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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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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走进黑暗剧场,观众也在黑暗中。他经常唱的歌是《万水千山总是情》,既不爵士,也不蓝调,绝不抢歌的风头,而是有所克制地抒情,很有老一代粤语歌手的古雅风范。这场演出的主力是“人山人海”,里面有许多明哥扶植的新人,有创作才女卢凯彤,还有嗓音如封坛陈酒的陈浩峰。
第一天演出结束,他带我们去尖沙咀码头走星光大道。他很耐心地一个一个帮我们讲解,这个是粤语歌前辈,那个是武打明星。非常巧,第二天网上出现一个新闻,是CNN报道的世界十大失望景点,香港星光大道赫然在列。明哥看到新闻,还道歉说,太失礼了。
最后一场,我临时改变曲目,唱了《中国孩子》,明哥紧接着我,唱了一首卢凯彤写的温情含蓄的《绝色》。事后,明哥讲,没想到我会唱这首歌,他的情绪有些波动。不过他很开心听到这首歌的现场。我觉得自己有些抢风头,打乱了演出的整体结构。但明哥很包容。
离开香港的前夜,他带我们去吃火锅。他声称只要四分之一瓶的啤酒,就可以把自己灌醉。但他很善于劝酒,非常专业地要求把我带来的甜酒冰一个小时后再喝,听说我爱喝烈酒,还想去旁边的超市买威士忌。
临别,约定再见日期,也许是几个月后,也许是一年半年,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北京。跟他相处,你会变得很淡然。与他话别,仿佛从那首《四季歌》走了出来。明天我们要向北飞,据说台风正逼近香港,“蚂蚁有洞穴,家有一扇门,门外有风呼呼叫”。
新民谣急先锋小河
在201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一群中国人慕名而去,看写《北京欢迎你》的小柯,到现场一看,根本不是小柯,而是个叫小河的白头发怪物。小河刚唱了一首歌,前排一人就离席而去。这时,台上的小河展露他的独特个性:他一个箭步跳下台,拉住要走的人,说:“我刚开始唱,你干吗要走呢?”那人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回原位。等小河回到台上,闭着眼睛在音乐中达到高潮时,那人突然站起,大喊一声“再见”,跑了。
小河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上面有两个哥哥,父母看着三个大儿子在炕上跑来跑去,发愁将来要盖多少间大瓦房才能给他们都娶上媳妇。小河的音乐之旅起于军营,那时他是个炊事兵,专业是和面蒸馒头。馒头蒸好,开始练琴。他那时的创作风格是军营摇滚,歌词都是“反战”、“可不可以吃饭前不集体唱歌”之类的题材。
他退伍后直接成了北漂,当过保安、琴行的销售员。后来他去了当时的音乐乌托邦“河”酒吧,并且出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当时唱一场一百块。但他生财有道,自己开始写字,自创一个nuan(上男下女,平声)字,唱完歌,现场拍卖,十块起价,有时卖字收入比演出费都多。有人回忆,在“河”酒吧第一次看到小河:骑一个“二八”的破自行车,耳朵上挂一个存车牌,勾着京剧脸谱。一看就是个邪派高手。
民谣界忧伤的手风琴手、歌手张玮玮如此回忆他和小河的一次商演:话说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蓝岛商场门口做了一场开业庆典,玮玮老老实实地唱完了歌,小河上去,背对观众,开始漫长的调音,现场观众一片茫然。之后他忽然回身,好像刚刚看见台下有这么多人一样,说:“这大冷的天,你们站这儿干吗呀?赶紧回家吧。”
2005年,小河在798的“南门空间”策划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民谣音乐会”,从下午六点开始,到凌晨两点结束。那时这些民谣歌手都还很嫩,参加的有朱芳琼、苏阳、左小祖咒、万晓利、周云蓬、马木尔……那也是第一次,“新民谣”的概念登堂入室。
2010年,在一次演出中,小河表演富士康跳楼事件,在两米高的舞台上,抱着吉他高喊一声“我后悔啦!”一跃而下,结果动作变形,当时就躺地上了,双脚骨折,疼得满头是汗。观众还兴高采烈地评价:演得太像了。过一会儿才觉得不对,赶紧送医院。小河从此开始了他的轮椅生涯。
小河在病床上也闲不住,做了一张病床唱片,里面有一首歌以寻人启事为题材,他说有个网,专门刊登寻人启事。他以那些启事为歌词,写了一首有关失踪者的震撼的歌。他声称自己在病床上终于有时间安安静静地看几天书了,我就送了他一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觉得挺适合他的。
有一天,小河开始拄着拐蹒跚地走路了。再过几天,拐扔掉,背着琴,开始在家里楼上楼下做负重练习。终于某日,小河过马路时,一辆车飞驰而来,他拔腿就跑,等到了路对面,小河惊喜地发现,自己会跑了。
今年六月末,众多民谣歌手在北京做了一场“河”酒吧十周年的纪念演出。那天,暴雨如泼,北京成河。但剧场内座无虚席,很多人是游过来的。小河是当天最亮点,他很体谅地停止即兴,唱了他第一张专辑里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而且把现场搞得像个相声晚会,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笑声和掌声。我感觉小河身上有一种丑角的气质,在台上很难严肃起来。他让我想起电影《大路》里那个吹小号的小丑。酒局上没有他,人们会觉得很寂寞。舞台上没有他,就像一个充满了正面角色的电影,略显乏味。
“野孩子”大河之上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走,唱着我的黄河谣……”这是“野孩子”乐队的经典曲目《黄河谣》。每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出,此歌都是最后压轴歌曲,张佺、张玮玮、郭龙,坐成一条直线,放下乐器,肃穆地清唱,不炫技不讨巧,就那么诚实地一步步地夯实每个音符,仿佛背负着纤绳,把黄河拉进人的心里。现实中的黄河,又黄又干,气息奄奄。真正的黄河汹涌澎湃在梦里,在那些热爱它的人的歌声中。
二十世纪末,“野孩子”的创始人张佺、小索,从兰州西固区出发,扛着吉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北京。据张玮玮后来回忆,他刚见他们时,以为是俩搞重金属的:一身皮衣,长发蓬然,操着一口兰州话,跟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野孩子”正相配。
张佺、小索初到北京,没有马上开始混圈子、泡妞、高谈阔论艺术理念。他们租了个地下室,每日早起,打开节拍器排练,一直到天黑,才出去吃饭。为了锻炼肺活量,还要跳绳跑步。北京虽然云集了上千个地下乐队,狼多粥少,但台上的真功夫决定一切。“野孩子”一上台,就很叫座,在各个地下酒吧红了起来。
记得我第一次听他们现场,在五道口的“嚎叫”酒吧。门口买票的人排着长队。我和几个搞乐队的看完全场演出,大家都惊了,两把木吉他,铿铿锵锵挟着西北的黄沙,滚滚而来,两个人的和声,像天上高飞的雁阵,不由分说地把你带到远方。
2001年,张佺和小索在三里屯开了一个“河”酒吧。这里类似地下音乐人的俱乐部,出没在那里的有小河、万晓利、马木尔等。你在台上演出,要格外一丝不苟,因为台下坐的都是歌手和乐手。“河”酒吧也成了中国当代即兴音乐的摇篮,比方说你刚有个音乐动机,但还没有想好,你就可以到“河”酒吧,借着几分酒意,抽着“都宝”,在台上把它完成,这可能比你在家苦思冥想的效果还要好。
据酒吧的创始人之一封杰西回忆,那时候,大家通宵地唱歌、喝酒,累了就坐在门外,然后天忽然就亮了。“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回忆,说“河”酒吧好啊,那里有的是好姑娘。我认为,就像鸟儿为求偶歌唱,台下都是好姑娘,歌手当然会施展全身解数,拿出百分之百的劲头唱歌。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为经营不善,“河”酒吧于2003年倒闭。“野孩子”乐队也达到他们辉煌的高峰,2003年,他们参加了香港艺术节。据张玮玮回忆,演出快开始时,他透过幕布缝隙向外一看,吓他一跳:五百多人的场地座无虚席,观众都屏息以待。原本背了两百张专辑,想卖不了再拿回去。可由于演出现场太精彩,上半场刚结束,就全部卖光。几个人后悔啊,怎么没多带点儿。
这是内地新民谣乐队第一次到香港演出,大获成功。2004年,乌云飘来,主唱小索因得胃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很多歌手、乐手在他弥留之际守在医院。据民谣歌手冬子回忆,小索有一阵清醒,拉着冬子的手说:一定少喝酒,别吃那么多方便面。尤其酒醉第二天,不要空腹喝可乐。言之凿凿,仿佛一个中了埋伏的战士告诫后来的战友。
小索去世了,朋友为他举行纪念音乐会。当初在“河”酒吧演出的以及看演出的都聚在一起,从八点一直唱到半夜两点。“野孩子”乐队也宣告解散。
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这是张佺后来写的歌,歌名叫《远行》。他只身去了云南,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在那边娶妻生子。很多丽江的游客都曾在束河的大石桥看到他弹着冬不拉唱当年“野孩子”的歌。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开始吃素,而且很少饮酒,乐器从六根弦的吉他简化为两根弦的冬不拉。张佺自己录制唱片,自己装帧印刷,自己卖。背上乐器行李,去北方南方巡演,像一个音乐货郎。这可能更接近于他儿时的梦想——边走边唱。
另一成员,张玮玮,立志要做一个忧伤的手风琴手。他先加入了小河的“美好药店”乐队,还曾经给左小祖咒、马木尔伴奏,用在哪儿都会发光,号称民谣界的“万能乐手”。他自己后来创作了很多歌,著名的《米店》都快成了丽江的市歌。
蒲公英各自飘,但总有机缘重聚。2011年,张佺、张玮玮、郭龙,三个“野孩子”当年的股肱成员重新走到一起,各自带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和音乐体验,汇合成新的《黄河谣》。在2011年的西湖音乐节上,“野孩子”乐队重生。站在台上,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死者和生者都在音乐里。他们的音乐,不再年轻,但更有力量,更浑厚,充满底气。
冬天来了,他们住在大理的院子里,每天下午排练。三个老炮,准时准点,一丝不苟地排到太阳落山。郭龙打错了,张佺温和地看他一眼,他马上自我检讨:这个地方忘了。2012年他们会伙同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吴吞再次参加香港艺术节。九年的光阴,淬炼出的音乐,日久弥新。
遥远的黄河还未干枯,唱歌的人继续向前。时光不会虚度,有音乐为证。
评头论足乐评人
歌手要跟乐评人搞好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很多做乐评人的好朋友,伟大的友情来自相互吹捧。其实中国的大多数乐评人都不会乐器,甚至很多人五线谱也不认识。但他们都是乐痴,每个乐评人都是一屋子的打口唱片。广州资深乐评人邱大立,初出江湖,就是一个卖打口带的。现在跟他漫步广州街头,他还经常指指点点:这个天桥,是当初“五条人”卖碟的地盘。邱大立用这种“非法传销”的方式,把“地下丝绒”、“平克·弗洛伊德”送到了千家万户。
我在树村住的时候,某天,邮递员送来两个大纸箱,拆开来一看,全是一套一套的打口经典。那些东西对于搞音乐的来说,犹如练武术的得到《九阴真经》。那就是邱大立从遥远的广州寄给我的。那时我们还没见过。后来几次去广州演出,都住在邱大立的店铺里。他那儿是很多音乐人的流动驿站,管吃管睡。
另一个,号称“乐霸”的乐评人,现今《时尚先生》的主笔张晓舟,他本来是一个体育记者,靠足球评论赚了些稿费,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据他的同事反映,张晓舟吃饭从来不爱买单。省下那么多钱干吗呢?都用来请地下摇滚人吃饭了。当年在树村,张晓舟进村了,大家会奔走相告,“张大善人来了,晚上有大餐了。”听说张晓舟的工作单位能报销打车费,某次,左小祖咒从裤兜里掏出八百多元的出租车发票,说:“晓舟,帮报一下。”其实都是晓舟自掏腰包。
张晓舟对音乐人有一种母性的慈祥,而且是那种拉着袖子苦口婆心的保姆式的呵护。有一次小河在广州演出,半夜喝多,打个车要去东莞继续喝。张晓舟一路电话追踪,后来竟然打给出租车司机,强令他把小河拉回广州。
上海的乐评人孙孟晋,也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一起去德国参加“绳索道音乐节”,他由于对西方乐队非常熟悉,所以成为我们的音乐节活指南。老孙有个不像上海男人的暴脾气。某次他在微博上批评我的专辑《牛羊下山》,跟张晓舟吵了起来。吵得两个人多少年的老交情都要断了。老孙后来近似撒娇地宣布:“我的葬礼不准你来。”后来在左小祖咒的斡旋下,两个人又喝到一块儿了。
还有一个兰州乐评人颜峻。好多年前,还是在“河”酒吧的年代,某次酒后我们俩大吵一架,为了啥都忘了。从此我俩结下了梁子。后来颜峻写了一篇评价我唱片的乐评,恶评满纸。我看了,心里更堵得慌了。其实乐评人就应该有褒有贬,这是很正常的。多年后,他突然来了个电话,声称台湾的诗人夏宇想跟我建立联系,合作一些作品。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谈公事的电话,但接完以后,我觉得彼此间也尽释前嫌了。再后来,读到韩松落的《怒河春醒》,一篇几万字长文,记述颜峻在兰州组织地下摇滚演出,带他看文艺电影。读到此处,我发现他和我一样都是真心爱音乐的人,有这点共性,别的就都不算什么了。
这几个乐评人各霸一方,仿佛《射雕英雄传》里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他们有各自的领域,而且,每个乐评人都长期罩着某个歌手,像狗啃骨头一样护食。张晓舟就是言必左小祖咒,而最近由于左小和陈升合作频繁,他的骨头里又多了陈升。邱大立是整个一个台湾控,顶礼膜拜胡德夫,捎带着罗思荣、林生祥、巴奈、陈建年等台湾少数民族歌手,大立某次曾深情地回忆,跟胡老师在一起,就像过节一样。孙孟晋更直接,把上海本土的“顶楼的马戏团”的吉他手梅二庇护在自己的麾下。有时梅二出门演出,想到单位里有老孙罩着,就很踏实。
这些乐评人不像他们吹捧的资产阶级歌手,本身生活作风都很正派。邱大立长年单身,周围也有很多女粉丝,¨。电子书 ZEi8。CO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但就是不找女朋友。生活里的娱乐就是养流浪猫、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所有挣来的钱,都用在去香港、台湾看演出的门票和飞机票上。前几天刚从主编的位置上辞职下野,因为工作里老需要写软文。
张晓舟,作为一本时尚大刊的主笔,身边美女如云,可是从来没携女友出席过酒局。他的身边坐的都是那些张牙舞爪的吉他手、贝司手。某次去成都,朋友想帮他撮合一下,将他带到一个酒吧,晓舟一进去眼睛都花了:成都姑娘真漂亮啊。等到人家过来搭讪时,他却缩在角落里,装模作样地看书。
有人问我,中国为啥没有女乐评人。经三思得到答案:姑娘一爱音乐,就被乐手收编为女朋友兼企宣了。光为一个乐队唱赞歌,也就成不了乐评人。
现在,网上人人都可以发言,指点江山,乐评人这个物种也渐渐趋于没落和消亡。老的有个性的就剩下这么不多的几个,希望大家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他们,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他们是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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