范老、翦老的历史著作中，绝少引用经典著作，可他们的研究，很多都是符合经典作家的思想的。我们知道，他们对经典著作都下过苦功学习，郭老、翦老在早年还翻译过不少经典著作。他们对经典著作都是十分熟悉的。当然，不是说经典著作不能引用，必要的引证是有助于说明问题的。应该反对的只是象前面讲的，把经典作家的论述来代替自己的研究，甚至生搬硬套，断章取义。这是不会发生误解的吧。
卞哲
《永乐大典》漫话
现在所说的百科全书，大约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类书。成书于汉代的《尔雅》，就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百科性辞书。在这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有关于类书的修纂。六朝梁代有《皇览》、《类苑》，唐时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初学记》等，宋、元修纂类书，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几种最为有名。但气魄之雄伟、内容之宏富，却要算明代的《永乐大典》了。它是我国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十四世纪以前我国的文艺、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
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率兵攻入南京，赶走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曾引起方孝孺等一些士大夫的反抗。朱棣为了笼络人心，炫耀其“文治”，于是在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特命解缙等仿照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钱讽《回溪史韵》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交待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功夫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认为该书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再命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重修，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别担任编辑、校订、抄写、圈点等工作。启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还指派苏叔敬等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永乐大典》修纂时，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将自古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抄入，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达七、八千种。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定稿进呈，经过明成祖的审阅，他十分满意，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开始清钞，第二年的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左右。
二
这样一部煌煌巨制，仅用五年时间就修纂完成，回顾一下修纂过程，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首先这同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明成祖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发起人，而且亲自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从撰写序言和命名来看，也足说明他对这部百科全书的重视。编纂《大典》的主持者姚广孝、郑赐、解缙等人，不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富有实干精神，他们决不象一些官修书上徒挂虚名的达官贵人，从商订《大典》的凡例起到最后定稿，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是切实地负责了修纂过程的始终的。
这么大一部巨著，参加人员如此之多，假若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显然是难以顺利进行的。虽然关于当时修纂的详情记载不多，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钩稽出大体情况。监修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以下设有副监修、总裁、副总裁共数十人。监修、总裁总其大成，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以外，又各兼一实际任务，领导编辑若干人，从事各该部门的编纂工作。如果该部门范围较广的话，再分成若干小组，按照所分的范围，由编辑人员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使用了大量的抄写和校对人员，负责核实资料和缮写工作，还设有“催纂”五人，来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整个编纂机构虽然庞大而并不臃肿，人手众多并未造成杂乱，由于组织得法，分工细致，保证了整个工作的顺利展开。
这次修纂《大典》，一方面能够知人善任，选用了一大批积极肯干而有真才实学的官吏和读书人。象梁潜、王达、胡俨、邹缉、曾等，都是一批博物洽闻的饱学之士。有一次明成祖曾经摘录一些书本上的疑难隐僻的事情来专门考问曾，他应对如流，“靡不悉对”。胡俨这人从小就好学，对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等方面典籍“无不究览”。另一方面能不拘一格，选用各方面的人材。有个叫陈济的，就是以布衣身份召来担任都总裁，他对《大典》的修纂作出很大的贡献。他不仅与姚广孝等人将《大典》的体例制订得秩然有法，十分得体，而且对工作中发生的疑难问题，都能“应口辩析无滞”，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该博的。又如“医经方”副总裁是太医院医生蒋用文、赵友同担任，僧人释道联担任了释教的副总裁，对民间文学很有修养的李昌棋，擅长阴阳之术的裴仕杰，精通星历和数学的薛富等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有许多人直接来自民间低层，各人的专长都能得到发挥。我们可以这样说，修纂大典是荟萃了各种专科的优秀人材，怪不得当时有人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人员的盛况。
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优裕的条件。明成祖让编辑人员到皇家图书馆阅读图书，“尽读禁中之书”，“学识益进”。为了上班行走方便，安置住在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为了让编纂工作夜以继日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无疑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
《永乐大典》修成后藏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于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把文渊阁的藏书挑选了一批运来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永乐大典》大概也是这时从南京运来的，由于特别重视它，运到北京后就贮藏在文渊阁附近的文楼。
《永乐大典》从未刊印过，虽永乐年间修成后曾想刊刻，因“工费浩繁而罢”，万历时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提出刊刻一事，也没有实行，只有重录过一部。那是在嘉靖年间，因为宫中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灾，三殿被焚，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为了防止再遭不测之虞，决定重录一部。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由徐阶等人负责重录，选拔各色善楷书人程道南等一百零八人。规定每人日写三页，抄毕有专人核对，“遇有差错，即要另写，不拘一次二次”，极为慎重，前后用了六年时间，直到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方告成功。自此之后，人们称重录本为“嘉靖副本”或“副本”，永乐年间修纂本为“永乐正本”或“正本”。副本的字体大小及装帧全部仿照正本。虽然副本抄录极为工整，但比起正本来已经差远了，以至徐阶曾感慨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要找这样的抄写人是很难的呀！”
重录工作完成后，永乐正本仍归藏文楼，嘉靖副本贮藏在皇史晟。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副本了，正本毁于何时？史籍无明确记载，一般人估计亡佚在明亡之际。
清雍正末年，又将《永乐大典》由皇史晟移至翰林院，直到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检点《大典》已亡散二千余卷，虽多方查访，没有找到下落。当时有个叫黄寿龄的官员，私自带六册《大典》回家阅读，被人偷去，官府为此严令缉查。因《永乐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与纸铺未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悄悄放到御河桥边，因此这六册《大典》失而复得。这件事说明乾隆时对《永乐大典》的保管，尚为重视。但道光之后，此书即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官员们乘机偷窃。据说偷盗的翰林院官员十分巧妙，早上入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如《大典》两本大小。晚上离院时，将棉袍穿在身上，而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内。看守者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回去，丝毫不起疑心。日久月累，竟有人偷盗一百多本。《大典》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曾用十两银子一本的高价暗中收购，以致此书亡佚日多。
公元1900年（光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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