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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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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还愣着干啥?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不要拆南边的宗庙,快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子产为政宽猛相济,大原则不动摇,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523年,郑国六卿之一、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
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为他生了嫡子驷丝,当时还未成年。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继承卿位。
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原因,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二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轮不到驷乞插队。
在这种情况下,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于是,同年冬天,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
晋国使者来势汹汹,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为什么?理亏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驷乞顶不住压力,想要逃走,被子产制止;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又被子产拦住。卿大夫们也很紧张,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才说:“诸位大夫就此打住,此事不用再议,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
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说:“上天不保佑郑国,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更不幸的是,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私下商量,想立他的叔叔。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寡君也难以定夺,私下对我们说,‘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谁敢去问为什么。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我实话告诉您,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也不敢支持,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一句话,驷家的动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郑伯无关。
子产接着说:“平丘之会上,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强调说‘不要失职!’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那样的话,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寡君岂不是失职吗?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言下之意,驷家的事,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
晋国使者无言以对,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十二月,郑国气候反常,冬天竟然发生洪灾。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于是请求举行祭祀,祈求平安。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就算我们祭祀祈祷,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祭祀大可不必!”
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一切神仙鬼怪,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他就拿你没办法,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他就给你找麻烦了。这一点,倒是与孔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谋而合。
说来也怪,自此之后很多年,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了。
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以“宽猛相济”而闻名,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有法家的严厉,有外交家的灵活,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当人们不理解他,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他总是淡然处之,“不毁乡校”而倡言论自由之风,气度委实罕见;“铸刑书”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外交上,子产坚持不亢不卑,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护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泛尊重。
《史记》记载:子产执政期间,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年轻人作风正派,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市场上买卖公平,物价稳定;社会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去世后,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而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有野史记载:子产去世,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妇女不戴首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
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很伤心,那就是孔子。他大哭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还是“宽猛相济”。他说:“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只有宽猛相济,不急不慢,不刚不柔,从容不迫,才会政通人和。”
孔子如此尊崇子产,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说:“春秋的前半段,管仲唱主角;春秋的后半段,子产挑大梁。”更有人说:“后半段春秋,全靠子产生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子产,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当然,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孟子就是其中一位。据传,郑国发大水的时候,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孟子却不以为然,说:“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怎么治国。提早两个月搭好桥,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哪里用得着马车?他一辆马车,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
孟子的话,说得也有道理。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关键是要抓好大事,保证国家不出乱子,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毕竟,在子产当政期间,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诸侯不敢轻视——大事,他也抓好了。
子产弥留之际,子大叔陪侍左右。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有句话想送给您——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人们一看就害怕,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被烧死;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人们容易轻视它,淹死的就很多。宽厚,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
子大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子产死后,子大叔果然执政,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不忍猛而宽”,希望以德服人。结果不到半年,郑国盗贼四起,甚至有人在萑苻(huánfú,地名)啸聚山林,拉起了武装,公然跟朝廷对着干。子大叔追悔莫及,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将他们赶尽杀绝,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
【傀儡天子的继承权争夺战】
公元前527年,王室流年不利。六月,周景王的大子寿不幸去世。八月,大子寿的母亲穆后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西去。
同年十二月,穆后的葬礼在雒邑举行,晋国给足面子,派出以下军副帅荀跞(l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葬礼之后,周景王设宴款待荀跞和他的副手籍谈。王室对晋国派要员会葬穆后受宠若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请客吃饭,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天子也是人,老婆刚刚下葬,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吃不下饭的样子啊!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席间使用的酒器,显然不是寻常之物,若以规格而论,休说招待荀跞,即便是招待晋侯,甚至祭祀列祖列宗也足够气派了。
“此乃今年鲁国进贡之物。”也许是看出了荀、籍二人的疑惑,周景王主动介绍道。
荀跞“哦”了一声,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没有接周景王的话,而是偷偷地向籍谈使了个眼色。籍谈含笑微微点头,意思是您放心,由我来应付。
果然,喝过两杯之后,周景王突然对荀跞说:“伯父,寡人有一事不明,想向伯父请教。”
伯父、叔父本是天子对同姓诸侯的亲热称呼,用在荀跞身上,自然是十分客气。
荀跞赶紧说:“您请讲。”
周景王说:“这些年来,诸侯无论大小,都有礼器进贡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荀跞很淡定地朝籍谈拱拱手,“就请你来为天子回答吧。”
籍谈早有准备,先是朝周景王作了一揖,然后才缓缓地说:“下臣听说,诸侯受封于天子的时候,天子会授予他们明器(仪仗),作为赋予权力的象征,好让他们镇抚社稷,安定百姓。反过来诸侯则进献彝器(祭祀用的礼器)给王室,以示服从王室的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按理说,晋国也应该向王室进贡。”说到这里,籍谈话锋一转:“只不过您想必也知道,晋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地处穷乡僻壤,长久以来与戎狄之人杂居,而远离王畿。王室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倒是为了与戎狄周旋而忙个不停,实在是顾不上向王室进献彝器啊!”
言下之意,王室与诸侯礼尚往来,王室没有授予晋国明器,晋国也没有理由给王室进献彝器。
“叔父!”周景王称籍谈为叔父,“您大概忘了,晋国的先祖唐叔,乃是周成王的胞弟,周晋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怎么可能没有授予明器呢?”
籍谈心里一惊,强自镇定道:“下臣愿闻其详。”
周景王说:“您应该听说过,密须之鼓和大辂之车,是周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周武王穿着讨伐商朝的。这些珍贵的物品,先王都赏赐给了唐叔,让他镇守封地,统帅戎狄。后来周襄王又赏赐给晋文公大辂和戎辂之服,还有弓箭、斧钺、御酒和虎贲之士,授予他南阳土地,让他领袖东方各国。这些事情,王室的史册有记载,晋国的史册想必也有记载,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授予明器呢?”
荀跞的脸“腾”地就红了,籍谈也赶紧把头低下去。
周景王乘胜追击:“您刚刚说到福分,寡人以为,晋国有功于王室,王室都记在档案里,从来没有忘记,而且用土地来奖赏,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扬,用旌旗来给予荣耀,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些事,这就是福分。谁敢说晋国没有享受到王室的福分?如果这样的福分都不算数,叔父认为怎么样才算?”
“至于叔父您,”周景王越说越激动,“我如果说得没错的话,当年叔父的先祖孙伯黡(yǎn)掌管晋国的文献典籍,位高权重,因此以‘籍’为氏。您既然是籍氏后人,世代掌握典籍,早就熟背于胸,怎么会对这些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
籍谈没想到这位周天子如此博闻强记,连自己的家史都搞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面若死灰,服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再说话。
宴会结束,周景王意犹未尽,对几位近臣感叹道:“这个籍谈恐怕是要绝后了,他高谈阔论历史典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职责(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数典忘祖”作为一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籍谈的儿子籍秦死于晋国内乱,籍氏一族从此灭亡,倒是应了周景王的话。
籍谈回国后,向主管外交的叔向汇报情况,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了!我听说,人往往会死在自己所喜欢的事上。天子今年遇到两次丧事,丧服未除就请吊丧的宾客喝酒,本来让人难以理解,又厚着脸皮跟人家要彝器,这是拿伤心的事作乐啊!虽然贵为天子,为亲人服丧也有一个期限,这就是礼。就算不能服丧期满,刚举行完葬礼就饮酒作乐,我看他啊,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周景王贪财好货,不仅仅体现在厚着脸皮向诸侯索要贡赋。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发布了一道货币改革令,命令王畿内统一使用新铸造的大钱。换而言之,就是印发大面额钱币,废除原来使用的小面额钱币。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属货币时代,在不提升货币质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提升货币面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民间资本赤裸裸的掠夺。
王室卿士单穆公强烈反对周景王的计划,他指出:天子废轻币而铸重币,百姓将失去大量的资财,民间必然匮乏,由此导致王室也将匮乏,那时候就只能向百姓征重税,而百姓无法承受,就只能想办法逃离家园,王畿的政治经济势必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搜括民间财富来充实您的仓库,有如堵塞河道来蓄水一样,离水源枯竭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贸然行事。”单穆公苦口婆心道。
但周景王还是强行推进了币制改革,一时间雒邑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周景王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公元前521年春天,他飘飘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在王城雒邑铸造一口大钟,取名为“无射(yì)”。
宋朝的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写道:“噌吰(hóng)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ǎn)坎镗鞳(tāngtà)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奖励给大将魏绛的乐器。与之齐名的,就是这位周景王的无射了。
无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个标准音之一。铸造无射之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很大,音律很难定准。但是对于博古通今而且精通音律的周景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又下令先铸造一口较小的“大林”之钟,用来为无射审音。
单穆公又一次表示反对:“前番币制改革,已经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现在又要铸造大钟,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先王对于造钟有严格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现在您要造的钟远远超出这个规格,以至于耳朵都分辨不出清音浊音,听不出是否和谐适中,对于音乐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劳民伤财,您铸造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周景王反驳道:“先王制订礼乐,不就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我现在无非是想把先王的礼乐弘扬光大,所以才特意把钟造得大点,这也有问题吗?”
单襄公说:“耳朵听到和谐的声音,嘴中说出美好的语言,以此作为法令而向百姓颁布,人们尽心跟随君主的法度而不厌倦,国家能够成就大事而不轻易改变,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跟大小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您想想看,造这么大个钟,万一音律不能和谐,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
这话倒是提醒了周景王,造钟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将乐官州鸠找来,把单穆公的话对州鸠说了,然后问他有什么看法。
州鸠连连摇头:“哎哟哟,臣不过是一介乐官,哪里懂那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啊?”但是又说,“如果您一定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觉得现在铸造的大钟,乐音超过了无射的音律,对音乐确实是一种损害,不和谐。而且为了铸造它,用了太多的金属,导致财用匮乏。声音不和谐又浪费财力,这样的乐器恐怕不是咱们乐府能够掌握的。”
周景王脸一黑,州鸠赶紧闭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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