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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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书前面第　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　221　年水德的采用》。
① 见本书前面第　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　章；鲁惟一：
《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64；《史
记》卷九六，第　2681　页；泷川龟太郎《史记汇注考证》（东京，1932—1934；北京重印，1955），第　10
卷，第　32—33　页（注）。
② 见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之文。
①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　538　页。关于光武帝之选择五德，见《后汉书》卷一上，第　27　页；
另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2　卷，第　233　页。
　



王充与王符的观点

不能指望王充会同意上天有意干预人事，甚至认为上天特别眷顾某一家
一姓来掌权之说。除此而外，以下的主张是符合他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即他
辩论说，不管传统的假说和教条怎么讲，没有一种先验的理论会把某一现世
政权的命运看成必然次于前朝的命运，或者看成低于从前的黄金时代，②因
此，乍一看来会很奇怪地发现，他不仅提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君
主，而且还指出汉高帝和汉光武也是如此。王充也许在这里仅指当时大家都
在使用的陈词滥调，即他并不认为它有实效，也没有加以肯定的这种说法。
这种解释也可以用于王充另一段关于汉高帝的命运和关于适于取得君权
的文字上。③在其他文字中，王充谈到了或者适合于文的、或是适合于武的高
级职位的个人才能。但是他提醒读者们注意，不管这种才能能否取得成功，
但其杰出之处也完全靠的是命运。　①从上下文看，王充所指的是“　命　”
（ｄｅｓｔｉｎｙ）；他似乎没有用“天命”（Ｍｎｄｔｅ　ｏｆ　Ｈｅｖｅｎ）的字样。
王符是从一位旁观者清的地位批评时政的，由于他个人没有卷入国务活
动之中，所以他避开了官吏生活的牢笼和约束。对于皇权运行的方式，他发
表了很辛辣的意见。他不大相信世袭制度；这种制度不能保证会产生能拥有
足够的道德品质、决断心理和治理能力的任职者。他举出某些人为例子，认
为他们并未依靠继承权而取得了声誉和成就；也有一些例子是某些人的显赫
只靠出身好而最后一事无成。②



























② 《论衡》十九（《宣汉》与《恢国》），第　817　页以下、826　页以下（福克译：《论衡》〔上海、伦敦
和莱比锡，1907　和　1911　年〕第　2　卷，第　192　页以下、201　页以下）。
③ 《论衡》三（《偶会》），第　99　页（福克译：《论衡》第　2　卷，第　8　页）。
① 《论衡》一（《命禄》），第　21　页（福克译：《论衡》第　1　卷，第　146　页）。
② 《潜夫论》一（《论荣》），第　32　页及以下。关于王符另外一些论君权的观点，见本书下面第　15　章《王
符：道德价值、社会正义和领导》。
　



秦王朝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

尽管王充的心中尚有各种疑问，也尽管王符观察到各种缺点，秦汉所创
立的帝制政府却带着它作为政治权力的自然结构的许多特点，一直延续到了
２０　世纪。这种结构是在许多极其不同的原则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它决非仅
仅来源于正统的哲学和像儒家所笼统地谈到的那种统治型式。这是一件怪
事，即帝制之取得胜利及其连绵不绝的传授下来，其部分原因却是起源于两
个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加以诋毁的短命的政权，此即秦始皇的政权和王莽的政
权。因为据说秦王朝粗暴地坚持公民要服从，知识分子要循规蹈矩，社会要
有纪律，而这些东西已经经常成为秦国政府行政的主要部分；而后世的朝代
如果不乞灵于在王莽时代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这类宗教的和文化的支持，便
无法宣告自己有权进行统治。
从后汉起，没有一个逐鹿大宝的人敢于蔑视天命的原则，而多少世纪以
来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坚持这种观点：皇帝及其一家一姓正在五德终始之运中
占据着应有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由于王朝历史的复杂性，必须注意到
有几个政权同时共存的局面，并且要决定谁是其中的正统。由于这种原因，
历史学家和宣传鼓动者都认为必须搞出一套关于正统的理论来。宋代某些最
优秀的文人学士都曾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并且要使人世的
政府同存在（ｂｅｉｎｇ）的主要理论协调一致起来。①




































① 关于“正统”问题，可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1977）。又见本书前面第　5　章。
　



帝王宝座的尊崇

在刘氏王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制定了许多礼仪来提高皇帝的地位和尊
崇。如前面几章所述，②从前汉立国之初起便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表现为占有
帝王宝座或是受到了挑战，或是被人控制。不管这种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必须记住，是在这里，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中比在别的地方几乎
肯定地更充满了偏见——历史学家们所记述的都是天衣无缝地经过规定和授
权的正式的礼仪和步骤，所以它们的有效性是不可能轻易地启人疑虑的。③
从面对着潜在的反对派的汉文帝即位（公元前　１８０　年）起，直到汉献帝
的被废黜（公元　２２０　年）时止，皇帝的登极、被废或自动引退，都被形容为
尊崇和庄严的大事。皇帝的继位是由于当时显要的政治家和官吏们参议的结
果。凡挑选来准备御宇的候选人在最后听从官员们要他登上帝位的明确意志
以前，都要宣示于众，庄严地表示他没有能力临御，或者在道德修养上有缺
点。这种谦让的表示已变成了公式套话；有时甚至要谦让再三，极尽礼貌之
能事，然后才打消谦辞之意。
与此同时，那些可能亲身经历皇帝登极以实现其雄心的国家大臣们就应
该排在百官的前头，一丝不苟地按照该大典的礼仪行事。在废黜某君或者直
接邀请皇室某人为君这种罕见的情况下，决定是由所有大臣联署的文件或表
奏来表达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便是要改换皇帝所持的理由。①有时也有迹象表
明，所涉及的诸多原则有互相抵触之处，或者因不同候选人的利害冲突而可
能被他们营谋私利地加以利用。汉昭帝死的时候（公元前　７４　年），有人认为
不足以保证长子能继承帝位；在有些情况下，兄长可以被其弟所取代。②公元
前　８　年又出现了亲等关系的问题，因为那时必须在皇帝的异母弟和胞侄之间
决定一个谁是最合适的人选。③
在皇帝去世的时候有时会出现体制上的困难，或者在继承权发生疑难时
也会出现这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会没有能够决定国务的天子。如果需要
建立一种被认可的权力来决定国政的话，皇太后可以充当这个角色。早期的
一个事例发生于公元前　７４　年，它的程序像是一个精心安排的闹剧，目的在使
当时政治家们的决定合法化。皇太后只有　１５　岁，她要庄严地予以批准的帝位
候选人是不幸的刘贺。但是，还是由于这位皇太后的权力，２０　天以后刘贺又
被废黜，而刘病已——即后来的汉宣帝——被应召即皇帝位时年仅　１８　岁。①
在后汉时期，这种权力后来给予了一位皇太后，它以后很可能会加强某些皇
位竞争者的地位。
皇帝继位之际是有许多正式手续要履行的。皇权的物质象征验证文件的



② 见本书前面第　2　—　5　章。
③ 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第　101　页及以下。
① 《汉书》卷八六，第　2937　页及以下诸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19　页及以下诸页。
② 《汉书》卷六八，第　2937　页。
③ 《汉书》卷八一，第　3354　页及以下诸页；《汉书》卷九七下，第　4000　页及以下诸页。
① 《汉书》卷八，第　235　页及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99　页及以下）；《汉书》卷
六三，第　2765　页及以下；《汉书》卷六八，第　2937　页及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76　页及以下。
　



玺，多半以玉为之，而且有专用名词。②摘走了玺便是终止了某某人的权力，
而要夺取它是不能没有斗争的。③皇帝即位时要斋戒沐浴，或者去祭告宗庙以
显示王朝的千秋万祀之盛。上面已经说过，皇帝还要亲自主持其他宗教仪式，
即是或者要祭祀五帝，或者要祭天，或者还有不常见的是要登泰山举行封禅
大典。④
皇帝的尊祟地位也用制订礼仪等其他办法来加强。汉朝开国不久，汉高
帝的一位顾问叔孙通便批评朝廷缺少应有的仪节；他获准制订条款来纠正这
种不正常的状态。关于皇帝威仪的规定后来也被详细地制订了出来，使皇帝
在起居的许多方面都能突出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其他方面，礼文条款也
表现了社会的分野，并且设法加强了皇帝高踞全国人人之上和官僚阶层之顶
的意识。⑤










































② 此即“玺”；此名词专为皇家所用，见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载《文物》，1981　年
第　11　期，第　10　页。关于前汉一位皇后的玉玺，见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三年铜方炉的发现》，载
《文物》，1973。5，第　26—29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　250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55　页。
④ 见本书前面第　12　章《帝国的崇拜》。
　



皇帝的作用与职能

在政治家和官员们日益增长其对于国事决策的影响时，以及在他们彼此
争夺政治权力时，这些程序和礼节就越来越发展了。从秦二世起，有很多情
况是这样的：皇帝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或者皇帝只是别人手中的工具。总的
说来，虽然皇帝的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但他在政府中的作用也越
来越缩减，甚至以至于零。如果要问，既然皇帝本人实际上无权，为什么操
纵继位问题仍具有重大的意义；答案肯定是这样的：虽然他没有政治影响，
但他地位的形式上的权威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如果要使政府仍被尊为不仅为
权宜之计而设的机构，而且如果政治家们要想声称自己的权力有合法的靠
山，那就都必须视之为其源盖出于天子。一个胸有宏图的官吏必须承认他是
受制于君主的；因此，他必须防止一个他不能指望加以控制的强有力的皇位
候选人上台。
汉朝皇帝最初是一位胜利的征服者，以东征西讨建立了他的政权，而到
了汉朝末年，皇位已经变成了永久意义上的工具了。皇帝体现了比任何个人
的升沉都更要持久的理想；他的登极、死亡和继承问题都是“五行”这个自
然而终始不息的循环的阶段。可是，这种办法也有时蕴含着它的缺点。维持
万世一系就有一种产生和提名一位皇储的义务。从完成这种义务的需要出
发，就搞了一套繁复的婚姻制度以保证能诞育男孩，并且出现了敌对和争吵，
这又有时危及了该王朝的统一，甚至危及其生存。
由于皇帝自称为天子，他们马上就显示自己从神灵那里得到了权力；因
此人们能够说他们的活动负有某种使命。这种说法本身就足以形成一个服从
和效忠的焦点，使之能够高于仅仅由人的权威提出的要求。在祭天的时候，
皇帝像从前的周王那样，担负着可能有的最高级别的宗教职能。对于某些礼
仪来说，他们是唯一有资格履行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封泰山，其机密
性使这种祭祀的职能不同于比它低的、普通凡人所能做的那些宗教行为。
皇帝是能够用这种办法同上天沟通信息的唯一人选，而他搞的一些其他
宗教典礼则含有补其不足的含义。祭祖是表示对列祖列宗的继承性；皇帝还
有在各季节中的活动，例如迎春，便证实了他在自然的永久循环中的地位。
在所有这些方面，他履行着维护天、地、人三者之间和协的平衡的职责。
皇帝也是道德上的楷模：他拥有和能显示那些被认为足以使人类安分守
己和值得臣民仿效的品质。拥有的这些品性就是上天所选的这个能承担天意
的人的主要品质；如果达不到这个必要的标准，就会引起上天示警或使它发
怒。皇帝的敕令表现出皇帝修养到了这些德性的能力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德
性能保证他正确地完成他的使命。如他被指摘为失德，这就可能被用来作为
易位的手段。
如果说皇帝靠他的品德而保证了他的生活方式是道德的和公正的，这种
说法本身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变成一道被肆无忌惮的政治家们打掩
护的屏幕，从而使他们的行为不致受人怀疑。如果皇帝能够被看做是周代传
统价值和品德的护法神，那就很难以不公正的理由批评被敕令所正式批准
的、某个大臣的建议和行动。皇帝应该拥有的品质是与古代圣王的品质和圣
人及经书的教导连系在一起的。在这一方面，皇帝可以得到知识界的支持，
以补充宗教的支持之不足和传播道德权威。
皇帝的作用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他有支持道德价值的职能。这是指他是
　



学术、文学和艺术的庇护人。按照理想，这种工作使皇帝的臣属的生活方式
区别于那些生活在此范围以外的人的生活方式。在鼓励追求更高级生活方式
的时候，皇帝的施予吸引了那些不很幸运的人的心甘情愿的忠诚，因为这些
人的教养和活动在此以前已被排斥而不能享有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虽然皇帝是地上最高的权力源泉，但这也受制于某种被公认的——即令
未被宣告的——先决条件和传统习惯。按照理想，他要“无为”而治，①即笼
着袖子，安闲自在地治理他的国家，而由他的大臣和官吏们做着管理帝国的
枯燥工作。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皇帝才作为领袖在战争中发挥他的积极作
用。从完美的典型上看，好勇斗狠的皇帝被鄙视为不称职的表现，并不会被
誉为某种英雄主义，从理论和宪制上说，任命高级官吏之权是掌握在他的手
中。在实际上，任命又常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它往往被互相敌对的家族的压
力所左右。同样地，皇帝的批准权主要表现在发布敕令上；实际上，许多敕
令都是采用同意某官吏所上奏折的形式来颁布的。
极而言之，这里也存在伙伴关系。皇帝垂拱而治，他的权力不需要他有
积极的作为便能贯彻下去；国家的大臣们建白一些必需的行动，并且使之完
成。此外，谏议的传统也完满地建立了起来；如果一位大臣提出了使人不快
的建议，他会说他是听取了古代教言之故。这不是什么特权；臣下有积极义
务向他的君主提出劝戒，如果这位君主开始搞有害的政策或者行为失检而不
合体统的话。就君主方面来说，他不能规避他有适当地听取这些劝谏之责。
如果不听劝谏，那就会招致进一步的谏诤，讲论古代可怕的历史教训，说明
不听劝告者曾导致覆灭的结果。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位尽忠的高级官
吏有时会面临左右为难之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