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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人幽灵-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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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观点看，《飞向人马座》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其中概念化地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与某北方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地损害了整部作品的气氛。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倾向的影响，这部作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并不成功。……
其次，对天文学的课程上得太多了一点。邵继来学习天文学的部分显得生硬，“知识硬块”没有被溶化。与此相似的，还有继来的日记部分，也显得相当不协调。……
第三，对三对夫妻的搭配匆忙了一些，想象世界的完美性也发展到了感情的世界，但这是不真实的。真实世界中的感情发展不一定那么理想和美丽。这一点我其实是很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偏偏要描写三对夫妻呢？
出现于《飞向人马座》中的三个明显的“缺点”，在《太平洋人》中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作为一个潜意识中不断追求两种建构相互平衡的作家，郑文光的作品再一次在两种建构上获得了全面提高。可以说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为重新确立郑文光在科幻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
但是，两种建构力的全面提高不等于两种建构力已经达到了平衡。当我们抛弃两部杰作外表的词语包围，观察其中的内在构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科学建构的强大统领下，个人生活作为文学建构的中心并不令人满意。中学生的爱情、封闭的宇宙飞船、四角恋爱以及玫瑰色火星沙漠上的追求与奉献，所有这些能和数万光年、接近超新星的航行或远古时代的大爆炸后“太平洋古大陆”脱缰而去并再度归来这样的宏伟事件相互协调吗？
如果说个人潜意识中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只是一个个体心理现象的话，那么1976年之后的整个中国文坛的巨大变化则构成了郑文光个人创作力改进的另一强大动力。小说领域中“伤痕文学”的出现，昭示了处理作品中政治内容的新的方式；一批以哲学思考为题材的小说加深了文学深度开掘的紧迫感；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手法的引进，则更在整体上动摇着以往的文学构筑方式。1978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则更是敲响了科幻文学必需变革的警钟。
1980年12月，郑文光在湖南少儿出版社编辑了一本“新作选”。在选集的《前记》中，作者先是谈到了科幻文学对青年人向往科学的意义，随后笔锋一转，写到：
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年青的文学式样，科幻小说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它固然可以驰想千万光年以外的世界，暂时千万年以后的未来；它更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且由于采取了特殊的手法，它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更绚烂的场面间、更深刻的哲理中表现出我们时代生活的各个错综复杂的侧面。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文学创作理应反应我们人民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各方面的斗争。那么，科学幻想小说呢？我认为，它也是生活的镜子，而且是一面有特殊功效的折光镜，在科学幻想——也就是“现代化”的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的生活的真实。
《郑文光新作选》中，“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一共有5部，占大约三分之二。除《史前世界》仍然保留原来作品的文学风格之外，其他作品具有“全方位的”尝试性。直接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题材有4部，占全书内容的整整一半。此外，还有关于“工读学校学生生活”的科幻小说1部和纯粹表达宗教哲理科幻小说1部。
“直接反映生活”的科幻小说的极至，是1982年天津《小说家》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命运夜总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鲍昌为这篇小说的出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将历史和未来放在一起考虑”的成功作品。作家自己也对这部作品相当欣赏，他写到：
在以批判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中，我的《地球的镜像》被翻译最多，但《命运夜总会》是我着力最多的一部。
笔者认为，将文化大革命题材引入科幻文学的创作，郑文光是提倡最多、作品最多也成就最大的作家，而且，《命运夜总会》的确是郑文光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我们可以将1958年的《畅想曲》和1982年的《命运夜总会》相互比较。首先，人物的数量、个性和命运都显著地复杂起来。在《命运夜总会》中，恩怨情仇从中国最北的北大荒一直伸展到最南的香港，时间跨度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粉碎******，场景从阳光下开阔的北方乡野一直过渡到南国阴暗的夜总会，人物从科学家、国家干部、知识青年一直到港商、歌星、私人侦探。80年代的所有生活潮流在小说中均有体现，而且，主人公的数量几乎等于过去郑文光小说中所有人物数量的总和，他们的性格之间也具有着显著的区别。
其次，政治生活是以独立而不是附带的方式引入作品，并显然成为了作家关注的中心。这一点与1958年的作品也构成显著的不同。似乎作者已经不再惧怕触及政治，并具有了相当大的信心和把握来处理这一自己从未处理成功的内容。
第三，在《新作选》之后，郑文光似乎对悲剧化结尾更加感到兴趣。在他的内心里，彷佛政治化题材与悲剧化之间具有着直接的联系。事实也恰恰如此，从浪漫喜剧转化为悲剧给郑文光的科幻小说戴上了复杂的思考色彩，也具有了开掘的深度性。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清晰地发现，《地球的镜像》和《命运夜总会》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悲剧化结局与郑文光的个性不附。郑文光是一为天生富于进取、相信英雄主义强大力量的作家，他可能受到伤痕文学的影响，可能受到新时期早期的控诉性和悲剧性文学的影响，但他不可能构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悲剧总是缺乏悲剧色彩，总是含有稀释因素或是过分明朗的“乐观希望元素”的原因。即便是控诉得相当出色的短篇小说《星星营》，读者也发现缺乏悲剧的动人力量。
其次，几乎所有的“新作”在科学技术建构上都显得相当幼稚。它几乎是所有郑文光科幻小说中技术含量最低、构造最轻薄的作品。超声波刺激人脑的生物电流？没有踪影没有来历没有形状的外星人？朝生物进化方向相反的“退化机器”？这难道不恰恰是郑文光自己多次在谈论科幻文学创作中批驳过的最浅薄的作品吗？
80年代初期郑文光科幻创作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对立，其实是社会文化环境与作家个性的相互对立，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相互对立。作为一个天才和富于敏感性的作家，郑文光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不可能没有看到，在评论家盛赞《地球的镜像》、《命运夜总会》、《星星营》这样作品的同时，来自读者相对冷静的反映构成的那种奇妙反差。正是这些反差，迫使开始对环境与个性、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最后协调。这样，在言论上，作家继续大谈特谈科幻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在创作上，他却迅速恢复起具有强烈科学建构的作品的创作。
正是在这样的潜意识的隐含调整中，包括《天梯》、《孔雀蓝色的蝴蝶》、《神翼》等作品相继问世。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是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的问世。在这部作品中，郑文光再一次显示了科学技术建构的****水准，并同时也最终找到了处理政治题材最为得当的方法。青年科幻文学评论家严蓬在谈到郑文光的最后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时认为，正是将作品的政治内容表面化推向隐喻化，才使郑文光小说的文学建构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将一个来源于未来又被局限于现实无法返程的人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人公，他站在一个不属于他本人的今生又不属于来生的尴尬的时代里，心灵的哀痛才真正地激发出读者内心的强烈哀痛。这样，作品便跨越了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界限，成为我们个人与整个时代之间永恒悲剧的象征。
3、环境的阻碍与个性的突破
郑文光的科幻文学生涯是在个性与环境的搏斗、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1929年，郑文光出生于一个不太贫穷的家庭，相对稳定的童年生活使他的个性可以充分地发挥。他从小喜欢读书，很能中书籍之中体会文字传达的感受。对大自然和科学技术的爱好本身就与这种相对平和的家庭环境具有直接关联。作为一个天姿聪颖、感官敏锐少年，郑文光很早就从周围人的反应中发现出自己所特有的潜质。12岁那年，他曾在越南宣光县古刹中得到一位老年智者的手书：
“君少年聪颖，可喜可贺！大器早成，天姿英纵！”
我拿着那张纸指了指自己。
“这是指我？”我怀疑地问。
“对！”老者点了点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正是这样的环境与反馈使郑文光的文学潜质和对科学的爱好能够发展起来。并使他最终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开山祖师。
然而，郑文光的科幻文学道路受到他本性和社会环境之间无法协调的压力。在回到中国大陆之前，他在科学普及文学领域已经相当具有影响力和地位，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他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然而，无所不在的“政治化”环境，在一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便开始在他身上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对相对简单的大自然和技术问题的爱好与政治生活相互关联。
郑文光的确不是一个善于观察政治形势和处理政治题材的作家。考察他与另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创作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童恩正于60年代正式进入科幻文坛，他是那种极端善于把握政治气候并可以紧密与其和谐共振的作家。《古峡迷雾》产生于60年代初期，虽然故事以考古学为中心，但其中充盈着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对好青年应该志在深山热情无疑被当局的政治路线所欣赏。70年代，《古峡迷雾》的改编本重新调整民族矛盾的对立面，将美帝国主义者换成苏联修正主义者。及至脍炙人口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出现，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和中国中心主义情感再一次有力地迎合了政治潮流。与童恩正相比，郑文光对政治生活的敏感性相当迟钝。他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感。他更多的是对政治通达平和时代中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具有深切的关怀。这样，不合时宜的个性加上英雄主义思想使郑文光在创作实践中一再碰壁。他早期的科幻小说被认为没有政治深度。《畅想曲》则处理不好其中的多种复杂关系。而晚期的科幻小说虽然反映了****的现实，但在科幻文学的本体上又失去了原有的感染力。
笔者认为，以郑文光的文学天才和敏锐的感知力，他应该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作出比现在更加巨大的贡献。他本可以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全方位的探索并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但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断地歪曲和击退他的努力，让他个人的能力无法正常发挥。
一个人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在所有人都认为，反映政治生活是科幻文学的中心主题的情况下，郑文光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但是恰如笔者前文所述，这种探索的成功和失败并存。
社会环境不但影响到郑文光创作方向上的努力，而且影响到他个人创作改进上的努力。正如我前文所述，在科学建构力和文学建构力相互寻找平衡的过程中，郑文光也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努力。
科幻文学文本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建构，这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新的概念。早在雨果&；#183；根斯巴克时代，科学技术、预测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问题就被提上过议事日程。在我国，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有饶忠华等人在《科学神话》中提出的两个构思，既科幻构思与故事构思相互结合构成科幻文本，其实也是这种思维不同形式的反映。但是，早期的评论家们虽然发现了科幻文学中独立于科学技术之外的其他结构，但对这种结构的性质没有清晰的界定。笔者认为所谓技术建构，指的是作者在作品中营造的科学技术氛围，它包括作品赖以存在的主要科学理论和事实，包括因科学技术或可认知的超自然因素造就的神秘状态或未来奇迹。技术建构力量雄浑，体现在作品中精心建构的科学理论精深独到，对技术进入人类生活造成的奇迹或对自然现象神秘状态造成的感官玄想具有极强的疏离效果。赫伯特&；#183；乔治&；#183；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应该是强烈技术建构的典范。对时间概念的精深独到的见解和时间机器运转所造成的疏离效果，造就了整部小说赖以吸引读者的富于技术特色的美学基础。技术建构不单单指作者阐述的科学理论的独到，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对科学技术进入生活领域所造成的感官效果进行恰到好处的勾勒与描绘。英国作家克拉克的小说《2001年：太空探险》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小说对太空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在唤起人们强烈感官向往方面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超越。与技术建构完全不同，文学建构指作品中对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性格、情感和生活命运的构造。文学建构强悍的作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欣赏性美学基础。读者在感受人类命运的同时，更多地思考和体验社会环境和人性弱点给人带去的认知与情感。高水平的主流文学作品常常以主人公独特而发人深省的文学建构为主要特征。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托斯妥也夫斯基，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加西亚&；#183；马尔克斯，他们的作品可能流派完全不同，与现实的直接关系有亲蔬远近之分，但在文学建构上所进行的强大努力，为读者提供了欣赏、思考和愉悦的来源。
在科幻文学领域内，技术建构和文学建构是两种必须存在的和相互协调的内隐结构。两种建构并不一定必须取得平衡，但大凡优秀的作品，都的确寻求两种建构的平衡点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努力。《2001年：太空探险》以强烈的技术建构为统领，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技术建构引导下，个人的性格、生活和命运失去了本身独立的价值，必须屈从于小说中技术力量所造成的统御。鲍伯&；#183；肖的《往昔的光线》（又译为《昨日之光》）则以主人公强烈的怀恋情感为主导，但这种情感赖以形成的基础，则是慢透光玻璃这种玄妙的技术。也许，最具天才的科幻作家是英国的乔治&；#183；奥威尔，他的小说《1984》在处理两种建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平衡。
无疑，优秀的科幻文学家需要两种不同的建构技能的协调发展。但是，这些技能的发展和在创作中的真实发挥程度，却不是作家意识与主观控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常常，处理两种建构的能力来源于作家本人的知识基础与直接经验。换句话说，并不是主观性的强烈努力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一些科学技术基础缺乏的作家，即便多年致力于小说的技术建构，但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儒勒&；#183；凡尔纳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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