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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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还有苍耳，这算是饭后散步。如要出远门去火车站，顶多提前半个小时离开家，坐三轮车，花五六元，到车站，时间还富余。

在我住处不远，是蔡元培老师的故居，门票五元，整天院子里都没人。戴上眼镜的张玮玮长相很像蔡元培，所以张玮玮那天来绍兴，在蔡元培的铜像下拍照，自称是蔡老师的转世。

在秋瑾故居对面，新开了个书店，名字叫“新青年”。那里的书都是五点五折，我们买了一套《醒世姻缘传》、一本《迪金森诗选》、一本《古希腊悲剧选》，一共才花了四十八元。

前一阵，有事回北京，和朋友聚会，每个人都充满焦虑，无论有钱没钱，有名无名，脸上统统写着“北京病人”。不小心，傍晚时被堵在了三环上，那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把你活活地堵成个高僧或者哲学家。

赶快再次逃离北京。恰好，京城推出了几项政策，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房价上涨，疯狂堵车，似乎找到了元凶。暗自庆幸，自己看主人脸色不好就提前溜了。等人下逐客令，那就不好了。

文艺常州

常州是我们无数次巡演忽略的地方，因为它被强大的上海和南京挤在中间。但热爱当代音乐的人对它都早有耳闻，因为它跟左小和李志有血缘关系。2011年5月13日，我和张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常州，做一个剧场的演出。

组织演出的是一个很文艺的85后小姑娘，她曾经漂泊在大理、丽江，听了一肚子的音乐，要回到家乡，立志为常州的文艺市场作点贡献。到了常州，我们大吃一惊，这个小姑娘很有能量，陪她来接我们的，是当地日报社的资深记者，且对她是言听计从，自称是她的司机。下午，又去当地的音乐台作宣传性的节目。晚上，接风宴，很多常州的文艺名流们都纷纷出场，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浪漫派诗人，有开了十年书店的文化人，还有一个默默支持文化、为接风宴买单的老总，他也是这次演出的赞助者。85后小姑娘厕身其中，推波助澜，号令这些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前辈们将我灌醉。席间，经常有人接到电话，说某某要买票，她就会消失一阵。等回来我们问咋回事，85后小姑娘就解释，这次演出，她调动了一支强大的有车族志愿者队伍，买票的人如有困难，就可以开车上门送票。我经历了很多城市的巡演，还从没见过这种阵仗。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剧场是一个由昔日的棉纺厂改造的场地，有点像北京的798。前面的座位都坐满了，后面还站了很多人，估算一下大概有三四百人。张佺和鼓手陈志鹏先演，下半场我上场，尽可能把自己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和盘托出。最后我们集体返场了三首歌。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场地跟观众聊天，才发现观众不光是文艺青年，还有很多抱着小孩的母亲，还有一位竟然是当地园林局的前局长——六十来岁的老先生。他很喜欢我的民谣，还能现场背诵我的诗。他说他在园林局期间，种了几百万棵树。他是全国第一个把公园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实施者。我是最热爱好空气的人，只要树多，我就高兴。所以，闻知这位老局长开辟了那么多绿地，尤其还喜欢我的歌，由衷地欣喜，送了他一张已经快绝版的《中国孩子》。

常州是赵元任的故乡，我曾经翻唱过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去了那个在拆迁大潮中苟活下来的破败的青果巷赵元任故居的老宅子，被人踩踏过一百年的门槛，凹凸如光滑的波浪。我想他漂泊异国的乡愁是有根的，那个根就在青果巷，在古运河边，木楼上，奶奶教他背唐诗，垂下篮子，从货郎的船上买糖果。

请到天涯海角来

第一次去海南演出，岛上的人习惯地称我们为“大陆人”，感觉像到了台湾。一出机场，感觉空气完全不同，像走到了浴缸里，潮湿氤氲。听接我们的一位弹古筝的姑娘介绍，姑娘一般不敢轻易嫁给当地的男孩，如果不生个儿子，整个家族就要逼他休妻重娶。

这次演出是海师大研究生会会长策划的。第一天，先是去海师大的本科部作了一个有关民谣的讲座，桂林洋校区离市区将近一个小时车程，学生们进一次城，就跟我们进一次香港一样。快到校区时，经常看到七八个姑娘挤在一辆三轮车上，这是她们去邻近的镇子打牙祭。我们在上海也见过这种乡村大学，有一种说法，是利用数以万计的青春，来为附近的房地产暖地皮。得知他们大部分学生第二天不可能到城里看我的演出，我在讲座里加了五六首歌，算是对这些苦孩子的一些慰藉。

第二天，朋友带我们去爬了海口火山，说演出前去踩踩地气。天气闷热，但火山里面非常阴凉。水汽凝结成大水滴，噼噼啪啪，每棵植物都在下着它们自己的雨。我们爬上了海口的最高峰，朋友指着天边说，远处有大批雨云，云彩下面的线，他们叫雨脚。这个“脚”正一步步地朝我们奔跑而来。他说，十分钟内，暴雨将至。我们赶紧跑下山，钻进车里，雨果然倾盆而下。

有朋友知我好酒，特地从农村的酒窖，运来两汽油桶二十斤山兰酒，是海南黎族人酿的酒。“咣当”放到桌子上，我就傻了，这又喝不完，也带不走。据朋友说，这种酒可以醉人，好几天不醒。我试着喝了两杯，味道很好，就是有点儿太甜了。但实在不愿意浪费朋友的好意，就将它转送给当地爱酒的朋友。

晚上的演出，是在海师大的音乐厅。临时空调出现故障，舞台上很热，唱歌的时候，还有一些飞蛾撞到我的脸上，每一次张嘴，我都害怕有爱好音乐的飞进去一两只。海南的歌迷又安静又内向，很多歌曲在别的地方唱，都该哄堂大笑了，他们都矜持地憋着。后来我说“找个歌，我们学港台明星，大家一起打拍子”，气氛才一点点地活跃起来。我挥汗如雨地一口气唱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一曲结束，一瓶花雕也恰恰见底。

年轻的心容易点燃，长久地不易熄灭。多数人的临别赠言都是：“冬天再来。”将来海南将会和绍兴一样，成为民谣人巡演的重要一站。

太平山上听香港

一入香港，就看到街边的招牌上写着“不发不义之财，奶粉不涨价”、“内地客人一律打折”。我们牢记内地朋友的嘱托，去吃牛肉丸，朋友们说的时候都一脸憧憬，说那是“真牛肉”做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最有兴趣的当然还是琴行。先到尖沙咀的通利琴行，更新了一下设备，即使暂时不买，也愿意去拨弄一下墙上挂的昂贵的吉他，梦想有朝一日占为己有。

晚上，朋友带我们去了太平山。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大的山，在山顶，环山一周，听到下面城市的声音，仿佛在南迦巴瓦峰脚下听雅鲁藏布江的滚滚怒涛。借朋友的眼睛俯瞰香港夜色，这夜色仿佛打翻了的杜十娘的百宝箱，珠光璀璨。其实我理解一个伟大的城市，和大自然中的大森林、大海同样壮观。继续走，空气中充满了草木香。转到海的这边，城市的喧嚣隐去，有两只牛蛙，隔着路，一唱一和，好像两个养老院的老头，抽着烟，一边咳嗽，一边说着过去的事情。

沿一条盘山小路下山，就到了张爱玲上过的香港大学。学校里很安静，不似内地大学菜市场一样喧嚣。走过一段鹅卵石铺的园林式的小径，池塘里的荷叶已半人多高，比夜晚的清华大学更加“荷塘月色”。山脚下是老校区，门窗细长，经常一圈楼中间是喷泉、巨大的棕榈树。

第二天演出的场所，是在香港老的红灯区。我和诗人廖伟棠，一个唱歌，一个读诗，交替上场。我没想到，那首属于北京属于内地的《买房子》，香港人反应最强烈，几乎每一句人们都能找到笑点。唱完我跟大家说：“看起来我们互相越来越接近了。”

离港的早上，因为要写专栏，所以提前返深圳。就要开车前的一个小时，绿妖带我去了女人街，去抢购牛仔裤。一排一排的圆形衣服架，我们在其中钻来钻去，像到了衣服的原始大森林。由于时间紧，绿妖说：“你就摸吧，觉得哪个手感好，再拽出来给我看。”结果，我们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抱着一堆衣服爬上了返乡的车。我自己还嘟囔着：“这日子过得哪像最具人文精神的民谣歌手？”

梦忆三峡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从书里听来的三峡是萧瑟悲凉的。1997年，我从洞庭湖上船，第一次去三峡。船过葛洲坝，在大闸门里等放行，许多船挤在一起，空气里充满柴油的味道，江面上漂着快餐盒，觉得更像在我儿时沈阳铁西区的大车间里。那时好多古城还没有降至水下，我从瞿塘峡口——奉节下了船，爬了很多级台阶，进入县城。平缓的石板路纵横交错，一路上，听着两边人家传出来“吵架”一样的四川话。拐进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盘五块钱的炒腊肉，就着当地的高粱酒，由衷地赞叹“蜀中美食，天下第一”。吃完后，去了永安宫，是刘备托孤之地，里面游客寥寥，有一个女导游热心地想为我作讲解，我怕收钱，一再推辞，人家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不要钱，免费讲。她讲得非常好，上来就是“君才十倍于曹丕……”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段子，我感觉这哪是个导游，明明是个历史系教授。她还带我去了乱石丛中的八卦阵，把我领进去，结果我自己摸着摸着就出来了。她由衷地夸奖我：“你看，闭着眼睛更容易出来。”她说，再过些年，奉节就要到水底下去了，永安宫就成了水晶宫。我感伤地想，她精彩的导游词也将成为绝响。

2007年，我在巡演的路上，第二次去三峡。此时三峡水库已初步竣工，听不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些古猿早已进化成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了。老奉节沉入水底，新的奉节，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活脱脱就是北京的天通苑。马路那个宽啊，车那个多啊。在一个菜市场，看见墙上有大幅的广告：某某，精通语文，代写诉状。

永安宫不在了，只能去白帝城。白帝城孤悬江上，有人向我介绍，过几年，水将继续上涨，淹到哪儿哪儿。我想，那时的白帝城将不再险峻。刘备和诸葛亮，以后只能在水底重演托孤戏了。或许他们会变成两尾鱼，在如平湖的三峡库区游来游去。随着中华鲟的灭绝，它们将是一种新兴的鱼类，就像古蜀国的望帝变成了杜鹃，他们君臣变成的鱼应该叫沧桑。

似曾相识的什么州

“黄河的水流啊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一路唱着《黄河谣》，坐着火车，来到兰州。朋友开车接站，直接拉到“中国兰州拉面馆”，一口下去，辣了一个跟头，以为到了成都。原来兰州拉面已经升级改良，满碗红油辣子。碗中无肉，牛肉要另买。然后，朋友很抱歉地向我们解释，兰州正在修地铁，最近比较堵。我们都麻木了，几乎到哪个城市，接站的朋友都会这么说。到街上，路两边的人行道正在翻修，朋友又很抱歉地解释，下个月要搞马拉松比赛。又是一个似曾相识，我心里想，这有啥稀罕，哪儿都有。

这次到兰州是参加“高墩营艺术节”，高墩营是兰州郊区的一个村子。很多大学都搬到了村子附近（大学农村化，这也似曾相识），所以来看演出的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挤在台前的是青春荡漾又文艺十足的大学生；当地村民戴着草帽，坐在墙根的一溜树荫下，远远地围观。

据说第一届艺术节，台上搞的是摇滚乐。演出还没有结束，乡亲们就受不了了，要求迅速停止，说农民晒了一天晒坏了，要回家睡觉了。所以2011年主办方调整了方案，组织了一台民谣演出。我坐在台侧的一个小马扎上，准备演出。学生们围了上来，很多不经我允许就开始拍照，感觉自己像个逃出动物园的猴子。一个很文艺的姑娘，向我推荐她的男朋友，声称他很有思想，是个翻版韩寒。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坐到我旁边，一个很腼腆、很帅的哈萨克族“韩寒”。谈心得知，他和他的小女友都是被父母篡改了报考志愿而被“发配”到大西北。本来一个爱音乐，一个爱电影，结果一个被迫学管理，一个被迫学金融。

上台演出时，我照例唱了《买房子》，随口说“兰州的房子应该很便宜”，结果引起一片抗议声浪。原来兰州的收入和房价的落差在全国是数得着的。一般的兰州白领，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房价已经一万多元了。

第二天，朋友在黄河边请喝“三炮台”，呼吸一口空气，甜中带酸，有儿时铁西区的味道。兰州在黄河的上游建了众多的工厂，且南北都有山阻隔，污染无法疏散，所以黄河里的鱼当地人都不敢吃。大家喝着茶，听着黄河水声，聊的却是下游有专门捞尸体的行业。

朋友最后送我们去机场，路过西北师大，还是那似曾相识的感叹：“过去这里两侧全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还有很多果园，晚上可以去里面偷果子、看星星、谈恋爱。现在两侧都成了开发区。郊区荒山上还有一座死城，是原来的铝厂，后来倒闭，人都走光了。里面商店、影院鳞次栉比，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我想起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城市都长得越来越像，兰州你可以叫它广州，也可以叫它抚州，还可以叫它郑州。

耳闻阿维尼翁艺术节之一

2011年7月3日，乘飞机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到马赛，再坐汽车到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候机时，所有同行的中国伙伴都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电脑上网，这时技术人才就显示出优势，挨个辅导大家怎么上网。而周围的老外都在安静地休息。登上去马赛的飞机后，大家又找到了新的兴奋点，一个脸蛋长得像红苹果的法国男娃娃，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爸爸只好带他在机舱里散步，路过一位中国姑娘，还主动跟姑娘握手，随即把手甩开。整个航程，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魅力胜似微博。经过十四个小时的旅程，终于到达阿维尼翁。此时正是小城的黄昏，西边红霞如海。

阿维尼翁艺术节每年一次，其余日子它是人迹罕至的荒城。我们到的时候，艺术节还没开始，到处都是海报，连垃圾箱、邮筒、路灯上都贴满了。满街的演员、歌手，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我们的演出在一个教会学校的阶梯剧场，这个场地属于中国艺术家，将要上演的剧目有辛欣导演的《生于七月》、黄盈的《黄粱一梦》、王翀的《哈姆雷特机器》、孟京辉的《三个橘子的爱情》、丰江舟的《假象》，还有我和小河的《如果，世界瞎了》，由邵泽辉导演。

这几天还处于排练阶段，正式演出要到7月8日开始。我们的现场只能坐一百人，要是在国内，这个阵容拿出个零头也能票房爆满。可到了这儿，人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希望更多人来看自己，所以对未来的票房还是有点不踏实。

阿维尼翁是一个曾有多位教皇居住过的城市，所以以教堂闻名世界。我和绿妖第二天就去了宏伟的教皇宫。一进去，见到很多中世纪的塑像。向上依次又游览了教皇的礼拜堂、卧室、书房、小金库。据说有一位教皇登基加冕，请客吃饭，一顿吃了三百头牛、四百多头羊、七千多只小鸡、三万多个鸡蛋、九万多个面包。这也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国人在大吃大喝方面，也不逊于彼。

走出教堂，正有一两位民间艺人在广场卖唱。一个小伙子，用一把古典吉他弹着“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他们不是来参加艺术节的，而是随着流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