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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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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６衲甑恼飧銮锾欤拿衷蚨ㄒ桓啻蔚靥崞稹Ｕ庖幌幔锻堋氛妹┙保且幌幔氖撞看缶绯』熬缱髌贰段颐堑木ｉ稹芬惨呀胱詈蟮暮铣山锥危�8月31日正式亮相于北京人艺的舞台。在获奖后一直鲜于接受采访的莫言比起获奖感受还是更喜欢谈自己的作品。从文学到戏剧，莫言与我们的谈话无不围绕着这部他的大剧场处女作，不提奖项只谈创作，他似乎更加游刃有余，而最后在我们不断地追问下，他干脆对这部充满了隐喻和悬念的话剧来了个剧透式的大揭秘。
荆轲刺秦的真相——为天下？为诸侯？为报恩？为侠士之名？
问：您当初为什么会写这个话剧？又为什么会选择荆轲这一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来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呢？
答：写戏的动力，一是兴趣；二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我们的荆轲》这个戏题材的选择是有挺大偶然性的。我曾经给空军话剧团写过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发了我写历史剧的热情。空军话剧团在那之后也希望再排历史剧，请了一位编剧写荆轲的故事，话剧团希望我参与改编。我看了之后觉得人家写得挺好，但是我不想按照传统历史剧的套路来写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解构它，并且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来讨论它。于是，在非典时期，我闷在家里一个星期，写出了这个剧本。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这个剧本就闲置了，直到人艺的任鸣导演看中了它。
问：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荆轲刺秦这一事件都有很多版本在讨论，您到底怎样解读这个故事，或者说您笔下的荆轲到底为了什么而刺秦？
答：这个故事是个几乎全民熟悉的故事，无论来源是《史记》、野史或者戏剧戏曲。对我来说这是个优势，也是个难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荆轲，我怎样用严密的推演，把我心中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别人看了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荆轲》里，荆轲最初显然是为了遵循一个很常规的侠客道的规则，包括各种明的和暗的规则而被卷入刺秦这件事。他对刺秦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模糊。他也在不断寻找自己行为的支点，为自己构建一个刺秦的目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一个理由都难以说服自己。为了人民不成立、为了正义不成立、为了公道也不成立……于是他寻找到一个千古流芳作为自己刺秦的意义，一个看似激动人心的意义。然而随着刺秦时刻的接近，随着他与燕姬之间沟通的逐渐深入，千古流芳的意义其实也被消解掉了。最后，荆轲刺秦只是成为了一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根本没有目的！自然也没有意义。
问：您怎么界定荆轲的最后的刺杀行为，悲剧或者闹剧？
答：这是一个以我们目下的戏剧观念很难定性的戏。它有悲剧成分、有喜剧成分、有闹剧成分，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剧。但我觉得以古希腊概念的悲剧（而不是以当下被作为喜剧对立面的悲剧）来界定这个戏，还是可以算是比较准确的。
问：燕姬的真相——杜撰抑或史实？燕姬是您为剧情需要创造出来的人物吗？她有历史原型吗？
答：《史记》上记载燕太子丹确实给荆轲送过“美人”，也可以算是有原型吧。只是当时是不是就送了这么一个，而且是他自己的姬人，而且还是一个当初嬴政送给他的姬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问：关于燕姬，您最后为什么给了他和荆轲如此出人意料的结局？
答：我不知道。最初并不是这样设计的。写到这里就觉得，应该是这样，于是我的笔就变成了刀。也许是因为“你知道得太多了”，也许是因为“她是不是爱着秦王”，也许是因为“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太不可能了”，也许是因为“我看见你就像看着镜子”……这是个开发式的设计。不管观众认为是为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
问：她是这个剧中唯一的女性，您让这个唯一的女性作为最清醒的存在有什么深意？
答：当荆轲刺秦这件事运转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女人成为了最大的情节推动者。我的作品里经常是女性很伟大，男人反而有些窝窝囊囊的。我一直觉得，男人负责打江山，而女人负责收拾江山，关键时刻，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给力。家，国，是靠女人的缝缝补补而得到延续的。
问：燕姬在与荆轲对话时，曾提出担任刺秦副使，这是否意味着她也未能免俗呢？
答：人总是在互相改变的。荆轲无疑在被燕姬改变，但燕姬很可能也在被他改变，或者被他们两个所讨论的东西改变。不过我觉得，她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逃离燕国，她被自己谋划的西施与范蠡的远景吸引了。就算她是清醒的，谁说最清醒的人，就一定能够免俗呢？
燕太子丹的真相——为国仇还是私怨？
问：您对燕太子丹的塑造更多的来源于历史还是演绎？这个人物似乎与以往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甚至有点跳梁小丑般滑稽，是您的初衷还仅仅是舞台呈现的效果，您为什么这样处理这个人物？
答：我说过，这个作品里没有纯然的坏人或是好人。燕太子丹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就没有定位，没有对这个人物心理的刻画。这个人作为在秦的人质，居然从秦王手中成功遁走，又组织了这场功败垂成的刺杀案例，在人们心中，这个人物必然是有城府的。我还没有看到演出，尽管我不知道他还能很滑稽，但是我至少能明确我没有把它设计成阴险毒辣，二次创作让这个人物呈现这种效果，我是很能认同的。算是个意外收获吧。
问：您认为燕太子丹组织这样一场刺杀的目的何在？
答：我觉得在这一干人中，太子丹刺秦的目的应该是相对单纯也相对明确的——就是救燕。他的救国之心肯定是真诚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以他统治者的身份，救国就是救自己。国仇和私怨在他而言，难以割裂。
莫言的真相——从“我们都是荆轲！”到“我就是荆轲！”
问：您说过“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荆轲》是否传递出了您自己的某种价值观？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
答：肯定是的。我自己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我在写这个剧本时，前几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达“我们都是荆轲！”改到最后这一稿，我放弃了之前的立场，我只是表达清楚“我就是荆轲！”。我的目光也从外部转向了内心，这也使我的创作从复杂转向单纯。
问：您也说过“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那么您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创作这个戏的吗？
答：批判是肯定有的，但是同时也有歌颂。批判过度的欲望，歌颂人的觉醒。就像戏里说的，每个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
莫言采访之二：《我们的荆轲》不是改编作品
问：很多之前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曾通过改编在影视领域获得成功，您之前的作品《红高粱》被改编为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还有根据《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也在东京电影节获奖，对于此次获奖的《蛙》，您有将其改编的打算吗？
答：现在，较之于八十年代，电影对小说的依赖度似乎有所降低。《蛙》当然是一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也可以改编成话剧，但我自己暂时不会去改，我想创作新作更重要。
问：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改编？您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答：小说改编成影视或其他的舞台作品，都是个选择的过程。选取精华，扬弃糟粕。改编者的眼光和水平，决定了他们能发现什么样子的小说，也决定了他们改编出的作品与原作的区别。话剧是离小说最近的艺术，其实，可以将话剧当成小说写，也可以将小说当成话剧写。至于影视剧本，有自己的艺术要求。我对此没有太多发言权。
问：《我们的荆轲》并不是一部改编作品，而是原本就为了舞台创作的，您能简单说一下创作背景吗？这个戏您最初的原动力来源于什么？
答：《我们的荆轲》原本就是话剧剧本。最初是为空军话剧团写的，但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我给这个团写过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发了我写历史剧的热情。我曾经说要写历史剧三部曲，但直到现在也没完成。写戏的动力，一是兴趣；二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
问：有人认为您在《我们的荆轲》这部作品里不仅解构了一个刺客，解构了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甚至解构了历史，解构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历史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说，这是您的初衷吗？
答：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在的事。但古代的事到底真相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我觉得都被严重加工过。我想，所谓古人，从根本上看，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我没有刻意去解构历史，我只是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
问：您在文学界已经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您怎么评价自己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表现？
答：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问：您对《我们的荆轲》的舞台呈现有什么期待，您对人艺的演员演绎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答：我对人艺的班底非常信任。剧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归他们，我不参加任何意见。
莫言采访之三：《我们的荆轲》是一部解构侠义的戏
问：看过戏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触，例如有没有惊喜，或者遗憾？
答：看戏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看舞台上的演出，一边听观众的窃窃私语和反应。心中忐忑，充满期待。我感到剧组将剧本演绎得很好，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将文字，变成了生龙活虎的人物。他们将平面的人物，变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主要人物不须说，次要人物，像田光、狗屠、高渐离、秦武阳、太子丹，都成了“这一个”，这是最让我惊喜的。我原来最担心的部分，譬如，高渐离和燕姬讲述历史上的侠客故事，台词很长，很文，担心观众走神，但现在配上狗屠和秦武阳动漫般的滑稽表演，就很出彩。舞台设计简洁古朴，很有匠心。但文字都是楷书，不对，那时的文字应该是篆书吧？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的意见。另外，舞台上那一池水也显多余。
问：您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阐释荆轲的所作所为？这种想法的产生与您自身的经历或思考有什么联系吗？
答：2003年，空军话剧团的领导找到我，让我帮着他们修改一个写荆轲刺秦的剧本。我看了这个剧本，感到不对我的思路。剧本走得还是所谓历史正剧的路子，尽管在故事上有很多戏剧性的想象，譬如他设计了一场戏，在秦都咸阳的小酒馆里，让荆轲与微服私访的秦王相遇。这样的设计不能说不好，但一是距离《史记》太远，二是不涉及人物的内心，尤其不涉及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我想要写就应该不过多地虚构故事，而是在《史记》提供的有限故事情节内，往人物灵魂深处写。另外，我们不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诠释者，应该让人物超越历史，进入现代。更要涉及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成长与觉醒。
写戏，写小说，写到最后，其实都是写自己。要嘛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要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问：看了您的《我们的荆轲》，让我想起了陈凯歌导演之前拍的《赵氏孤儿》，给我感觉似乎大家都不太愿意相信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不应该怀疑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就像不应该怀疑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一样。但这样的人物写出来，往往显得假，因为他们距离我们自己的生活太远。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人，现在也有啊。但这样的人，有时候能够推动历史进步，有时候会成为反人类的人。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歌颂所谓的“侠义”，这种东西，有很大的负面性。因此。我这部戏，也可以看成是一部解构侠义的戏。是想把人的境界从侠义的层面上提高一步。
问：在剧中，荆轲的所做所想完全不足以名垂青史，那支撑您创作这部戏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您写的这样一位荆轲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答：我说过好多次，写人的成长与觉悟，也写人的困境与无奈。
问：在剧中，高渐离、荆轲等主要人物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成名”，在您看来“成名”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成名”与他的信念和追求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荆轲起初是和高渐离等人一样的，但他后来觉悟了。觉悟了，但没有出路，也没有退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里实际上有两种人生观在搏斗，一种是积极入世的，一种是消极避世的。旧时代的文人，实际上都在这两条道路间徘徊。人的不彻底就表现在这个地方。荆轲杀死燕姬，是他的不彻底的表现；易水边的犹豫，也是他不彻底的表现。他知道，真正的“高人”，是不会去刺秦的，也不会去学习传说中的西施与范蠡。“高人”该怎样做？他不知道。他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问：在这出戏的宣传页上《编剧的话》中您说：“这些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这种自我批判为什么借用荆轲的故事，您所指的“我们”和荆轲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这段话不仅仅适应这部话剧，也适应我最新的小说《蛙》。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历史，也是一个自我认识的历史，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剖析清楚，那就不可能认识作品中人物。敢于将自己心中最黑的部分亮出了，才可能正确认识恶，才可能更正确地认识善。只有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才可能具有宽大慈悲的胸怀。
问：此前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史记》更像是现在的报告文学，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很多具有很强的传奇性，某些故事当成小说看是完全可以的。”那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历史”？
答：我们一直将《史记》当信史读，但其实这部书里，司马迁想象的成分很多。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心中的历史。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我写《红高粱》时就认识到，历史其实就是传奇，因为最初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人们在传说历史时，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夸张神化。我现在还活蹦乱跳，但在我家乡，已经有人在“神化”我了，譬如说我过目不忘，说我能背诵《新华词典》，其实，我记忆力很差。所以，我建议将历史当成文学看。
问：您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除了名利之外，理想和信念还残存多少，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答：名利之心，人人皆有，而且也有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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