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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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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写诗又必须有技巧。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
    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想象,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好一个“互相补充”!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互相补充”虽然只是不同感官间的事,但它也同样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它使世界万物取得了沟通与联系。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于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象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
    通过形象思维,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反之,也可以使原来在一起的挥手告别。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相补充”的方法。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的方法。
    甚至在理论文章(也就是依靠“逻辑思维”所进行的文章)里,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例如在《宣言》里: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至于莎士比亚,那是一个离开形象思维就不能工作的人。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时不在闪耀着形象思维的光辉。
    例如“金钱”两个字只是一个概念,但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金钱”转化为许多具体的“人”了: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青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
     
    这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比喻,对为资本所统治的世界所发出的最深刻、也是最辛辣的咒骂!
    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
     
    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例如拙作《珠贝》: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虹彩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真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真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宇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这位先生完全忘掉礁石是不可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固不化的礁石。这就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以列宁说“比喻是跋脚的”。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八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雠,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象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象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污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地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竟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公社的诞生”;一九四五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话:
    太阳
    使我想起……
    ……
    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
    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昌。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我提出自由民主难道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屋”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来嘲笑一首在白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这样的人,却享有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象这样的一个流氓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这么长的时间,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算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

艾青
《天平之甍》重译记


    根据原作1977年新版,我把日本井上靖先生的著名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又重新翻译了一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多年被剥夺工作权利之后,重新拿起久别的笔,深深体会到工作的愉快。
    第一次翻译此书于1963年的春季。这一年,中日两国有关文化与宗教团体,联合举行唐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的纪念。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项目,我受世界文学社的委托,接受了介绍此书的任务。我觉得我不仅应该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有意义的纪念尽一点力,同时也由于这部以中国封建文化最繁荣的唐代长安、洛阳、扬州等都市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大大地吸引了我,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感性知识。我以为这样的作品本当由中国作家自己来写,而现在日本作家却代我们写了,因此也使我带了感谢的心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把它译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我急就的译文作了许多细心的帮助,使它得以及时地发表和出版。但这个译本的得以出版,也不是没有斗争的。由于作品所写的历史文化交流事业,是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来进行的;作品写的是古代宗教人物的传奇式的英雄事迹:为了增加作品的艺术气氛和时代形式,作者又引入了一些神话式的插话,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完全可以允许的事情。不料却因此而触动了某些同志的脆弱的神经,他们习惯从条条框框中来观看事物,于是就害怕了:“这不是在宣传宗教迷信吗?”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无神论者”的,脑子里却还统治着一尊形而上学的神道。出于他们的好心,始终以为群众永远是幼儿园的小班生,又娇又嫩,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伤风感冒,受害中毒的。于是在文学艺术上最安全的方法,当然也只有规定每个作品,必须写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事,怎样写法都得有一个谱,有一个“样板”,然后把四周围密密封闭,做到人人目不旁视,心无杂念,才能使他们放心。
    幸而这种观点没有能阻挠这个译本的出版,而得到的却是广大读者热烈的反应,使我作为此书的介绍者获得不少的朋友。尤其不能忘怀的,由于翻译过程中与作者的通信,又由于作者为参加纪念活动来华访问,使我得与井上先生建立了友谊,并因此而幸运地读到他更多的作品。
    但是过了不久,“黑云压城城欲摧”,袭来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暴,和其它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译本一样,《天平之甍》也被戴上“封资修大毒草”的帽子,卷进在黑色的风暴里,遭到了封锁禁止的处分。作为当然的“黑线人物”,我的罪名本来已经够多,作为此书的译者,也成为我的十大罪状之一。无意中在劫余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份当时的所谓“批判”稿,现在把它摘几句在这儿,或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楼适夷在本文(指我为《文艺报》所写的一篇介绍)中大肆替他所翻译的外国大毒草《天平之甍》吹捧……把这个唐代的和尚捧为“光辉的历史人物”。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楼适夷在替这株毒草充当吹鼓手时,还以肯定的口气重复了原作侮辱中国人民的那句话:“象天上的行云,象黄河的流水一样,飘泊于大地上的难民之群。”更使人感到愤慨的是:共产党员楼适夷在替这个唐代和尚吹嘘时,竟然大肆宣传宗教迷信,说日本与中国是“有缘的国家”,把鉴真捧成“学养深湛,德高望重,弟子遍天下,声誉满全国的高僧。楼适夷竟然完全丧失起码的立场,说鉴真“救世为怀,深入群众,是与人民有血肉连系的一位大宗教家!”……把他渡海去日本传佛教说成是“崇高事业”。说这株毒草“表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崇高的精神面貌!”
    在“牛棚”里低着脑壳听这样的所谓“批判”,又不准有一句申辩,那味道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想到挨“批判”的人和做“批判”的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是同样的受害者,对那时的所谓言论,本来也没有记起来的必要了。但从这儿明显地看出来,由于原来在脑子里多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遇到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云,当然就会一拍即合。原来在心里嘀咕着的宣传迷信呀,封建毒草呀之类的想法,就畅通无阻地说了出来。更奇怪的,这位批判者对历史人物的阶级观点好象非常鲜明,为什么作品中写到了在封建统治下,尽管表面的繁荣,仍掩不住人民的苦难……这种对封建王朝的揭露,却又成了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了呢,好象他的阶级立场一下子又与唐明皇站到一起去了。现在重温一下过去这样的言论,倒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借此当一面镜子,看看通过这样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
    我觉得很抱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我的译本使一位国际友人的作者也平白无辜地受了波及,我应表示深深的歉仄。我更衷心地感谢,作者几年来多次访华中对我的关念。
    现在黑云消散,天开日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文学艺术重新开展了百花齐放的盛况,和许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一起,《天平之甍》有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井上先生把作了若干修订的新版赠送给我,希望我们重出的译本能依照新版加以订正。我把旧版和新版对读了一次,发现新版所修订的,大抵是关于作品故事发生时间的考订,及作者近年多次来华,访问了故事发生地点后,对自然风物、季候节气描写的若干修润,象这样经过修改的地方,也是极个别的。原来我准备只在旧译上作些修补,但重读十多年前自以为译得还可以的译文,却觉得处处都不顺眼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和这本译书共同遭受过来的一番沧桑,想想最后的胜利毕竟属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政策,而对此书特别增厚了感情,便改变了自己从未重译一书的习惯,又把它作了第二次的翻译。
     
    1979元旦于北京

楼适夷
《草叶集》的命运


    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于1855年初次出版。当时出版社拒不接受这个诗集,并且也没有书店愿意卖他的书。惠特曼只好自己排版,自己写书评,并且把书拿到专卖骨相学、水疗法等书的店里去出售。
    可是,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的著名作家爱默生热情地写信给作者:“在这伟大前程的开端,我祝贺你。”直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的一年),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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