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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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班，就得八个，换两次就得十二个。《红楼梦》里有名字的奴婢一百五十个，这就是说，一个主子至少平均要十来个奴婢伺候。二，主子不从事生产，奴婢从事生产。生产的奴婢在另一个院里住着，不从事生产的主子住在正院及好房子里。三，主妇和主人享受夫妇的快乐，怀了孕要婢女替她生。
　　　　先说第一件。鲁迅说，礼教是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是人肉的筵席（《狂人日记》，《灯下随笔》，《春末闲谈》）。他说的深刻沉重极了。这是思想家的说法，不是文学家的说法，因为没有形象。如果要形象化，不必真说吃人，只说脚下要踏几个婢女，腋下要夹婢女就行了。这是吃人的较文雅的说法。
　　　　再说第二件。《资本论》引述亚里士多德告诉人做奴隶主的方法，自己要懂得某种操作，教会奴隶那样操作，让奴隶劳动，而自己到别处去考虑哲学或其他的问题。这里说的正是如此。
　　　　至于第三点，什么书上也没有谈过，只有谈神仙、妖异的书上才有。
　　　　总的来说，这是奴隶主的思想，是奴役别人的思想，只对于奴隶主有好处的思想。《聊斋志异》暴露了这种思想，道出了历史上奴隶主心里的话，灵魂里的话。不管作者本人是赞成或反对，这种暴露是可贵的。
　　　　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做稳了奴隶时期，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期。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也只有两种：奴隶思想和奴隶主的思想。孔老二的论语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杜甫诗：“不闻殷周兴，中自诛褒妲”，和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美化马嵬坡事件的。六七十岁的老头霸占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做小老婆，危急的时候又用这个姑娘做替死羔羊。一个把这个老家伙说成是圣明天子，一个则说他是情种。这些都是奴隶思想。秦二世说“有天下而不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齐景公登山玩景，乐极生悲，感人生之无常；王羲之《兰亭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苏轼《赤壁赋》，都是感人生短促，想在世上长生不老。和上引的《云萝公主》里的那些话，都是奴隶主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在奴隶社会形成的，或多或少地、或异或同地渗入到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人的思想里。这里就不详谈了。
　　　　以上所举，其思想性都不出民主思想的范围。在五四时代甚至以前，就该有人看出写出，但未见有人谈到。我虽然在十几年前就谈到一部份，但距五四时代已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于现在继续来谈，就更晚了。一面写，一面不免以自己的落后为羞。

聂绀弩
蒲松龄与王士祯


　　　　《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书，虽然其中的糟粕俯拾可得，但毕竟瑕不掩瑜，它那判然分辨美丑的光辉，鼓舞人们上进的精义，还是跃然纸上的。因而人们对作者蒲松龄也就大加推重，以至于达到溢美失实的程度，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究实事求是，就应还作者以本来面目。为了要透彻地认识作者的行为思想的本质，除了正面研究他的一生的活动外，也可以从他的交游人物中去探求，语云：“欲察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个意思。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蒲松龄的朋友关系中的一个，希望能得到蒲松龄的思想活动的一个侧影，从而也可以帮助探求《聊斋志异》的精华与糟粕的源头，予以恰当的评断。
　　　　　
　　　　蒲松龄生前虽有许多世情应酬，可是交游并不算广。知心朋友倒有几个，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真能知道他俩的交情的人并不多。而不深知的人，却偏又喜欢把偶然听来的一点不甚了然的琐事，加以渲染附会，当作掌故张扬出去，而厚诬其人的后果，却没有人理会。如《三借庐笔谈》卷十记载说：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
　　　　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时人服
　　　　先生之高品，为落落难合云。
　　　　　
　　　　这条记载，疏漏甚多：既是三访都不见，并嫌他有贵家气，怎么又能在“托人数请”之后，把连卖都不肯卖的稿子，又派人送了去呢？既送了去，王士祯反而用一个夜晚读完全稿，略加几条评语，又叫来人带了回去，是退稿？还是没有讲妥价钱？为什么蒲松龄先踞而后恭，对这位三访而避不见的人物题在原稿上的评语，没有一点受辱的表示，反说时人服蒲氏人品之高，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真是矛盾重重，而《新世说》的作者对此也毫不审辨地就信手转贩，列入卷六中：
　　　　　
　　　　……王阮亭闻其名而访之，避不见，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这是一面推重王士祯的风雅，一面又用王士祯的风雅烘托蒲松龄的高洁，真可谓一笔写尽二贤。然而这段记载是错误的。象这类的无稽传说，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内容也大相径庭。如《桐阴清话》卷一记载说：
　　　　　
　　　　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闻其书初成，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
　　　　　
　　　　《新世记》卷二中也有同类的记载：
　　　　　
　　　　蒲留仙研精训典，究心古学，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历二十年，遂成《聊斋志异》十六卷。就正于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公不肯，因加评语以还之。……
　　　　　
　　　　这里所记的，一反王士祯“闻其名而访之”的事，而成了蒲松龄虚怀谦恭地去就正于王士祯，竟引起了王士祯的贪欲，以财势凌人，想收买原稿，所记人品风度，顿非前人，真把人弄糊涂了。其实这后面的两则记载，也不过是抄袭前人的遗说罢了。知不足斋本《聊斋志异·例言》中说：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今刻以问世，并附渔洋评语，先生有知，可无仲翔没世之恨矣。
　　　　　
　　　　金坛王氏分类选刊本《聊斋志异》中的宋允睿的跋文中也说：
　　　　　
　　　　《聊斋志异》为淄川蒲柳泉先生所著。闻书初成，即有以千金购之者，柳泉弗受也。……
　　　　　
　　　　这种传说，在没有刻本以前，还没有人记载过。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不得，故声明益振，竞相传钞”。就是指这样的传说而言。可是这种传说，并不足为据，早有人表示过怀疑。如《冷庐杂识》卷六中说：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华，奚裨后学！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
　　　　　
　　　　这是从文章立意和风格上的不同，怀疑上述传说的。直到鲁迅先生纂集《小说旧闻钞》时，才直指出说：“案：王渔洋欲市《聊斋志异》稿及蒲留仙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二事，最为无稽，而世人偏艳传之，可异也。……”为什么说它是最为无稽呢？此中颇有缘故。
　　　　　
　　　　蒲松龄自十九岁考中秀才之后，就陷进科举的魔窟中去了，直到七十一岁得举岁贡，才算罢手。这也是他锐意功名仕进的一个铁证。在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他的同乡孙蕙（树百）任江苏宝应县知县，翌年特聘蒲松龄去作书启师爷，蒲松龄就在这一年（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年）应聘去了。这时他已三十一岁。明年三月，孙蕙调任高邮，蒲松龄也同他到了高邮。两人在衙署中公退之暇，时相倡和，存有《倡和集》四卷。①有一日，孙蕙问蒲松龄：“你可仿得那一位古人？”蒲松龄作诗回答说：
　　　　　
　　　　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请看，这又是他致志名卿将相，建功家国的另一铁证。蒲松龄直要追比郭汾阳，那能不热衷功名，不望富贵呢！当然也就不嫌有贵家气，也不惯与田夫作缘了。有这样的襟怀抱负而不愿与王士祯交往，是不可能的。况且蒲松龄交结的朋友中，颇不乏权贵人物，又何独多嫌王士祯一人呢！
　　　　康熙十年，蒲松龄辞别孙蕙回到家乡，明年，应本县西铺毕际有（载绩）之聘作家塾先生，这是不得已的事。他教家塾的大目的，固然是为了糊口，但也为了借教学可以温习旧业，为下一场乡试作好准备，一举两得，况非丑事，所以他干的也很踏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王士祯。因为毕际有妻王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夫人晚年时，王士祯曾多次去问候她。毕家和王家虽然一在淄川，一在新城（今桓台），却是邻县，两家居处，相距仅四十余里；在此以前，就有姻戚关系，现在亲上作亲，过从更密，所以蒲松龄在这里与王士祯相识，自是很自然的事。
　　　　蒲松龄旅居江苏宝应、高邮两县及在南游往返途中，不仅搜集了许多故事的素材，为以后写《聊斋志异》充实了篇幅，并且沿途随感兴所至，也写下了许多的诗，后来他把这些诗汇为一册，定名《南游草》，共收诗七十九首。及至与王士祯结识后，曾将此《南游草》拿出来向王士祯请教。他在给王士祯的信中很谦卑地写道：
　　　　　
　　　　松留心风雅虽已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则进之耳。（《聊斋文集：与阮亭司寇书二》）
　　　　　
　　　　为什么蒲松龄这样谦恭地对待王士祯呢？一则是王士祯长蒲松龄六岁，二则是王士祯自考中进士之后，一路顺风，青云得意，并在当时诗坛上独标神韵，被誉为一代诗宗，又好以奖引人物自矜，所以蒲松龄很希望通过王士祯的关系露一露头角。他请王士祯评阅《南游草》，还只是一个开始。王士祯披阅了这册诗稿，也毫不苟且地、认真地作了评语，如评《宿王家营》说“近古”，评《寄家二首》说“二作可谓毫发无遗憾矣”，评《挽淮阳道》说“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评《为友写梦八十韵》说“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等（以上具见钞本《南游草》）。不仅此也，以后蒲松龄还曾拿出他的文章请王士祯评阅，王士祯也写了些评语，如评《清韵居记》说“得《离骚》之神”，评《蜗庐记》说“一粟米现大千世界，真化工之笔”，评《上孙给谏书》说“写恶官势焰，摘心剜胆，令此辈无可躲闪。至词气古茂，是两汉手笔”，评《祭蜚虫文》说“竟是一篇驱鳄鱼文字”。最后又有《题聊斋文后》的总评语：“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觚家论正宗，谓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由此可见，王士祯之评《聊斋志异》，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当然，蒲松龄也曾读过王士祯的作品，并深加赞颂。因此他俩保有很和谐的友情。他俩从文字交开始，进而成为莫逆之交。王士祯还曾因事亲访蒲松龄，并留住数日方去。《三借庐笔谈》中所说的“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的话，是妄撰曲说，于事无据。王士祯与蒲松龄交往中，还有通财之谊，礼仪馈送则更是平常事。这也有书信可资佐证。他俩友情日密，非泛泛者可比，中间确有通财之谊，却无重金市稿之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了二十年才厘定成书，成书后，也还陆续写了许多篇增入集中。在写《聊斋志异》的二十年中，他和王士祯的交情已日密一日，当然王士祯之见原稿时，还在未成书之前。所以王培荀在《乡园忆旧》中说：
　　　　　
　　　　《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来往书札，余俱见之。亦点正一二字，顿觉改观。……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不许，言不足信也。《志异》有渔洋顶批、旁批、总批，坊间所刻，亦云王贻上士祯评，所载评语寥寥，殊多遗漏。
　　　　　
　　　　这里所说的“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固不免有些夸张，但他却说明了蒲松龄与王士祯亲密交往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王士祯评阅《聊斋志异》时，确是在未成书前。到他写《戏书蒲生卷后》一诗时，才是写于《聊斋志异》成书之后的。②王培荀既说“来往书札，余俱见之”，又说以千金市其稿的事为“言不足信也”，可见这些书札中，也不曾有要买原稿的事，那么要买原稿的传说，自是属于子虚乌有，从此又得一明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得到王士祯的评点题识，蒲松龄心中自是感奋，除和了《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外，翌年还写了一首七律寄给王士祯，表达钦敬之意：
　　　　　
　　　　泉石栖迟五十年，临风我自笑华颠。
　　　　文章近世无知己，几杖当时接大贤；
　　　　望斗瞻山钦雅度，明刑弼教阐真诠。
　　　　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声岂偶然。
　　　　　
　　　　《简王阮亭司寇》
　　　　　
　　　　《聊斋志异》成书后十年，蒲松龄居家较为清闲，因重整《聊斋志异》厘为定本，又把王士祯评过的《志异》各篇，辑成两册，寄给王士祯。他在信中写道：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者，不能为此言也。至于玉斧兄案头得诗集两种，快读之，自觉得论衡而思益进。先生调鼎有日，几务殷繁，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犹之四本论遥掷急走，惟先生进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扬而传流，愧陋不堪受宣城奖进也。
　　　　　
　　　　这里所表现的蒲松龄，并不象传说中所记的那样孤傲，相反的是很钦慕王士祯犹有“名士风流”的雅度，并希望他在京师能代为游扬呢！可见无须王士祯出钱收买原稿，蒲松龄反特为辑成二册“呈进”。这种作为，正和他孜孜于科举一样，同出于一个心理，又何劳他人给蒲松龄脸上贴金，使他变成一具尸位偶像呢！现在他所辑成的两册《聊斋志异》不知尚在人间否？这倒是值得追寻的一件事。
　　　　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一年）蒲松龄六十二岁，依然教书糊口；王士祯六十八岁，官刑部尚书。这年王士祯为移坟的事情请假回家，两位老朋友都希望借此机会能见一面谈谈，不幸因故没能如愿。事后，蒲松龄寄一首五言古风送别诗给王士祯，以达依依之情。明年，王士祯赠送一部《古欢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