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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人幽灵-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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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现今乃至将来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今年业已平息的“禽流感”，尤其是至今仍闹得人心惶惶的“非典”还是充满好奇的。在“非典”肆虐之时，街上的行人都戴上了厚厚的口罩，很多人为了阻断传染源而被隔离检查，各大高校还采取了封校的措施，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可是，翻开一本《中国科幻小说集》，我们就会发现：早在26年前，上述的那些政策在叶永烈的一篇科学幻想小说《演出没有推迟》中就已经涉及到了。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界的中流砥柱王晋康又写了一篇《生死平衡》预见了一场空前的瘟疫。
在这里我想就中国九十年代的科幻发展状况，谈谈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科幻小说 现实 危机意识
一、 新生期科幻创作对现实的影响
第一节：东方古国的科幻探索
在科学产生之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但是在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带着科幻色彩的文字，比如战国时期的《偃师造人》，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公佐的唐传奇《南柯太守传》等。当时的“科幻”作家进行的“科幻”创作，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的宣泄，脱离了现实，所以这些作品的出现只能算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19世纪初，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之时，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诞生了。1818年，20岁的玛丽&；amp；#8226；雪莱（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标志着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类出现了。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这种小说文类逐渐渗入到了中国文学的洪流中，并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一般研究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的著作里都把真正意义的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a、萌芽期（1900…1919），主要是晚清的译作，中国文人创作较少。b、回落期（1919…1949），由于新文化运动，科幻小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c、发展期（1949…1976），受苏联的影响，把科幻小说等同于“科学文艺”。d、转变期（1976…1991），文学界发起“科”、“文”之争，把科幻作品视为“伪科学”而进行批判，科幻小说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很缓慢。e、新生期（1991…），中国科幻步入了真正的现代科幻之路，许多作品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科幻文学的一流水准。这种划分很科学也很详细，但从社会背景及作家创作意识上来说，前四个时期和新生期还是有根本差别的。中国科幻真正成熟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还是九十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事情。因为到了这个时期，无论是对国外先进科幻文艺的消化，还是对其他文艺品种创作技巧的引进，都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水平。
科幻小说不是科学技术与文学的结合，而是科学精神与文学的结合。但在新生期以前的主流文学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科幻更多地作为一种功利的而不是实用的手段来进行宣传，如果触犯了某些条例就会遭到全盘否定。
现在很多科幻研究者经常提到的阻碍科幻发展的一件事就是在八十年代初，叶永烈曾创作了一篇关于艾滋病的科幻小说《爱之病》，讲的是艾滋病传入中国，中国医学科学家们发明新药克服了这种绝症。“结果这篇小说遭到权威人士的否定，理由是中国当时还没有发现艾滋病病人，这样写会误导舆论。虽然不能认为，这篇小说如果在当时受到重视，便能够挽救今天总人数已经超过百万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但至少能够肯定，当时的这种行政干预确实否定了一篇极有社会意义的科幻作品。”当时的文化政策由此也可见一斑。所以在那种压抑的环境里，许多文人宁肯偃旗息鼓，也不能触犯有关戒律，科幻界乃至整个文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初。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批人（新生代）受外界影响较少，不必再承受来自社会和科学方面的压力，可以更加轻松自由地实现对科幻文学本身的追求；探索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想象的空间被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未来社会或实验室……”＇姚海军：《星河访谈》，《科幻世界》2002年第9期。＇，至此中国文学界才拨乱反正，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稳定发展的科幻创作史。因为，思想上不受局限，才能正确反映现实。
总之，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到现在与世界接轨的高水平著作，其间经历的几千年也是一个由脱离现实到关注现实而不断探索的过程。
第二节：中国科幻的新纪元
九十年代以后，中华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政策也宽松了许多。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讲求个性创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幻文学终于成长起来了。
提到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我们就不能不提目前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科幻刊物《科幻世界》。《科幻世界》于1979年创刊，最初的刊名为《科学文艺》，曾于1989年改为《奇谈》，一年后最终改为《科幻世界》，沿用至今。它在创刊之初为丛刊，后为双月刊，1994年改为月刊以后，发行量迅速上升到二十万册，到了2000年，发行量又突破了四十万册，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纯科幻刊物。这体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科幻关注的焦点也从以前的科普宣传工具转入到了主流文学界的一个分支。对科幻文学的肯定使科幻小说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反映社会现实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
《科幻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扩大了科幻的影响面。它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要成为中国科幻创作的基地，二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着这一理念。虽然在八十年代也遭遇过挫折，但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还是顽强的生存下来了，成为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唯一的一片科幻园地，为中国科幻事业保存了有生力量，进而为九十年代以后的科幻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九十年代开放的环境下，大量有新思想、新创造的人们跃跃欲试加入到科幻创作的队伍中来，每期《科幻世界》都有新人新作，校园科幻的稿件甚至能达上百份。一批专业的科幻作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新生代”也积极选择《科幻世界》来发表自己的作品。因此，《科幻世界》中的作品并没有统一的风格，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读者都会在其中找到共鸣。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史是中国科幻的新纪元，这一阶段的科幻小说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群体扩大了，很多地区有了专门的科协。那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已经达到了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的最高峰。九十年代以后，全国又出现了几家科幻刊物，如1994年山西省科协创办的《科幻大王》等。这些杂志加上各地报刊上相继开辟的科幻专栏，每年都有百余篇中短篇科幻小说发表。在这些作品中，《类人》（王晋康、1997）、《2066西行漫记》（韩松、2000）、《灾难群岛》（郑军、2000）等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科幻文学的一流水平。这些作品不仅是我国文化艺术的瑰宝，它们还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高水平的著作更能反映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第三节 ：新生代的崛起
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幻之所以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生代”的崛起。“新生代”不是一个统一的科幻文学运动或流派，他们的作品没有统一的文本构造方式，作家也没有统一的主张。但是他们敢想、敢说，关注科幻小说在推动当今科技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充分利用了科幻这种最能体现创新、创造的工具。
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们都用锐利的眼光关注着现实。
王晋康是大陆科幻创作水平公认的最高代表，他的作品大多是硬科幻，他认为“科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流派，但其核心的那一种，必须拥有高度的科技含量，否则科幻小说将失去自己的特征。”他的作品都关注人生，关注科学，在基因工程的背景下创作了《豹》，对于生命科学的关注又创作了《类人》，《魔环》有点时间机器的味道，这是科幻界长久不衰的话题。1997年的《生死平衡》是王晋康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个名为皇甫林的年轻中国医生用几十味中药配制成了“人体潜能激活剂”，这种药不能直接杀灭病菌，但可以激发人体免疫系统的潜力。后来，C国与L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西医面对L国的细菌战无能为力，而皇甫林却凭借此药挽救了大批处于危难中的C国人。这部作品分析了中西医基本理论的差异，对一味用外力治病的西方医学提出了质疑，讨论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部作品集中体现了作家惯有的“在冲突中表现出深度的思考”：一方面对现代文明的赞颂，另一方面对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种种变化又有深深的忧虑，表现出对传统的热爱。虽然作家本人对作品中的才子佳人的套路不太满意，但从其内涵来说还是有很高的价值的，尤其是经历了去年的“非典”，这部小说被许多人看成了一部“预言书”——作品中提到的“激发人体免疫系统潜力”的方法不正是我们治疗“非典”的基础吗？
另一位硬科幻的代表刘慈欣的作品气势恢宏，内涵深刻，总会给读者一种畅快的感觉。比如他的《地球大炮》就揭示了一个真理：价值标准应当由时间来检验；《光荣与梦想》中并没有多少“科”的成分，但在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下，批判了大国霸权主义，指出民族荣誉永远是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
在科幻的圈子里，女作者是比较少的。她们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软”一些。但是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有了赵海虹的《时间的彼方》，我们就可以通过“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的技术，在以后的地质勘探中再也不怕古墓中的阴秽之气了。
此外，绿杨、韩松、刘维佳、郑军、星河等都是“新生代”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都有一颗关注现实的心。他们都认为，思想价值是科幻作品的首要价值，注重现实的思想价值更是必不可少的。
在目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之时，“新生代”的作家们更承担了一份责任。
二、 科幻的社会价值观
第一节：总述九十年代科幻的社会价值
虽然现在的主流文学界对科幻小说还有一些微词和偏颇，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它作为一种小说文类，也属于文学的范畴。文学的社会价值观同样也适用于科幻艺术——科幻小说和普通小说一样，内容不好的对读者就有坏处，写得好的对读者就有好处。这是一个很简单、很通俗易懂的道理，可是现在有一些“权威”人士仍然一叶障目，只是看到了个别粗制滥造的科幻作品而对整个科幻文艺予以打击。当然我们也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的科幻机制存在一些漏洞，比如一些编辑和出版社还未走上系统的轨道，宣传力度不够等，但是对于这样一种与世界接轨的文学类别，还是应当鼓励其发展的。另一方面，科幻工作者也要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除了认真创作之外，也要积极地把优秀的科幻作品介绍给大众，以建立科幻文学良好的社会形象。
几年前，人们在观看电影《宝莲灯》后，曾就“中国人是否缺乏想象力”引发了一场争论。对于争论的结果，有些人指出：现在的中国人只能模仿前人而不擅长创造。这样的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是主流文学界能够普遍接受的，而且能被权威人士作为我国标志的代表也确实只有《宝莲灯》那样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明确是在科幻的领域内，但总是沾边的。其实，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并不比外国人差，外国有哈利&；amp；#8226；波特，中国有舒克、贝塔啊！说中国人创造能力差其实就是对创新精神不够重视。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中国的舆论界对科幻文艺关注的力度确实加大了。一方面，创新精神渐渐深入人心，科技文明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电脑、手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日常生活的体验。另一方面，**功这类的现象还提醒人们，中国人的科学素质还很薄弱，吴岩曾说过：“没有幻想的民族，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未来。更何况与科技现实相互关联的幻想，能直接导致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这种幻想力，本身就应该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民族在科学上的探索能力的一部分。我认为，与科学相关的思维和想象，永远是指导我们面向未来、破除宿命论式迷信的良好武器。”。总之，在种种原因下，中国科幻的确蓬勃地发展起来了。1999年的高考作文就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题，科幻文学一度受到全国人民的瞩目。
这些都体现了科幻的社会价值，但是“和一切题材的小说一样，科幻小说给予读者的主要是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 所以，我们还要从这三方面来具体讲讲其社会作用。
第二节：科幻的认知、教育和审美功能
首先，从认知角度来说，科幻小说虽然不如那些纪实文学、科技论文真实可信，可是也有自己的特点——科幻主要是从启示的角度来发挥认知作用的。这种特点正是科幻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别的关键。
前一段时间，各个媒体争相报道了在火星上发现水源的事情，这是很多科幻小说——如苏学军的《火星三日》、郑文光撰写的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等作品中早就设想过的事实。不过与现实不同的是，在那些小说中还有进一步的设想，即火星开发的计划。在政府没有具体的开发计划之前，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假设了许多种情况，每一种在作品中都是完美的，都是作者创造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也不是空中楼阁，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正如日本“中国科幻研究会”会长岩上治所说：“在现代社会，如忽视科学常识而仅仅根据一定的假设就写小说是不可能的。” 反之，那些成功的科幻小说也必定是我们对人、对科技、对社会、对自然等的科学的理解。
其次，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科幻承担了最重要的责任。
九十年代以前的科幻就是作为一种科普工具来进行宣传的，虽然那种认为“科幻的价值在于科学技术” 的观念早已被国人摒弃，但其教育的功能一直遗传下来了，并不断地发扬光大。
“科幻小说对人的坚韧不拨的开拓探索精神，好奇心理，以及养成真善美的好品格也有所助益。一部好的科幻小说，主人翁常常历经千难万险追寻科学真理。幽默、好奇、富于同情心、人情味等豁达性格在科幻小说中也时有闪现。” 这是从广义的教育角度上来说的。这种教育观在九十年代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晋康的《天火》里，一个叫做“林天声”的科学家由于对科学的执著而死亡。何夕的《缺陷》里又成功刻画了一个为理想放弃爱情、事业的狂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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