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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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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还在老罗的车上，就听见老罗接电话，对方说今天就录钢琴的那首歌，别的歌他们就不准备录了。老罗说，大家都排练了好几天了，怎么也该试一试。对方婉拒。老罗大怒，但还没有破口大骂，当一个粉丝是很不容易的。他曾经说，听到曾轶可的新唱片，就觉得像是有人把他的亲姑娘给毁了一样。并且扬言：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毁你们，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可是，亲姑娘酒后驾车，把你给撞了，你说你是砸车呢，还是打你姑娘一顿呢？投鼠忌器啊。
这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劝悲伤的老罗了。即使没有主唱，我们也会去录音棚，录一个高级的卡拉OK版。因为排练好几天，编曲、配器都很不易。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大家也想把它保留下来。下午由台湾老板亲自调音，大家感觉特别舒服，录音一气呵成。录完后，老罗要求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说应该摆个空凳子，这是没来的主唱的位置，这样就更有趣了。
最后，按惯例，晚上大家吃了一个杀青饭。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件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事情结束后，老罗强行付给了每个人一份报酬，来送钱的老罗的助理金燕说：“你们要是不收，老罗就不许我回去上班。”
几个月后，天娱公司回心转意，又觉得那首钢琴版的《勇敢一点》很好，想要过去。关键的是，老罗并没有因那件事而记恨，他可以不高兴，但没有因此反过来就诋毁曾轶可，喜欢还是一样地喜欢，还买了一把Taylor（著名乐器品牌）的琴，我们建议他买Martin（著名乐器品牌），他说：“不，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最后，盖棺定论，老罗，被你喜欢的人都比较有福，被你痛恨的人稍微有点倒霉。
只身打马过草原
2010年12月30日，我去南京参加民谣跨年演出。那晚，南京很冷，我没参加朋友的酒局，缩在宾馆里，早早地睡觉了。
然而，这样一个岁末的冬夜，有两个亲切的生命收拾好行囊，悄悄地掩好门上路远行了。2010年12月30日晚九点，诗人马雁在上海去世；2010年12月31日凌晨，作家史铁生在北京去世。
十七岁那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史铁生的小说《车神》，是那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典型的配乐朗读，当时我把它录下来，经常听，快能背下来了。记得其中有一句，“假如你已经死了，你还有什么可怕”，这是很有大勇气的话。对于我那时的水平而言，史铁生的小说还有些先锋，可由于同为残疾人，仿佛走了后门，我能较容易地进入他的情境。接着，是《我与地坛》，那真是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好文。史铁生在某种角度上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纠结一个终极性问题，只不过他纠结的不是永生，而是残疾和死亡。再后来，他的文字越来越抽离，让我有些许高原缺氧般的眩晕。
直到前几年，读了徐晓女士的《半生为人》，让我撞见了又一个红尘中的史铁生摇着轮椅，急匆匆地穿越北京城，看望远方来的朋友。
那时，总想能见一下真人，给他弹唱我的歌，谈谈残疾人的尊严，还有像正常人一样的恋爱，甚至做点小坏事。我期待着那种自然而然的相逢，不是刻意的登门拜访。我还设想，我可以向他提议，我们俩的命运，交换两天，反正半斤八两谁也不吃亏，就是说，我足不出户，没日没夜地看两天世界杯或者NBA，他蒙上眼睛拄着盲杖坐上绿皮火车，去西藏喝顿青稞酒。
马雁，我有幸于2009年的广州珠江诗歌会上见过。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提醒主办方马雁要吃清真餐。那时，热闹的核心是郑愁予，还有胡续东。马雁很沉默，你能感受到，在觥筹交错中，有个沉默的缺口。她上台读了一首诗，很突兀孤傲的文字。下来的时候，绿妖上去和她攀谈，结果还是没更多的话。后来，我们经常看她的博客，有一次，绿妖说马雁把书都卖了，要搬到一个小镇上去，我们还有些隐隐的担忧，总觉得有机会再见的，有机会说尽想说的话的，不会只是一面之缘。
马雁和史铁生，几乎是两个时空里的人。史铁生迎接死亡，犹如孩子穿上新衣服在节日里回家。而马雁，我总感觉她还没有终结，她死亡的关门声撞向遥远的山壁，那回声，需要很多年才能传回我们的耳朵。然而，他们在同一个夜晚牵出马匹，只身打马过草原，在死亡的第一个清晨，他们也许会在小憩中偶遇吧，他们会说起他们身后这个时代吗？
首如飞蓬
我的名字周云蓬的“蓬”是后改的。有一天，我在百度上搜索，发现沈阳有个二人转演员，叫做周云鹏，和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样。多亏改了，不然，人会认为我在北京唱最人文的民谣，回老家就兼职唱二人转。
沈阳是个文化贫瘠的重工业城市，可那里对中国歌坛贡献可不小呢。那英、李春波、毛宁、艾敬、羽·泉，含含糊糊地再加上本人。前辈们走的多是大公司包装，上电视出名，然后走穴赚钱的路，到我们这儿，时代变了。
那条康庄大道，仿佛是北京黄昏的三环，堵得死去活来。所以，我们只能步行钻小胡同，虽然慢了点，但一路上有平易近人的好风景。我们是靠互联网的传播发表新作品，像我，现在演出，还是靠豆瓣、微博的宣传，报名人数和实际到现场的人数差距不是很大。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这些新民谣歌手就上路巡演了，当然是先南方后北方，要懂得天时地利嘛。赚钱了，就再过个年，没赚钱，就当免费旅行了。要是赔钱了，就索性当流浪了。最后这条，还能为泡妞提供一些谈资。
是否一首歌就要锦衣玉食地养活人一辈子？或者一张唱片不赚一百万就算赔钱？要是觉得人生还不够苦恼，那尽管这样设想吧。能弹琴唱歌，是上天对我最大的犒赏，脚能带你去很远的地方，歌声能承载你飞到云朵上。写一首好歌，那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私人航天飞机。
我将要在《南方都市报》新开个专栏，“首如飞蓬”，头发好像螺旋桨，梦想着跑着跑着就能飞起来。我把从路上捡起的文字叮叮当当地扔进专栏储钱罐，这些思想文字的分币，将来也许能买点什么。
《南方都市报》一直是个先进媒体，我的好多朋友在此进进出出。期待我的文字配得上它的大名，对得起被砍伐的树木，对得起曾经纯洁的白纸。
大海在对我们说什么
2011年3月11日，我在绍兴。恰逢朋友刘2来演出，和以往略有不同，这次现场，无论是唱歌的，还是听歌的，都有点蔫。那时刻，日本正在山呼海啸，虽然隔得远，但灾难的气息还是能隐隐地飘过来，仿佛山那边下起了雨，你在这边也能嗅到空气里的潮湿味。
这世界怎么越来越像《2012》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铺满沙滩的死鱼、新西兰地震、日本海啸，地球好像对人类有了更多的敌意。繁衍众多的人类，在灾难面前，还是显得形单影只。。电子书下载就像陌生人突然在深夜敲我们的窗户，本来大家在房间里正钩心斗角着呢，这不速之客让我们后背发凉，暂时地，人类互相靠近了点，黑暗中的陌生人，让我们不得不心生惧意。
中国和日本曾经仇深似海，这使得我们很难对邻居的遭难恰当地表态。你过于悲痛，民族主义愤青要骂；你冷淡旁观，人道主义者要骂。就算是面对灾难，是否也容许人有不同的声音？在日本国内，海啸后，很多反核组织出来抗议政府盲目发展核电站。日本政府只是强调不夸大灾难，也不隐瞒，让流言无所藏身。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和感动，他们反过来呼吁媒体，不要为了抓新闻而向受难者的伤口上撒盐。这次地震，也让我们看到日本房子有多结实，在剧烈晃动后屹立不倒，没有造成更大伤亡。
日本的很多公共场所和每个家庭都有急救包，包里有橡胶指垫的棉手套、应急食品、清水、蜡烛及火柴、保温雨衣、可以扯成绳子的强力尼龙包。比较高级的还有收音机、哨子、药品、存折、保温毯、手机和充电器、不需要火和电只要有水就可以加热的速食食品等。
总之，大海站起来了，它在向人类说话，当初它小声地说过，我们不在乎，现在它站起来了，它说的不只是日语，也有英语，当然也少不了汉语：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大陆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一个人可以很优美地批判揭露社会的阴暗吗？不是摧城拔寨式的玉石俱焚。柴静说：“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1997年，我在长沙混迹于湖南大学旁的堕落一条街。晚上，常常收听电台的一档节目。主持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是“火柴的柴，安静的静”，声音柔和温暖，并且风格简洁，不像大多午夜主持人那样抒情泛滥。
然后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十几年后，她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冒了出来，她成了央视的著名记者，且主持了众多话题尖锐的栏目。后来，在老罗的饭局上，我见到了她的真身。聊了几句，她就追问我为啥应老罗邀请给曾轶可录音，是出于音乐上的认可，还是友情。真是职业记者，就像练武成癖的高手，行立坐卧都在拆招。
她身上有种亲和力，让你愿意掏心窝子，恨不得把老家藏银元的地方也画个图纸交给她。她采访过山东那个用电击治疗网瘾的杨教授，采访过被网上盛传为圣徒卢安克的德国乡村教育家。善也罢，恶也罢，她还是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使得善者不流于煽情，恶者仍保有其人性。
她采访卢安克时，坐在广西某村庄的山坡上，聊了四个小时，卢安克光着脚，因为在当地买不到特大号的袜子，他们中间点了一盆炭火。那种交流，也是彼此的升华，就像令狐冲遇到了任我行，两个人在问答中水涨船高，偶尔静默，真理浮现，水落石出。
2010年，我为了推广自己的新书，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作讲座，邀请了柴静和老罗做嘉宾。那真是喧宾夺主啊，书店拥挤得像在哄抢免费的大房子。主要是因为两个嘉宾太强大了。
果然，其中有好多现场的人是冲着柴姑娘去的，并且提了标枪匕首一样的问题。下面摘录几个。
提问：柴老师，我想问您对感情有什么打算。
柴静：这个问题，太诡异了。我就讲一个（此处删除若干字）。
提问：柴老师出于什么诡异的原因认识了老罗、冯唐等一些流氓？有没有不适感？
柴静：其实也不奇怪，哪个女生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都喜欢小流氓。罗永浩办了牛博网，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牛博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们可以上牛博网看看。
提问：柴老师，你有没有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想法？
柴静：没有。为什么要离开呢？就像周云蓬唱歌，我做电视，我们这代人都是做梯子的，就干好我们的事。下一代如果干得没我们好，就别干了。
再后来，我有幸跟柴老师闯荡了几天江湖，饱尝了跟名人在一起的幸福滋味。她出现的场合，气氛总会有些不同寻常，周围突然地安静下来，或者紧张起来。尤其碰到一些官员，生怕有啥问题被曝光，躲之唯恐不及。
我们去公园里采录鸟叫，公园领导认出了她，慌忙挡驾，说公园里面维修。我们说看鸟不看人，人家说，鸟也维修。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每个报刊和电视台都有个柴静，让官员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那社会就进步了。
上善若水，水最柔弱。中国的弱女子常让我们这些男人羞愧。远有秋瑾，近有林昭、张志新，关键时刻，她们化身为全民族的母亲姐妹挡在前面，惨烈地牺牲。当然此刻并没有血腥，可大家仍应多爱护身边敢于担当的女子们，不要像戏台上懦弱的北宋，靠着女将去征战沙场。她们本来可以对镜贴花黄的。
鲍勃·迪伦们
2011年，鲍勃·迪伦（Bob Dylan）真来了。喊了多少年了，盼着他老人家保重身体，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来中国一次，没想到，在这个兔年的春天，终于守候到了这只民谣老白兔。
在中国，鲍勃·迪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他音乐的传播。其实，他的歌，我能记住旋律的，不超过五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时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个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其实他是电影《教父》里的老头子科利昂，他的坏有几分浪漫，他的反叛掺杂着温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园里，不如后来者那么狠，那么酷。人类也进化得比先辈们更实用，更邪恶。
每个民族都呼唤着自己的迪伦，用亲切的母语歌唱人们对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俄罗斯有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Vladimir Vysotsky），法国有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智利有“歌魂”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
中国最不缺这样的土壤了，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崔健和罗大佑。他们在时代大转弯的涡流里化而为鸟，一飞冲天，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令狐冲体内的陌生气流，除非一吐为快，否则当事者会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罗大佑也在试图作别的尝试，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这是所有鲍勃·迪伦们的共同困惑，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比起迪伦，他们只差那么一层火候，最后的登顶，不靠才华、运气和身体，靠的是上天赐予的那一点挫败、颓丧和静默，犹如郭靖在华山论剑前开始短暂地怀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时海峡两岸，一边一个鲍勃·迪伦，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大时空中的小人性
阅读刘慈欣先生的科幻小说《三体》，犹如当初看金庸，上瘾。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科幻小说。写童话的人，如果自己都不相信那是真的，就写不好。我感觉，刘慈欣相信自己的理论，相信那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更是科学的预言。小说的起点是中国的“文革”，终点是太阳系画一样地毁灭，人类最后的亚当、夏娃逃往宇宙深处。微观上，从质子说到宇宙坍塌，时间上，更是跨越了两千万年。
阅读中，因为要吃饭、睡觉，必须从书里出来，于是现实显得太憋闷，好像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盒子里。赶快回到小说中，顿觉天地高远，时间浩荡，心胸为之畅快。
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冬眠进行时间旅行，每到人类的关键时刻，苏醒，做点挽救或者破坏的事情，然后再睡，一直到时间尽头。
空间上，作者想象了多维空间的可能，最后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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