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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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天深夜，忽然一群人闯进我家，乱翻乱砸，又宣布爷爷和爸爸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是“狗崽子”而不再是“革命小将”。当时我不断地揉着眼睛甚至掐了掐自己的手臂，我想这也许是个恶梦。当我明白了这不是梦的时候，以前那个革命的“我”就一下子死了，一个“狗崽子”的我一下子生了出来，这个新生的“我”正疯狂地扑向一根稻草，因为我还被告知，只要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就还能“重新作人”。我的一篇日记上写着：“今天，勒令我们‘三天之内必须用革命的烈火烧毁所有反动书籍’。造反派还找我谈了话，说‘能不能烧书，是能不能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对我的考验’，我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在我的“坚决斗争”和造反派的多次“帮助”下，虽然早已超过了三天，可是终于决定烧书了。
　　　　那天，几个造反派到场监视。爷爷和爸爸站在火边往里扔，我怀着“终于彻底革命了”的想法一趟趟兴奋地搬着。红色的、金色的、暗绿色的、咖啡色的……我无暇细看，反正都是“反动、黄色”书籍，一古脑儿扔进去就是了。至于那本《怎么办》是什么时候扔进去的，我根本就没注意到。后来，爷爷坐在了地上，爸爸摘下了眼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不戴眼镜的样子。
　　　　随着这场大火，我在思想上来了个全面彻底的大清洗。凡是与当时标准不合的一切都“滚他妈的蛋”。有所眷恋吗？有所不舍吗？那还是“不彻底”、“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要坚决的斗。我虔诚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立志做一个“目不邪视，耳不兼听”的响当当的造反派。
　　　　但是，就象严冬的花园里没人注意到向阳的墙角下还残留着绿草，我并没发觉在我那大遭砍伐的心灵深处，有些东西仍然高居圣坛，没被打倒。
　　　　那是在农村插队两三年后的事。那时，我们昏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脚也慢慢落到了地面上。一天下大雨，无法出工，又无事可做。大家或靠或躺地挤在炕上发呆。百无聊赖中有人随手打开了半导体。这次竟意外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传来了这样轻蔑的话语：“……有个名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写了一本叫做《怎么办》的书……”接着就是破口大骂，什么薇拉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臭老板娘”等等。我们那里好多人都是看过并喜欢这部书的，更知道列宁对它那崇高的评价。当时，我们震惊了。“怎么，难道就用这种口气提起列宁所肯定过的书吗？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该这么侮辱吗？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使批判，难道就用这种口气去批判吗？难道闭起眼睛把人臭骂一顿，羞辱一番，就算是胜利吗？”我似乎觉得，被人追到了天尽头，难道连这天边的一点儿地方，也要被划到禁区里去吗？而且，更可怕的是，难道……难道我以前所珍爱过的一切，也都是被这么否定掉的吗？……
　　　　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到爷爷的银发，爸爸的眼镜。我第一次想到了那一本本的书，折卷着、漫散着、仰开着、俯卧着在火里燃烧的情景。我努力回忆，那部《怎么办》是什么时候扔进去的，它燃烧的时候究竟是仰开着还是俯卧着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却记起往火里扔书时，爷爷的手是颤抖的，爸爸的手是急促的。并且，我们都不断地用手背、袖口擦着眼泪。我是被烟熏出来的，他们当然也是，我从未怀疑过。可是，现在我却禁不住自问：“他们是被烟熏的吗？是吗？确实是吗？”“他们是反动的吗？那些书是反动书籍吗？”
　　　　我想起，正是《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这些书鼓舞着我们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这群青年是唱着“宝贵的生命属于人民，让生命的火花放射光芒……”这首歌离开北京的。我们这些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农村，第一天就脱掉鞋袜跳进牛羊圈里，肩压扁担蹒跚在挖河工地上，赤手空拳拔着一亩亩豆子。肩压肿了，手出血了，满身满脸都是粪，没叫一声苦和累。第一次挖河时，我抢着挑土，还要多挑。第二天当扁担压上红肿的肩膀时，我咬紧牙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向保尔和牛虻学习，向海英和江姐学习……。唉呀，不对，这些书都是受批判的，那……那就向真正的江竹筠烈士学习，江竹筠好象不是叛徒。”想到这儿，我忽然觉得周身发冷，不敢再想下去。难道就是刚才辱骂《怎么办》的这样一付肆虐轻狂的嘴脸，多年来一直在拨弄着一颗用着全部的真诚去信仰，用着全部的感情去恨和爱的心吗？多年来，我一直在用“革命”的皮鞭抽打着自己的灵魂。到头来，弄得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如今，我才第一次自问：“我这个人到底反动在哪里？到底要改造到什么时候才算是革命的？”
　　　　我被骂成“狗崽子”，薇拉被骂成“臭老板娘”，《怎么办》被骂成坏书，而那些“好的、革命的”书又怎样呢？我瞟了一眼墙上吊着的一块木板，上面放着的许多杂物中有一堆书，已是蛛网尘封了。这些书曾骗取了我们怎样大的热情啊。但是头几本一看过，大家就发现这些书都象是用“捂”了的棒子面做出的贴饼子，使人难以下咽。贴饼子不得不吃，而这些“革命小说”却可以不看。渐渐地，我们就将它们“束之高阁”了。
　　　　那次偶然听到的广播，在每人心中掀起了波澜。从那以后，我们不再麻木地生活了。大家开始思考、交谈。而那些“革命小说”连“高阁”也耽不住，渐渐被我们拿下来做为各种用途，这些都比作为“书”更于人有益。
　　　　从那以后，我们在“反动黄色”作品的领域内开始了一个大漫游。从屈原的《离骚》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从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从巴尔扎克到左拉，从莎士比亚到肖伯纳。我们从各个角落去搜书、借书，如饥似渴地看着、议论着。
　　　　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书，在我们面前显出了强大的并非任何人力与时间所能消毁得了的生命力。这些书使我们触到了人民的脉搏，使我们尝到了艺术之杯中的美酒。这些书使我们的知识得以增加，精神得以升华。这么好的书，为什么硬要说是“黄色、反动”的不许看呢？这里有很多都是马克思和列宁所喜欢的呀！难道象高尔基幼年时认为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信仰着两个不同的上帝一样，我们国家有些人所说的“革命”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也是两个不同的“革命”吗？否则，为什么列宁领导的革命对人民是那样的温暖，象是明媚的春天，给人以光明和生命，而我们国家这些人所搞的“革命”，对人民却是那样杀气腾腾，有如肃杀的秋天，使人想到黑暗和死亡呢？
　　　　林彪的自我爆炸，真正使我“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我忘不了在北京有一次大游行时，在我们那大型民族舞的方阵中央，耸立着一个“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模型。现在林彪自我爆炸了，而她呢？……思考只能到此为止。甚至连这名字都不敢提到的思考，在夜深人静和大家挤在一个炕上睡觉时，也只是在心的深处颤一颤，因为我总怕在寂静中连“思想”都会发出声音。
　　　　但确也有着真的勇士。1973年一个秋天的上午，我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到镇上买东西。她原是为了爱情毅然和她的男朋友一道下乡来的。起初，我们这些信奉“革命小说”的“君子”还骂她是“流氓”。现在我们已是很好的朋友了。虽是秋天的上午，太阳仍然火辣辣的很热。玉米已长得一人多高，叶片肥大，一片苍绿。我们边走边谈，插进无边的玉米地中的一条小径。周围是绿色的墙，热气蒸腾，很是闷人。但是我们每次到镇上都愿走这条路，因为可以放心地说话，玉米是不会有耳朵的。我们谈论着自己的命运、社会上的各种怪现象和报纸上的运动。后来谈到了当时声名赫赫的那位“旗手”，谈到了她的一篇“讲话”。我的同伴用极其轻蔑的口吻说：“当时我看了就很不舒服，也还算是个堂堂八亿人民的领导人呢！满篇讲话左一个‘项链’、右一个‘项链’，还不如个王熙凤，一付小娘相！”她的声音很低，可我却被震昏了，又被震醒了。我压住心跳，贪婪地听她讲下去。好像小时看着一个勇敢的小哥哥在我面前痛快地撕碎一条把我吓得要死的纸蛇一样。
　　　　忽然，一阵清风送来几声牛鸣。我们已走出了玉米地。前面仍是一马平川的土地和草原。一只鹰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着。我顿时觉得异常清爽，不觉伸直手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早已看惯了塞北这“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光，可只有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天空竟是这样宽广，可以让鸟儿自由的飞翔。
　　　　飞上苍空的鹰，是再也关不住的了。从那以后，中国大地上还刮过一阵阵妖风毒雾，甚至天安门广场那花圈的海洋上，也曾罩住了腥风血雨。但是，苍鹰在这一切之上翱翔，它穿过云雾，穿过风雨，看见太阳长在，知道春天一定会到来。
　　　　如今，已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了。“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又一次过去了。
　　　　如今，爷爷整天坐在摆着一盆“万年青”的书桌边，整理着一份份讲义和稿件。他的头发更白了，而且少多了，好像都变成了雪白的长胡子。他已不摸头发而经常摸着雪白的胡子了。
　　　　爸爸的头发，也已经星星点点地白了。他戴着一副新的漂亮的黑框眼镜。以前那副，因为曾有人说“戴着黑边眼镜本身就是一种阴暗心理的发泄，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而被砸碎了。现在，他不断地给人讲解着各种高深的理论问题和粗浅的入门知识。劝他们休息一会儿的人总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不，时间耽误得太多了”。
　　　　我们家里又有了满满几书架的书。《怎么办》也回到我们的书架上来了。这部书虽然一直没有重印，爷爷却弄了一部旧的来。那是爷爷四十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后来在造纸厂当党委书记。文化革命时挂着黑牌在废纸回炉车间劳动，冒着很大危险从废纸堆里偷偷捡出来的。爷爷四十年前给他讲过这部书，所以他一直珍藏着，现在送给了爷爷作为纪念。我相信，书架上这些重印的新书、珍贵的旧书，就像春天的绿叶，随着愈浓的春色，还会不断地增多的。
　　　　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那部破旧的《怎么办》。尽管它的封面已经撕掉一半，上面还有擦不掉的泥脚印。我永远忘不了，正是它的力量，才使我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千里冰封之下撬开了第一道裂纹；正是它的光辉，才使我在昏沉麻木的状态中，第一次看清了姚文元那个反革命小丑的狂妄无知的面目。爷爷说得真对：“好书能使人聪明、高尚、美丽、坚强。”我甚至并不后悔曾经将它烧掉。它烧掉了，又回来了。有当年我那样一个一心想革命的孩子把它烧掉，就有那样一位革命的老干部把它从回炉的废纸堆中捡回来。这不是更说明了它是烧不掉、禁不了，也永远骂不倒的吗？
　　　　每当我打开这部破旧的书，初看时那种甜美、博爱的心情却更多地被一种强烈的仇恨所代替。我憎恨破封面上那个泥脚印：是它，扼杀了一切光明；是它，残害了无数新苗；是它，宣判了知识和真理的死刑。我看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画像，他也戴着眼镜，可能头发也白了吧。我不由得又想起了爷爷的银发和爸爸的眼镜，当然，我已经懂了，这些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知识的结果。它们也不再对我发出神妙的光彩，而是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为掌握知识而奋斗，又像激昂的号角，召唤我为捍卫真理而斗争。为了获得知识，掌握真理，我们的前人除了艰辛的劳动外有许多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又能学习它、掌握它，不也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吗？
　　　　我今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像个大问号似的，总这样不断地问着我，而每次我都暗暗地、坚定地回答：“怎么办？就这么办！”

方非
《外国名作家传》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一概被斥为“封、资、修毒草”，以致图书馆不敢出借外国文学书籍，出版社不敢出版翻译作品，报刊上见不到科学评价外国文学的文章。这就使得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外国文学知识贫乏，有的把肖伯纳当成中国人，也有英语专业毕业生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人名还是地名！
　　　　粉碎“四人帮”以后，局面开始改变。《外国名作家传》就是为增进人们对外国作家和作品的了解而编写的一部著作。该书分上、下两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册已经问世）。
　　　　《外国名作家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胡湛珍主编的，参加撰写的约八十人中，绝大部分为该所的专业研究人员。全书近八十万字，共收外国古今著名作家近三百人。其中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如鲍狄埃、维尔特、高尔基；有在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具有显著艺术特色的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适当选了些外国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贝洛、卡夫卡和个别修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如肖洛霍夫等。
　　　　《外国名作家传》简要介绍各位作家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着重评述其创作、特别是主要代表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注意指出一些作家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对一部分反动作家则进行了必要的和有分析的批判。引证删繁就简，叙述有详有略，对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
　　　　《外国名作家传》中的每篇传记都附有画家高莽所绘的作家肖像插图。

万奉祥
中国古籍装帧的优良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所以历代出版的各类古籍浩瀚如海，很为丰富。
　　　　公元前一世纪，我国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扩大了纸张的生产，就为书籍的出版流传提供了条件。
　　　　相传，唐时，白居易的诗已有印本，曾有人用白居易的诗印本来换取茗酒。九世纪初，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四川民间都刻印有《历书》。公元八六五年（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携回日本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韵》和《玉篇》各一部。解放后，在敦煌发现的印本《韵书》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两种《唐历》，就是我国迄今保存下来最早的古籍。

　　　　公元一○四五年前后（北宋庆历年间）毕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后，又加快了我国书籍的出版发行。尤其是公元十三世纪末（元大德初年）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架，并发展了套版印刷术，更加促进了我国的书籍出版发行。到了明代，又发明了彩色版印刷术，为印刷出版精美的彩色版书籍创造了条件，成为我国古籍出版的黄金时代。
　　　　中国的古籍，在装帧设计上形式是多样、生动活泼的，洋溢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气派，有着优良的传统。
　　　　首先，装帧形式上，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