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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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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也写一些犯罪的人，但是伴着这些人的却是魔鬼、精灵。这些魔鬼、精灵在辛格的小说中进进出出，自然得象是犹太人的亲友在串门子。至于他写的那些备受损害而又贪得无厌的美国犹太人角色，固然身在物质文明的美国，而他们赖以生活的源泉，还是东欧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俗世界里受尽了折磨苦难，但他们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只是“生活在一己想象之中，正如过去他们信教时一样。”
我读的辛格作品不多，但我认为卡静对辛格的剖析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我在读美国其它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的《霍佐格》，或是菲利普·劳斯的《管不了》，或是倍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时，我总感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偶而寄居美国的犹太人，而不是已经渗透美国生活的美国犹太人。他们自有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与周围的美国生活气氛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① 犹太人通用的国际语。
② 二人都是美国犹太作家，前者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西书随笔
冯亦代
人类总会走向大同
记和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的谈话
深夜，灯下，收音机播送着中美建交公报。这消息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欣慰。中美两个伟大民族终于填平了沟壑，铺展开通往对方的道路。人类总是相通的，最终必将走向大同。互相隔膜的岁月不管多么长久，在人类历史中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不由得想起今年秋天和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先生的一次谈话。那时候我们就议论过这个题目，满怀深情地翘盼着太平洋两岸坚实的土地上早日搭起人民来往的天桥。这座桥出乎意料之快地搭起来了。我想，密勒先生和他的夫人也一定在大洋彼岸抚额称庆吧！
那是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在对外友协的一间会客室里，我随剧作家兰光、乔羽二位老师等待着和密勒夫妇见面。阿瑟·密勒先生是美国极负盛誉的剧作家，已经六十三岁了。他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维希事件》都是杰出的作品。和这样一位应当称之为老师的美国前辈交谈，我这个初出茅庐浑沌无知的后生，心情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的原因很多，一是因为我对于当代美国戏剧的知识等于零，怕没有交谈的资格；二是鉴于刚刚消逝的那段日子里凡涉外事务均需格外提心吊胆，我怕嘴上的哨兵失职，留下什么后患。所以，事先一再探询注意事项，临场又请二位老师予以“现场指导”。谁知剧协、友协的同志和两位前辈都说：“随便交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来，我反倒更其惶惑。人们在反常状态中生活得太久了，一旦恢复常态倒无所适从，不胜其恍惚，这也是个悲剧吧。
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密勒夫妇就走进了会客室。两人都是高高的身材，穿着黄卡其布衣裤，与其说是艺术家，倒不如说更象普通的旅行家。密勒先生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健壮。他的夫人、摄影家英格·莫拉什更有着少年般活泼的性格，使人忘记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准确。据说为了这次访华，她专门到大学里去学习了两年汉语。这股热诚劲头就使我颇为感慨。
密勒先生看来很留心我们当代的戏剧。他一抓住我的手，听完我自报家门，立即就问我是否还在医学部门工作。接着就连珠炮似地向我发问，自生活至创作，乃至文学上的“禁区”，例如男女间的爱情，无不问个周详，使本来就紧张的我不禁汗颜。再加上莫拉什女士不断地以立式、蹲式、跪式从各个角度拍照，我简直希望这次谈话快快结束。北京的秋天暑气已退，会客室的温度绝不能说很高；冒着蒸气的热茶足以润口，但绝不至于使人出汗。然而我的手心却流出水来。可是密勒先生还要拍着我的肩膀兴致勃勃地向我提问。突然，他提出“稿费”问题，对中国作家都有固定的工资表示不理解，说：“那么，中国作家不都成了业余作者了吗？”他对中国作家不能依靠稿费生活简直想不通，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解释再三，仍然耸着他宽大的肩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他的不明白正如我们不懂何以美国没有文化部一样。
接着，我们问起他美国戏剧界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我才渐渐松弛下来。据他说，美国的剧作家有这样几类：一种人把文艺当商品，他们的作品总是适应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作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一种人则是为统治者传言，作品也没什么好看；严肃的剧作家却总是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为他们总是在批判社会，批判某些观念。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家的著作。然而，严肃的艺术家实在苦闷，因为他们时时生活在同社会的斗争之中。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剧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拚命地破坏某种观念，特别是统治者的观念；而我们则是极力维护或树立某种观念，这观念也正是我们的政府所需要的。从这里开始，谈话进入了哲学问题的探讨。他说：在美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更多地替代了人们生活中不少事情。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淡薄，因此人们之间变得隔膜和冷淡。不少美国作家开始探讨人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不少人陷于悲观。他说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不突出，他不知中国现代化以后会不会产生同样的痛苦和弊病。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乐观的，相信集体主义的精神会使人们之间永远温暖。他高兴地点头，长吁着气说：“但愿如此。”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深思。技术发达国家的生活，我没有亲身体会。科学的发展会不会使人的价值降低，也需要认真的考虑才能作出回答。但我知道，在剥削阶级社会里，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屈服却是实在的。高尔基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鞭挞践踏人的旧制度，真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斗作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早就指出人是最可宝贵的。然而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人的尊严与价值难道不是荡然无存了吗？诬陷、迫害，四处皆有，冤狱遍于国中，连那些功绩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不能求得自身的安全。人的生命不被重视，灵魂也要受到蹂躏和扭曲。在我们的作品中提倡点“革命人道主义”，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揭露和批判“把人当作鬼”的“四人帮”，有什么不可以呢？！惜乎我们有些同志一看见“人”、“人道主义”、“人性”这类字眼，不加任何分析就丹田火起，一概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似乎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有八亿人口，就可以不重视人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把尊重人的旗帜交给资产阶级呢？难道不正是为了要做人，无产阶级才起而革命的吗？难道“四人帮”那套法西斯摧残人民的罪恶行径还不应该遗臭万年吗？社会主义最重视人的价值也应当成为我们文学的主题，假如不是永恒的主题的话。
从人的价值说开去，我们谈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我们说：美国的前辈剧作家同中国戏剧工作者坐在一起，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对人类前途悲观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追求美好未来的理想会把全世界的人最终连结在一起。人类总是要走向大同，相互之间的隔膜不管多么长久总是暂时的。人类有一个长长的光明的未来。密勒夫妇十分赞同这一点，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会见就要结束了。我们请密勒先生告诉我们美国最近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他热情地说了许多，可惜我们一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列举了一些我们国内的译本，密勒先生也觉得茫然。可见我们“供批判用”的翻译外国文艺作品的办法，实在欠妥当。翻译的既不是最新的，又不是最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批判”也就失去了意义。知己知彼，不但应是克敌之诀，也应是交友之道。
短暂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使我知道，当破除了精神枷锁之后，严肃的人们总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谈资。我们不必强求人家改变自己的观点，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也只有在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才能更好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现在，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这个星球显得狭窄了，宇宙间的联系也不再是纯粹的幻想。把别人的长处学来，把我们的优点赠给别人，“环球同此凉热”，才是既符合现实又合乎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
写到这里，听见远处的收音机里播送着《国际歌》。这歌声所唱颂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理想的实现要靠一步步的奋斗。我们的工作正多，道路也已经开辟，现在需要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1978年12月于北京。
苏叔阳
牛津大学出版社
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478年，到1978年恰好是五百周年。它规模庞大，以出版《牛津英语词典》、《牛津英文引语词典》和大学教科书、学术参考书而负盛名。
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属牛津大学所有。出版社没有股东，利润完全用于资助研究，以及负担出版小范围需要的或不能赚钱的学术著作的费用。如果遇到收支不能平衡，由牛津大学提供资助。1978年交税后纯利润三百余万英镑。
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约八百五十种，经销图书约一千七百万册。分社和经售处，分布在纽约、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处。国内外雇用人员共约三千人。
1857年，特伦奇教长首次建议编辑《牛津英语词典》。1884年出版第一卷，至1928年全书出齐（主编约翰·默里）。增补本四卷在编辑中，预计1983年完成。二次大战后出版有《现代牛津高级英语词典》（已出售七百万册）和《牛津图解词典》等。（扬）
扬
《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
《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南斯拉夫已故著名理论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爱德华·卡德尔最近几年的新著之一。三联书店已选录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概况》一书，将于1979年出版。
作者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两个中心问题”、“取消所有制的任何垄断形式”、“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制度的实质”、“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等标题下，从理论上阐明了联合劳动法公布后社会自治制度中的一系列问题。兹节述如下。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两个中心问题
历史向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连续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以作为劳动力和劳动场所活劳动的体现者的工人为一方，同以支配社会资金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中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包含着一些非社会主义关系的因素，而且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技术至上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保守主义、大国霸权主义、个人崇拜等的根源。如果不解决这一矛盾，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停留在其过渡形式（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这种过渡形式是必要的）上，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是不能满足于把这种过渡形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仅如此，这种过渡形式已大大耗尽其内在力量，以至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外部形式才是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在存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自治的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认为，国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阶段上是必需的，即使在将来，特别在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剥夺剥夺者的阶段，这种形式的公有制也仍然是其他许多国家所必需的。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国家所有制的垄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同劳动力在一部分人手中而生产资料则在另一部分人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所有制范畴有牢固的联系。
但是，国家所有制的垄断，作为社会经济的和法律的范畴，仍然是所有制的经典范畴，而这就意味着国家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并不同时是工人所有制的，也许只是由国家适度地体现着工人阶级的集体利益罢了。其实，在实践中，这种所有制的真正主体是国家、国家机构和国家机关，而不是工人。这就会出现这样的倾向：用国家机构以至国家机关的意志来代替工人的集体意志，由此就造成了消极的社会经济后果与政治后果。
联合劳动法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
社会所有制要比任何时候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更能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社会所有制是不会成为社会的某个主体如国家、劳动集体或个别工人的垄断权的。因此，社会所有制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的所有制，从而也就是每个个别劳动者的所有制，它保证劳动者使用社会资金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由这个基本劳动权利决定的一切不可分割的权利。从积极意义上来说，社会所有制的确已成为人人有份的和属于大家的所有制，即共同的和个人的所有制。
但是，所有制原则本身不会因此而废除，由按劳动占有资金的权利所决定的那些所有制关系也不会因此而废除，只是这些关系的社会经济本质在发生变化。由于社会所有制是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和归根到底、至少在将来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所有制，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依据这种所有制实行私人或集团占有，和在对其他工人的关系上谋求发号施令的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社会所有制问题时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取消所有制的任何垄断形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谈到所有制时，指出并不是要用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制来代替私人资本主义的垄断制，而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公有制应该成为集体的财富，更确切地说，应该成为社会全体劳动者的共同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应该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有可能出现的公有制的形式，并提到，公有制在开始时是以工人的阶级所有制形式出现的，之后是以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制的形式出现的，开始是在一国范围内，最后是在国际范围内。同时，马克思还预见到，在革命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有可能建立国家所有制，作为工人阶级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迈出的革命的第一步。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手段。
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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