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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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亡协会成立后，我们决定参加进去。他们不让我们搞国内宣传，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救亡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由我们掌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下午三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上海的中国报纸的总编辑也参加。会上我们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来报告战讯，公布消息。当然，他们都是吹牛，没有什么真实的报道，外国记者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怎么做工作呢？我们把从当时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军事消息，编成文稿，立即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部队的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他们非常欢迎。通过这办法，我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同斯诺也就是这么认识的。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京沦陷，他来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常去看他。他对我说去过陕北，还给我看过许多照片。有一天他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我也只有一本，看完还我。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
　　　　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说的是否可靠，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刘少文同志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接待他，谈了很长时间。毛主席有个把月时间每天找斯诺谈，谈完后，斯诺把英文记录整理出来，再由人译成中文送毛主席改定。刘说，斯诺这人可以相信，对我们确是朋友态度，这本书也是可以译的。于是我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版。
　　　　当时上海租界号称“中立”，各种具有革命或抗日倾向的书都不能出。大出版社都已迁往内地，抗日团体已转入地下。因此，出书很困难。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认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自从我们党长征以后，一般群众已不大知道党的情况，国民党又拚命造谣。通过斯诺的著作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作用是极大的。
　　　　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估计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用这款买纸。排印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当时商务印书馆内迁了，印刷厂还有的没搬走，工人失业了，他们中间有人同我熟，找我要事做。我就请他们印这本书，工人很高兴。我们没钱，工资只好等出书以后付。工人同志真是热情，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翻译，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时间。这说明译者和排印工人都是了解出版这本书的意义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书中还有一些译名，是请刘少文同志帮助解决的。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书的发行，也是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购书券，然后凭券取书。这本书初版出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二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说过：“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却是成功的试验。”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西行漫记》书名的来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连想到我们党。
　　　　《西行漫记》出版后不久，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离开上海去汉口，主要是为了筹集经费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但是由于郭老要我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直没回去。我在外面看到《西行漫记》影响很大。香港的出版商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对于华侨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它的中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
　　　　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


《斯诺在中国》在编译中


　　　　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写过许多报道和著作，描述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介绍了毛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业绩，报道了解放区的创建和新中国的成就，记载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要谈话。他对中国革命人民和领袖的深厚感情和忠实态度，在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起了示范的作用。作为新闻记者，他的报道态度和写作风格也值得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都有过很好的评价。
　　　　多少年来，斯诺的作品在国际上流行，唯独中国人看不到。大家迫切希望读到斯诺的著作。但“四人帮”仇恨毛主席，迫害周总理，对斯诺求全责备；他们阻挠了斯诺著作的出版。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障碍扫除了。三联书店现正编译一本《斯诺在中国》的选集。内容第一部分是斯诺有关中国著作的选译，大体上以所写的史实先后为序，主要选自《西行漫记》、《河的彼岸》、《复始之旅》、《漫长的革命》等。第二部分关于斯诺的著述。另收一部分有关斯诺的照片。
　　　　本书由裘克安负责编集和审订译文，参加译校工作的还有：董乐山、汪衡、李庄藩、叶笃义等。


埃德加·斯诺作品介绍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一九○五年出生于堪萨斯城，父亲是一个小印刷出版商。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不久，于一九二八年带着很少的钱出国。到了上海遇到《密勒士评论报》的编辑鲍威尔，被留下做助理编辑。从此一直做新闻工作，为美英报刊写过上千篇通讯稿，在二次大战期间成为报道中国、苏联和印度情况的名记者。从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三年期间大部分时间他呆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帝国主义采取对华敌视政策，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割断十余年。以后于一九六○、一九六四、一九七○年，他三次访问了新中国。现在把他发表过的十一本书介绍如下：
　　　　1。《远东前线》，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
　　　　这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真相。对于九一八、一二八、制造伪“满洲国”和“华北停战协定”都有较详细的报道。斯诺的反帝立场在那时就很鲜明。他写道：“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真是帝国主义的美妙逻辑！正是这样，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也正是这样，法国在印度支那赢得了帝国。”斯诺对于当时我党在江西苏区的斗争有一些传闻，他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革命，或者说农村的革命，在继续发展，城市知识界对它的同情在增长。但是这个运动（基本上是穷得没有办法的人为争取谋生经济条件的斗争），并无证据表明它拥有为统一和统治中国所必需的力量、知识和政治组织，虽然它具有很大的热忱。它迄今的做法表明，它的胜利大概将意味着暴民统治的胜利。”
　　　　2。《活的中国》，一九三六年出版。
　　　　这是斯诺选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对所收作品大多附有作者的传记材料。斯诺对鲁迅的评价很高，把他同高尔基和契诃夫相比。又说：“鲁迅的性格给我印象很深，他具有广阔的人性和热烈的同情心，对周围的生活观察敏锐，我相信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解说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书中除收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他妈的》和《离婚》以外，其余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作家各收一二短篇。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
　　　　3。《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出版。
　　　　这是斯诺访问我陕甘宁边区后向外界介绍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作。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当年胡愈之等同志在国统区翻译出版时取名为《西行漫记》。除斯诺的采访报道外，书中包括毛主席自述生平等珍贵史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当时外界对我党政策和革命实践了解很少，斯诺秘密访问以后写了此书，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和诬蔑，震动很大。国内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国际上它成了畅销书，很快有了好几种其他外语的译本。斯诺自己说过，从此“我的写作带上了政治行动的性质”。就是说他对中国人民的斗争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支持态度。这时反动派企图诋毁这本书，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也攻击斯诺歪曲了中共的政策，针对这事，毛主席曾亲自作了驳斥。一九三九年斯诺重访边区时，毛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大家，说他“写了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肯定《西行漫记》是正确地报道了中共的政策和毛主席的主张。斯诺在一九六八年对本书作过修订，一九七一年又作了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
　　　　4。《为亚洲而战》，一九四一年出版。
　　　　这书描述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包括八一三进攻上海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接着描述了武汉、广州的沦陷，重庆的遭轰炸，国民党的一片败迹。同时斯诺写了新四军的成立和抗战，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表明了他对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侵略的信心。书的后半部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后是长篇报道作者在一九三九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重申了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的信心。
　　　　5。《人民在我们一边》，一九四四年出版。
　　　　这本书是斯诺在珍珠港事件后直到一九四四年期间对印度、苏联和中国国统区采访的综合回顾。前两章写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英和争取独立的运动；中间大部分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和斯大林格勒的辉煌胜利；倒数第二章揭露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批评　　了蒋介石的反动著作《中国之命运》。总的意思是说印、苏、中广大人民在反法西斯的进步事业中起着巨大作用。
　　　　6。《苏联力量的格局》，一九四五年出版。
　　　　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苏联人民群众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也介绍苏联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解放后的东欧的政策和即将转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东方政策。书的中间有一章叫“两个中国”，是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政策的对比。
　　　　7。《斯大林需要和平》，一九四七年出版。
　　　　这本小书以事实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战后迫切需要和平，因此主张美国同苏联和平共处，反对当时西方的反苏叫嚣。
　　　　8。《红色中国杂记》，一九五七年出版。
　　　　这是斯诺应费正清等人之请而整理出版的。他在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五年间有关中国解放区的零星笔记，是过去在写《西行漫记》时未曾利用的。这里有少量毛主席、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谈话，我党一些领导人的简单传记资料，以及关于西安事变的情况。还有一节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九四四年五月、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次接见斯诺的谈话要点，表明罗斯福读过《西行漫记》和斯诺的报道，对于中国解放区和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很有兴趣，而对蒋介石国民党则逐渐失望。
　　　　9。《复始之旅》，一九五九年出版。
　　　　这是斯诺的自传，从头回顾了他的经历。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他把自己的一生分为四阶段：结婚以前的流浪不定的生活；在北京定居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一九四一年回美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感；“冷战”的阶段。这本书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材料跟他以前的著作有所重复，不过文笔比较精炼。书中谈到，他已赢得“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甘地曾对他面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就遭到美国政府的指责。我们知道，由于斯诺曾经同情中国共产党，同情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因此到了“冷战”时期，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时期，斯诺在美国就逐渐呆不下去，在新闻界也“吃不开”，最后不得不到瑞士过着寄寓他乡的寂寞生活。
　　　　10。《今日红色中国》，一九六二年出版。　　这本书在美国首次出版时名为《河的彼岸》，书前引用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只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几句话，是为了讽刺美国对华敌视的政策，主张抹掉中美人民之间的界线，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后来为了读者容易懂一些，才换了《今日红色中国》的书名。他在前言里说到，有一段时间，中国对他也不很欢迎（主要由于苏联不欢迎他）。特别是美国政府不让他访华。他经过不少斗争，才取到护照和签证。在书中，斯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我们建国十三年来各方面的成就。他记录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谈话，描述了与他们重叙旧谊的欢快。据说毛主席对斯诺说过：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这书最末一章的标题叫做《前面的长征》，对中国的前途寄予希望，并且分析了美、日、苏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对华友好。本书也有一个修订本，是一九七○年出的，斯诺加了一篇《七十年代的中国》的新序，还作了一些旁的修改。
　　　　11。《漫长的革命》，一九七二年出版。
　　　　这是旁人整理的斯诺遗稿。斯诺夫人洛伊斯写道：“这是一本未完成的作品——一个被我的丈夫的突然逝世所打断的开端。这本书里有着中美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种子将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