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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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大都是富有正义感，纯朴、善良的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人们已感到幻灭的理想，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严格地说来，这类人物原来的理想，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头脑中那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幻想。因此，他们在坚持其理想时，能狂热到把红像章别到皮肉上，而一旦其理想与现实的岩石相撞后，他们又很快地陷入苦闷、虚无。对于这类人物的理想的实质，《醒来吧，弟弟》是没有揭示的。否则的话，弟弟的形象将会塑造得更加典型些。
　　　　另外，林文所指出的那种概念化毛病，在弟弟的形象塑造上也确实存在着。从作品对弟弟思想转化的处理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作品在描写彭如何由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年变成一个消极遁世的青年时，处理得十分令人信服。但在结尾时，让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就使弟弟转变认识，准备走向红尘，这种描写就未免不真实了。我们知道，弟弟的看破红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在许多年里，对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认识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顽固的观念，不是几次小接触就能动摇的。试想，连四五运动他都认为是“没意思”，与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对其思想转变，又能起多大作用？卢书记初次来访时，弟弟曾毫不客气地说：“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马拉松会来了。再难见着！”既然弟弟对他们厂领导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既定观念，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也同样怀疑卢书记？按照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来说，弟弟完全应当这样怀疑，不这样怀疑，倒是奇怪了。然而作品只让弟弟与卢书记相处半个月，只有几个小接触，就“开始步入‘红尘’”，这样处理确实有点概念化。
　　　　尽管彭晓雷的形象塑造还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点、不足，但总的来看，彭的形象塑造，还是较为出色的。它基本上遵循了生活的逻辑，提出的是生活中的问题，塑造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启示我们该如何地正视生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价值。我们不应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这一形象说得一个钱不值。

刘泽林
《根》被控剽窃


　　　　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成为畅销书以后，拍了电视片，又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甚为轰动。但去年被作家哈罗德·柯兰德指控为剽窃其《非洲人》一书，要求分享《根》的一半稿费。纽约地方法院认为证据确凿，哈利也只好承认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

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说，设置中书（为皇帝起草诏命）、门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命进行审驳）两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制约，“相防过误”。有些官员为了不得罪人，明明知道一些文件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提出来，就发下去执行。他们“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蔽”，这样做，终究会误国害己的。他并且告诫各级官吏，以后都要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贞观政要》卷一）。贞观三年，李世民又对一些大臣说，我发的诏命，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们也要提出来。不许“阿旨顺情”，“知而寝默”。如果你们不给我提批评建议，只是收收发发文件，那谁都可以干得了，我何必要挑选你们来干呢？！李世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封建统治者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机构的统治效能。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做人君的，怎样做才能“明”，怎样做就会“暗”？魏征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还举例说，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所以会国灭身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听偏信，被奸臣封锁蒙蔽，就要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非常赞赏魏征的见解，并对一些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只有兼听、纳谏，君臣上下“共相切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贞观政要》卷一）。
　　　　李世民还经常说，做皇帝的只有自己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别人才敢批评他。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圣贤，不会犯错误，谁还敢对他提意见呢？这样的人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会近臣，魏征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魏征曾劝隐太子把你杀掉，本来是你的仇人，想不到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啊！李世民说，魏征以前的确是我的仇人，但“……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听了这话，赶忙叩头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了“求谏”、“兼听”，对于批评他的人，总是给予鼓励，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怪罪，甚至还故意给予奖赏。
　　　　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兼听、纳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兼听也吧，纳谏也吧，最高最后的裁定人，还是他自己。所以，李世民的兼听、纳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所说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当人民的公仆，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当然更不能象封建帝王那样，君临于人民之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毕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应该既听顺耳之育，也听逆耳之言；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有些领导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几句刺耳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们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要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就不能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就要弄清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是死气沉沉，鸦雀无声，还是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就难免会有错误意见，这是正常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人借口发扬民主，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措施得当，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志学习一点唐朝初期的历史，研究一下“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于迟
读《玉抱肚·官悟》


　　　　明代有首《玉抱肚·官悟》的小曲，有句曰：“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①——这首小曲的最后一句，说得好极了！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们，历来是“不认错”，也就是不肯纳谏的；而那些进谏的“忠臣义士”，则往往挣扎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地网天罗”之中。
　　　　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以及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任何剥削阶级总是要装饰几枝虚幻的花朵。设置“谏官”，表面上允许在帝王的耳边可以嘁嘁喳喳，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上“只可雾中看”的一朵惨白的小花。《尚书·胤征篇》谓：“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据此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求谏的把戏，是由来已久的。
　　　　玩把戏的人有句口头禅：“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历代封建帝王的最骗人的把戏，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董仲舒之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鼓噪声中，把自己美化为神。于是，帝王的嘴巴“含天宪”，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即“天之令也”②，是芸芸众生不能触犯丝毫的。这就不难想见，向头上缭绕着灵光圈、人间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帝王进谏，尤其是“犯颜直谏”，其后果是什么了。
　　　　举几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荒淫无道，屡次劝谏，竟被纣王下令剖腹而死；另一个纣王的亲戚箕子，也是屡次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一巴掌把他打入牢房，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被释放。明朝正德元年，御史蒋钦等进谏，弹劾权奸刘瑾，竟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惨死狱中；天启四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进谏，奏劾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三十二条罪状，结果左光斗被罢了官，死在牢里。如此等等，史不绝书。
　　　　也许有人会说，殷纣王之流是暴君、昏君，是拒谏饰非的，“明君雄主”——也就是好皇帝，当非如此吧？也不见得。朱元璋显然不能算是坏皇帝。但是，他对进谏者也常常是“龙颜大怒”，滥杀谏者。洪武初年，御史王朴生性鲠直，每向朱元璋进谏，“辨是非不肯屈”，“太祖怒令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③王朴的回答，义正词严。但朱元璋还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即使以求谏、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哪里能真正正确对待进谏者？著名的谏臣魏征，生前曾被李世民似乎视为掌上珠，病死后，李世民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他家，“拊之流涕”。但不久，却解除了其女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并悍然“仆所为碑”④，即推倒了他亲自作碑文的魏征的墓碑。唐太宗对谏臣的真情实感，如此而已！
　　　　在历代帝王的眼里，谏官究竟算是什么呢？鲁迅曾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⑤看来，在帝王的眼里，即使是最受宠信的谏官，至多也不过是允许进言“补一补”“袍角”的奴才。有些谏臣，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分。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专权擅政，虐焰薰天”，大臣王彻理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谏，力斥桑哥之罪，忽必烈大怒，下令左右开弓，猛打王的耳光。王辩护说：“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养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犬，犬遂不吠，岂良犬哉！”⑥原来，帝王与谏臣的关系，乃是主人与所豢养的良犬的关系。此中奥妙，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没有识破。宋代的包拯，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清官”，也是个曾经“反复数百言，音吐愤疾，唾溅帝面”⑦的谏臣。但是，元代的民间戏文中，却这样描绘他的身分：“老夫有件事向君王陈奏，只说那权豪每是俺对头。他便似打家的强贼，俺便似看家的恶狗。”⑧
　　　　“自古君王不认错！”——应当说，这支小曲是独具只眼的。
　　　　　
　　　　①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卷10。
　　　　②《董子文集》卷1。
　　　　③《南京都察院志》。
　　　　④《新唐书·魏征传》。
　　　　⑤《且介亭杂文·隔膜》。
　　　　⑥《南村缀耕录》卷2。
　　　　⑦《曲洧旧闻》卷1。
　　　　⑧《元曲选》甲集，《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

王春瑜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彼多罗岛。他写过一本自传性的书，是用英文写成，书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九○九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题名《西学东渐记》，是一本值得怀念的书。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毛主席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进步的中国人中，从引进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严复的功绩和影响最大。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书，成为他的不朽事业。当时所谓西方真理，就是西化。中国接触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推动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前进。康梁的维新运动，固然失败了，有它的历史意义。过二十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五四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光阴如逝水，五四过去六十年了。我们非常幸运，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接再一次思想大解放，而思想大解放的内容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手段，四化是目的。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热心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也要学习先进学问。现在我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也派遣大批青年出国留学，这是根本之图。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是值得略加介绍的。
　　　　容闳是较早到西方留学，并且用其所学，筚路蓝缕，为祖国的教育文化和物质建设做了开山辟路的工作。容闳最注重教育事业，他引西方大教育家阿诺尔德（Arnold）的话说：“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这可作为容闳的教育主旨看。
　　　　容闳自幼读书于澳门西塾玛礼逊学校，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后，学校迁至香港；一八四六年主持校务的布朗（S。R。Brown）回美，容随行赴美学习。一八四七年一月初由黄埔首途，乘帆船，经拿破仑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到达纽约，赴麻省，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肄业，预备入大学，在英文班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一八五○年夏赴纽海文（New　　Haven）考入耶鲁大学。他视数学为畏途，对微积分更甚。以英文优异，二、三两学期均获首奖，于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以中国人毕业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