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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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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没能如愿。事后，蒲松龄寄一首五言古风送别诗给王士祯，以达依依之情。明年，王士祯赠送一部《古欢录》给蒲松龄，蒲松龄很高兴。同时听来人说王士祯的听觉已经逐渐衰退，这时蒲松龄的听觉也已大不如昔，于是就回信答谢赠书之情，并安慰他说：
尺书久梗，但逢此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为刺刺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萦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静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
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提到已逃的淄川蠹吏康利贞得到王士祯的荐书，又回到淄川来仍当漕银经承的事，因而婉转地忠告王士祯，请他另为安置，避免大家说闲话。他的原信是：
……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银经承，欺官虐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一县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教中人直欲登龙赴。某恐挠清况，故尼其行。果系门下纪纲，请渝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则浮言息矣。
这封信虽不象《上孙给谏书》那样痛切直陈，却也略无避忌之处，由此也可看出，假如他俩的交情不是很厚，蒲松龄将不会这样作的。
十年后，即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五月末，蒲松龄夜梦王士祯来看他，其实这时王士祯已死多日了。蒲松龄知道后，非常哀痛，写了四首挽诗哀悼他，其中一首写道：
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
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
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不久，他又代毕韦仲（毕际有的二儿子）写了一篇情辞哀切的祭文。名虽代写，其中却洋溢着他哀悼王士祯的深挚的感情。
此外，日本人平井雅尾自称曾在淄川收有王士祯珍藏的蒲松龄的一方砚台，是淄川名产红丝石制的，并在《聊斋遗迹》中影印出砚底刻字的拓片：右，隶体阴文“柳泉著书第二砚”七字；左，行书阴文“渔洋山人珍藏”六字。没有见过实物，难以断定真伪，但也可用来作为蒲松龄与王士祯的友谊的一个旁证。即使这方砚台是赝品，也是因他俩确有这一段深厚的友谊关系，一直流传在淄川、新城一带民间，才会有这种赝品出现。再进一步说，以他俩有财物礼品往还的关系而论，蒲松龄将自用的当地名产红丝石砚赠送给王士祯作纪念，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以上所述看来，蒲松龄和王士祯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也说明蒲松龄并不是甘心林泉的人物，也是无疑义的。
蒲松龄虽然和王士祯相与甚厚，并很钦敬他，却没有象一般的世俗文人那样盲目宗尚他的诗文。他的《聊斋志异》无论在立意和文风上，都不同于《香祖笔记》、《池北偶谈》。就是他的诗作，也依然是自立门户，别具一格。这可举几首诗为例：
贵公子三首选一
斜阳归去醉糊，酣坐金鞍踏绿芜，
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
田间口号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灾民谣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
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
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
象这一类有声有泪的活画出现实生活的诗，诗集中很多，尤其是在他晚年的诗作中最多，这是和王士祯的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无怪张鹏展序五卷本《聊斋诗集》说：
……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其志节之所尚，有可想见者，此又其性情专一，勃郁往复之致，所以不容掩也。
这话是不错的，可以蒲松龄的一首《杂诗》作证：
脂苇福之偕，狂直祸所丛，
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
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
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
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蒲松龄之所以锐意科举，致志名卿将相，实有他的抱负，可是他不如王士祯来得灵活，所以作出“时文”来，也难得主考官的青目，虽然他的抱负与维持满族王朝的利益并无冲突。
①《倡和集》全四册。此目见于日本人平井雅尾的《聊斋遗稿》一书中，是蒲、孙两相倡和的词集。
②《戏书蒲生卷后》一诗，于《蚕尾集》卷一中为第二十二题，第十四题是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第二十三题下注“己巳十一月初二日”。《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恰在戊辰之末，己巳之前。蒲松龄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在六卷本编年诗集（钞本）中，也列在戊辰年，正与王诗写作年代相合。戊辰年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这一年蒲松龄四十九岁，《聊斋志异》初稿撰定。过去有人曾据高珩序末署“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和《聊斋自志》的署年“康熙己未春日”的年代，推定为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成书，是不确的。
侯岱麟
重印图书要注意学术新成果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姊妹篇《中西回史日历》，是著名的两本工具书。最近，中华书局重印了《二十史朔闰表》。
关于汉初所用历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律历志》等认为当时沿用的是颛顼历；宋代就有人认为也可能用《殷历》，清代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则更倾向于《殷历》说。《二十史朔闰表》取《殷历》说，并采用了汪日祯用《殷历》的推算。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竹简历书——《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在没有发现其他重要材料以前，这确是判断汉初历法的依据。《文物》1974年第3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因而明确指出“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更是错误的”。该文并推算了汉初朔闰，列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朔闰表》。
中华书局此次重印《朔闰表》，似应注意及此，但他们连提都未提到，不能不说是个大疏忽。
苏许
闻一多的手稿（上）
闻一多的手稿，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现存手稿178种，约9021页。从时间上说，包括了从1919年元旦至1946年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文字研究、日记、书信，还有不少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文章片断，确有琳琅满目之盛。
学习作家怎样写文章，如何改文章，直接读他的手稿，是个好办法。不言而喻，研究一个作家，更应该读他的手稿。闻一多的手稿，特别值得重视，还因为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一生的最光辉的几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发表演说、文章都不自由，读其手稿可更见其思想光辉。闻一多由于突然壮烈牺牲，他的曲折发展的思想历程，自己还没有系统总结，庞大的研究计划突然中止，不少文章没有最后完成，读其手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闻一多。现在的《闻一多全集》，是在解放前编定、出版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不少珍贵资料尚未收入。我这篇文章侧重于对《闻一多全集》尚未收入的珍贵的手稿，作一些初步考察。
《仪老日记》值得重视
闻一多的手稿中，保存着《仪老日记》一种，共39页。这是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写的。时间从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4日，要了解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是重要资料。
《仪老日记》，工笔正楷，写得象字帖一般。文若其人，字若其人。读其日记，可想见当时的闻一多生活、学习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里，正遇期末考试，学习紧张。从1月20日到24日考国文、英国文学、文学史、统计学、修辞学、历史等课。历史课还有课外作业，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的选题为《明代燕京城市之沿革》。他除了在清华图书馆中搜集有关资料外，还利用寒假有空，乘火车进城到京师大学堂查阅有关文献，并且主动找教员辅导。闻一多动笔很勤，作《病松诗》、《清华体育馆歌》、译《波兰千年进化纪略》、作《读关睢章记》、英文《二月庐漫记》。他读书更广：《天演论》、《文选》、《史记》、《旧约轶事》、《古文辞类纂》、《清诗别裁》、《英文名家诗类论》。2月10日的日记说：“枕上读清诗别裁。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钞，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可见，闻一多读书很有计划。
闻一多朝气蓬勃的刻苦的学习精神，令人感动。清华当时有演说课。1月4日的日记写道：“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过了两天，他又写道：“演说降到中等，此大耻奇辱也。”这一句话就说明闻一多要求自己十分严格。他并不是光在日记上发一点感慨而已。紧接着，1月7日，他就到钟台下练演说八遍。1月9日又记：“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经过这样的练习，当然熟练一些了，但他仍不放松。1月10日的日记说：“演说果有进步，当益求精至。”北京的一月份，天寒地冻。闻一多却在1月14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后寒不可禁，才返回宿舍。但是，回到宿舍，仍不罢手，又“温演说五遍”。第二天，又记“习演说”。经过这样的刻苦练习，他的演说有了进步。我们都记得，闻一多以后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对群众发表演说，说理清晰，感情充沛，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他从小苦练过演说，当然也是他以后演说成功的一个条件。
五四运动前夕，新思想不断传来，冲破了清华学校的一潭死水。闻一多读了《天演论》，十分兴奋，称赞它“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译之能事也。”他这时已经看出了封建传统思想不得人心，记述了当时清华的“孔教会败腐不足数”。他急迫地寻求新思想，所以对新的东西，都感兴趣。比如当时清华讲圣经，他也去听，想考查圣经能否“检点身心”。但他善于独立思考，称圣经“虽异于儒书，且多近不经”。闻一多当时是《清华学报》的编辑，他在日记上记录了繁忙的编辑工作。原来，他在清华发表了不少旧体诗、文言文，颇享盛名。3月4日的日记明确说：“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闻一多为演剧化了不少精力。实际上，这是他接受新思潮的实际行动。作为一个学生，他也遇到过参加社会活动和读书在时间安排上有矛盾，也曾想过多读书少做事。但他与周围的同学讨论后，毅然决定：“作事时仍可读书”。他把这一点看成“此事一生关键，未可苟且”。可见，闻一多十分重视热心为同学服务。他参加了清华学校的新剧社，是该社负责人之一，还准备组织北京学生新剧联合会。在新剧社，闻一多参加了集体编写《鸳鸯仇》、《巾帼剑》等剧，参加了《是可忍》、《生死趣》的演出活动。他们还进城到第一舞台公演。除了考试期间外，他的戏剧活动十分繁忙。“从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凡十七日，剧事最烦，日不暇给，无日记。”4月9日又记：“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贻讥于人，亦滋幸矣。”由于他热心公益，同学赞扬他“精神上的忍耐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夕对时代潮流有敏感，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可贵的特点。
最初写的新诗
闻一多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新诗的呢？他最初写的新诗是怎么样的？要了解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就得到他的手稿中寻找答案。闻一多手稿中有两件宝贵的材料：一是他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个作文本，内有新诗《观雪》一首；二是他自己编了手抄的《真我集》，录存1920年至1921年间写的新诗15首。
这个作文本上共有三篇作品。第一篇是用文言写的《做官邪议》。这篇文章批判封建官僚们“积习既深”，所以，“五四之事，似足以惩，而鼠窃狗偷不稍戢也”。“夫官之邪非今日而然也”，要解决这个问题，闻一多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欲正官邪，宁徒托空言之能为功，必锄发火焚而已耳。”第三篇是用文言文译的《点兵之歌》。这首诗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同情士兵的不幸遭遇。为什么用文言译诗呢？闻一多在小序中说：“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而今之译此，犹以文言者，将使读原诗者，持余作以证之，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仿佛者几何；亦所以彰文言之罪也。”但是，闻一多的翻译是努力的。他译这首40行的短诗，“四日而毕，诚已呕尽心血矣。”第二篇是新诗《观雪》。这首诗被教员加了不少双圈，后面还加了批语。闻一多后来把这首诗抄入《真我集》，改题为《雪》。诗的末尾又加了一段说明：“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清华学校写新诗，国文教员也竟然贬之为“趋赴潮流”，可见闻一多写新诗，也是与当时的传统势力的一个斗争。《雪》未注写作日期。他手抄的《真我集》是按时间为序编排的，并且大都注明写作日期。根据这种情况，《雪》大致写于1920年5月以前。
《雪》，思想深刻，构思精巧，绝非无病呻吟的“赏雪歌”可比。作者描绘了“夜散下无数茸毛似的天花”，如同“死人一层殓衣”似的包裹着世界，它却盖不住“屋顶上的青烟缕”。他进一步歌颂这一缕青烟，正是“诗人向上的灵魂”，“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这仿佛成了世界的希望，于是大家欢呼道：“和平到了，奋斗成功了！这不是冬投降的白旗吗？”我们可以想象到，作者写这首诗时，中国正是冰封雪飘的寒冷世界。他希望成为一缕青烟，突破寒冷，永远向上，给这个世界以温暖和希望。这反映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要求突破封建的枷锁，抒发了他们决心改造中国的信心和勇气。
《真我集》抄存的新诗，共有十五首：《雨夜》、《月亮和人》（1920。11。14。）、《读沈尹默也作一首》（1920。11。16。）、《雪片》、《率真》（1921。5。14。）、《朝日》（1921。5。12。）、《雪》、《忠告》（1921。5。14。）、《志愿》、《伤心》（1921。5。17。）、《一个小囚犯》（1921。5。15。）、《黄昏》（1921。5。22。）、《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霁见月》（1921。7。）。这些诗末尾，原注有月、日，年份是我根据诗篇排列的次序加上的。其中《雨夜》、《雪》、《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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