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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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府搞了一个“民谣引进工程”，例如张玮玮、郭龙，都是因为女友准备移居上海，美人计呀，挖北京的墙脚。刘2后面是蒙古铁骑“杭盖”，呼麦加长调，热火朝天，小小的现场，人们开始见缝插针地跑火车。

等我上台时，主办方习惯性地小声叮嘱：“尽量别唱《中国孩子》。”我特别挑选了一首陈歌辛的《永远的微笑》，他是老上海最著名的音乐家，1961年饿死在安徽白茅岭。在今天的上海，唱这首歌，是纪念也是招魂，招老上海音乐的魂。最后我翻唱了“顶楼的马戏团”的《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一首很本土很自豪的上海滩瘪三土谣。后面我还续上了自己的两段，“我们这些乡下人，来到上海唱歌赚钱……上海的姑娘可不敢找，女人当家做主人，男人一瓶啤酒就一醉方休。”台下的人们高兴得不得了。

晚上照例是庆功宴。酒鬼开始现原形，直到有人喝多了，开始不断地摔杯子，我们才逃回住处。

回北京的飞机上在放映一段天文科普节目，离地球不远的很多恒星都有可能随时爆炸，只需三秒，地球上的生命就全消失了。也许明天，也许一万年。科学家最后安慰我们说，好消息是：我们无法预测，所以也无须惊恐。大难临头，瞬间即灭。大家下了飞机，都不断唏嘘，说看完这个节目，感觉人生观都变了。有人说，还买啥房子！有人说，赶快回家，今天晚上吃点好的。

民谣救护车

“民谣救护车”不是“哎哟哎哟”地开来的，而是弹着琴，唱着歌来的。佟妍，一个典型的北漂族，文艺女青年，热爱民谣。我在2006年每场演出只有两三个观众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有她。绿妖初见佟妍，后者在小书店里当售货员，绿妖买了一本勃洛克的诗集，佟妍心疼地说：“就剩这一本了。”几乎不想卖给她。

2008年，佟妍成立一个民谣小厂牌，叫“刀马旦”，因为她喜欢听评书，喜欢杨家将里横刀跃马的女英雄。这一年7月，她办了三场名为“绕梁三日”的民谣系列演出。我和小河第一场，整个愚公移山酒吧爆满，地上坐满了人。演出很成功，也是我那几年演得最好的一次现场。后来她看北京的民谣已经日趋火热，就去了南方，因为那里的乐队演出还很艰难。她签约了来自广东海丰的“五条人”乐队，他们唱的都是连广东人都听不懂的海丰话，但土生土长，是真正的方言好音乐。佟妍投了一大笔钱（相对她来说），为他们制作一张精美的唱片《县城记》。该唱片一举夺得《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大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等七个奖项。

2010年冬天，佟妍突然得了白血病。体制外的所谓自由人，一旦得了病，就彻底地不自由了。几十万的医疗费，一下子全家濒于破产的边缘。好在佟妍拥有一大批唱歌的朋友，于是，一辆辆“民谣救护车”从各个城市开动起来。2010年12月，北京愚公移山现场，所有民谣歌手倾巢出动，李志特地从南京赶来，老狼也冲到了台上。当场门票加上捐款共七万多元。

紧接着，上海、广州、厦门、成都、南京……车轮滚滚。共计募捐了三十多万元，使佟妍能够顺利地进行骨髓移植。但最近，化疗引起了并发症——糖尿病。大家对大型的义演都相对疲劳，我们化整为零，搞一些小的专场，叫“民谣自行车”，像“五条人”在深圳，“顶楼的马戏团”和刘2在上海，周云蓬和张玮玮在北京……

我们这些歌手做公益慈善，更多是出于江湖义气。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白演出，甚至演完的庆功宴也要AA制，把能拿到的钱都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古人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想这是对每个人最好的忠告。

香港“暗中作乐”

很早就接到邀请，香港一个“黑暗中对话”的组织要做一场“暗中作乐”的演出：在一个全黑的剧场，歌手黑暗地唱，观众黑暗地听。感觉非常有趣，就决定参与进去。并且演出的门票收入，将用来帮助视障人士。

2011年8月21日到香港，跟主办方吃晚饭。黄耀明携“人山人海”的创作总监梁兆辉出席。初见明哥，其为人平和亲切，我送了他一块在新疆赛里木湖边捡的石头。我们探讨在黑暗中演出的感觉，他说平时演出时，忘歌词可以看提示屏，这次让他有些小小的紧张。他问我记性是不是很好，会不会忘词。我说经常会忘，我就现编，给它填进去。

饭后，明哥带我们去他小时候生活过的香港老街区。那一带的街道名都很中国化，如凤仪街、北帝街、炮仗街。他回忆小时候旁边有个珠江电影院，专放红色电影，如《白毛女》。接着，作为一名很好的地陪，他带我们去了香港的“798”——牛棚艺术村。一个小小的院子，中间一个平整的池子，周围是水槽，这是古老的屠宰场遗址，现在成了一些画廊和乐队的排练室。“人山人海”也曾在这里排练，明哥回忆：排到晚上，觉得阴森森的。

隔日，我去了香港的“黑暗体验馆”。进馆前，每个人发了一杆盲杖，身上所有的光源都被收走。大家排着队，跟着盲人导游员，很不专业地挥舞着盲杖，乒乒乓乓地进入了黑暗世界。先是走过一段窄窄的踏板，摸索着进入船舱，先找到座位的，就大猩猩一样拍着凳子，召唤别人。船开始摇晃，周围有隆隆的海浪声，非常逼真。下了船，又依次地体验了很多盲人生活中的场景。我不如同行者那么兴奋，总是先悄悄地走到最前面，恶作剧地在某个角落等待大家乒乒乓乓地走过来，等到他们突然摸到我，大叫“是你吗？”我就很哲学地回答：“不是我。”

这只是一个模拟的黑暗中的行走，但本人曾经凭借一根盲杖去过西藏。我想，我的一生就是一个黑暗体验馆。大家出去了，会如获至宝地用起自己的双眼，而本人的体验还将继续下去，而且免费，赚了。

牛羊下山，亡羊补牢

我参加了“广州华语金曲”颁奖晚会，凭借唱片《牛羊下山》荣幸地获得了最佳民谣艺人奖。晚会在华丽的中山纪念堂举行。艺人休息的后台，是个地下室。长长的曲折的走廊，两旁是一个个小化妆间。化妆间的门上，写着里面艺人的名字。我和另外的歌手吴虹飞，名字都被写在走廊旁的墙上，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问：“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休息室？”工作人员声称房间不够了。“那我们为啥就要在走廊里候场呢？”答曰：“别人都有公司。”突然我想起，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也来领奖了，我和他们很熟，干脆去他们房间休息吧。等工作人员带我们过去一看，心理就平衡了，在走廊的另一个拐角，墙上写着：顶楼的马戏团贵宾休息室。级别跟我差不多。

然后开始领盒饭了，由于中山纪念堂庄严肃穆，所以不能在室内就餐，大门口小广场上，发盒饭，就地进餐，我感觉很亲切，大明星、小明星蹲在广场上，捧着盒饭，狼吞虎咽，歌迷三个一堆儿两个一伙儿地围在周围，高兴了还可以夹上一筷子，其乐融融。但实际上，这个场面并未出现。2005年，我第一次参加颁奖晚会，也有个有关盒饭的记忆。在北京奥体，发了盒饭，还没来得及吃，要走红地毯了，盒饭扔下，又怕回来找不到，索性把它当奖杯抱着，走过红地毯。到了台上，群星璀璨，有孙燕姿、周杰伦，我悄悄地把盒饭藏到凳子下面，等晚会结束，把这个能吃的奖杯一直带回香山。一个草根歌手的真实嘴脸暴露无遗：就关心吃和住。

回到当下，红地毯又铺在前面。我们在排队等候中遇到了吴虹飞。她这次获得了一个最佳编曲奖，但没有演出任务。主办方说她可以不必走红地毯了。但阿飞一再坚持不怕辛苦，一定要走。我们正聊得起劲，一回头，前面的人都走光了，好像红地毯要卷起来，仪式要结束了。旁边的“星外星”老板周小川打抱不平：“还有俩没走呢。”我们俩就仓皇地一路小跑了过去。

到真正上台演出了，我的运气很坏，舞台上的监听音箱没有声音，我只能通过巨大的剧场的回音来判断自己唱的是什么。演完心里堵得慌，好像跟一个会吸星大法的敌人打了一仗，感觉不到音乐的快乐，只有疲倦和郁结。在我们业内有这样的理论，不好的演出感觉自己被扣了几分。好在第二天还有一场，是华语金曲为了纪念一百年的音乐历程，在“TU凸空间”举办的我和台湾“野火乐集”的陈永龙、陈世川的两岸音乐会。到时候亡羊补牢吧，争取把这扣掉的几分加回来。

第二天晚上，广州“TU凸空间”，早早就有人在酒吧外排队，来自台湾“野火乐集”的陈永龙，穿着一身闪闪发亮的酷似迈克尔·杰克逊的服装闪亮登场。他先唱了台湾卑南族民歌《山》，声音像风中的丝绸，舒卷自如，流光溢彩。紧接着，他翻唱了台湾音乐泰斗李泰祥的经典曲目《答案》、《告别》，台下的观众静悄悄地聆听，仿佛身处的不是酒吧，而是一个秩序井然的音乐厅。稍后，是“野火乐集”的另一个歌手陈世川上场，他长得据说很像猫王，风格更摇滚些，大开大合，调动台下的观众和他一起唱台语民谣。最后是我黑暗登场。

我们演出的主题是“时间与山”，我说，台湾拥有那么多林木如画的好山，大陆的山上树大多都被砍光了，我们只有漫长曲折的时间，所以他们唱山歌，而我翻唱一百年的时代金曲，从《教我如何不想她》开始，经历《松花江上》、《永远的微笑》，一直唱到《凯旋在子夜》、《恋恋风尘》、　《不会说话的爱情》，最后回到百年前，以李叔同的《送别》落幕，一百分钟，横渡百年波涛汹涌的大历史，以歌为舟，用琴作桨。

演出很成功，现场的观众自始至终安静地聆听，我们一起爬上了山顶，穿越漫长的时间。热烈的掌声成为跋涉者的终点。

最终，昨天走失的羊又回来了。海峡两岸，完美地在音乐中统一了。

我们就要唱方言

每个城市都修座天安门吗？每个人都要说普通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样戏曲就无处容身了，民谣会无家可归。不知何时，中国音乐人自觉地转身，不再满口外语单词，死盯着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广东粤北人杨一骑着“二八”自行车去陕北，唱起信天游，一口西北腔，土得掉渣。江苏怪杰左小祖咒，自己索性发明了一种荒腔走板的方言，仿佛南方小城弄堂里的叫卖声，摇摇摆摆，咣咣当当，正大光明地拒绝普通话。

方言里埋藏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贝，家传绝招，锦囊妙计，取之不竭。新世纪初，横空出世的甘肃“野孩子”乐队，一路唱着《黄河谣》、《早知道》，进了北京城，兰州话随之在地下摇滚圈尊贵起来，乐手们打招呼，都改成：“好着呢？去哪哈？”

唱摇滚都要用嗷嗷叫的北方话吗？来自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唱地道的上海话，化娘娘腔为大朋克。他们宣称：我是一个上海人，死也要死在美丽的上海。

广东海丰“五条人”乐队，一水儿海丰话，出版《县城记》，音乐优美，诙谐，暴躁，好像在提醒：我是个温和的南蛮子，你可千万别惹我。

贵州的民谣新星尧十三把柳永的《雨霖铃》翻译成了贵州织金土话，简直是不亚于原文的经典翻译，让你恍惚间感觉柳永就是一个吃酸汤鱼的贵州老表。“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贵州版：

我要说走嘞，之千里嘞烟雾波浪嘞/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拉们讲，是之样子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球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

方言准确有力，说着过瘾，尤其是骂人的时候。要过春节了，回到老家对着爸妈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说“父母春节好”，别人就会惊诧并笑话你，以为你是从春晚中走下来的。

近日听说有关部门下令，限制广州媒体在电视台、电台用粤语播音，闻之大不以为然。我们已经够能拆了，不要再把语言拆成一个大广场。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祖先住在我们的方言里，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一开口，你就知道我从哪儿来。虽然脚下没有属于我们的土地，但在方言里，我们和祖先可以入土为安。

风吹雷劈音乐节

1

四月下旬的江南，忽晴忽雨，天气无常。2011年4月23日，周庄民谣诗歌节开唱。周庄号称“中国第一水乡”，新修了一条台湾街，其实更像一万年以后有关台湾的一个山寨博物馆。路边有一个大玩具一样的集美火车站，还有一个台湾电影院，里面正循环放映《海角七号》，一排排座位空无一人，让我们望而却步。我们入住的酒店就在台湾街旁，里面回廊纵横，幽深又幽深。走上二楼，要穿过两边绘着仿古壁画的长廊。走廊的深处，回响着我们的脚步声，让人想起了电影《闪灵》。最后拐十八个弯，才到房间。

经过一番迷宫般的探索，我们找到了同来参演的实验艺术家一小河的住处，约他一起吃饭。大家见面，都一脸愁容，到底愁从何处来？忽然觉悟到，是这个大酒店卡夫卡一样的气氛感染了我们。在席间，小河说，自己刚做完手术，腰疼得受不了。2010年，他从两米高的舞台上，怀抱吉他一跃而下，双脚骨折，躺了几个月，今年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发作了。大家不再聊音乐、效果器，而是兴致勃勃地说上了养生、中医、打坐参禅。这时，一只拖着断腿的流浪猫卧在饭店门口，小河见之动容，夹了一块鸡肉，招呼它来吃，还很伤感地觉得所有的生命伤筋动骨都不好过。为了改变下气氛，小河讲，他在来的飞机上，听到头等舱有人叫他，一看，原来是参加演出的老狼，他刚想过去攀谈一番，用小河原话：空姐一个眼神，制止了他，瞬间把他打入了经济舱。

第一天演出结束，诗人和歌手们齐聚一堂，要进行一次民谣与诗歌的对谈。大多数诗人十几年前我们都打过交道，他们是那时风起云涌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主将们，如伊沙、沈浩波、巫昂等。我记得1999年在北师大的一次诗会上，我还上台挑衅过他们的诗歌理论，但是这次谈得非常融洽，没有吵架。巫昂还拿出了她的一首诗《需要性》，要求我和小河现场谱曲并演唱。我就把它唱成了一个铿锵有力的版本，小河唱了一个软绵绵的山地迷幻版。

我演出那天，照例带了瓶酒，放在台上，边喝边唱。几曲唱罢，台下喊：“老周，喝的是啥酒？”我举起瓶子，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八块一瓶，超市有卖。”这一唱一和，好像电视广告。

在演出现场，我们遇到了忧伤的老板——左小祖咒。前一阵他老家亲戚的房子要被拆迁，左小挺身而出，四方呼吁，我问他结果如何，他笑说，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左小真是一个有预言性的音乐家，前两年他写了一首歌，叫《钉子户》，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们去给他伴唱：“钉子户，钉子户，我是一个钉子户。”结果，这首歌还没有正式上市，他岳父家的房子就被他不幸言中。

2

2011年4月29日，响晴白日，苏州吴江“草莓音乐节”单方面宣布“因雷电交加，舞台基础设施受损”，音乐节被迫取消。很多乐迷都在路上了，闻此噩耗捶胸顿足，但天意不可违呀。

3

2011年4月30日，北京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