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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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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
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
“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
“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
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
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
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
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
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
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
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
“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
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
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
《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
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
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
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文)第二天就被(‘人)两个哥哥(‘书)驱逐出(‘屋)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
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
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
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
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书》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
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
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
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
当然,这是后话。
【昙花一现的霸业】
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
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
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
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
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
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
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
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
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
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
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
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
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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