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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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有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着，大型的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原本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早已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整个乡村最显在的变化就是路的改变。道路不断地拓宽，不断地增多，四通八达的公路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那时候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上六个小时才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青春焕发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甚至更加遥远。前两年，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马路的，原野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

今天路上已经不见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时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需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吴镇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上可谓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似乎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怀着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镇里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一些极少的商人之外，镇上的居民大多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将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带上街以物换物。

现在，吴镇已经成为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建筑，很现代，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更加显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原来的一些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却给人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了一间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过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最近他又和同学做起“房地产”的买卖。哥哥家的门口堆满了沙子、石子、钢筋，混凝土机轰隆作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的一幢，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自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我仍然有些忧心忡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村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家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一阵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那时候觉得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事情，那时候正流行琼瑶、金庸的小说，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那段我最害怕的路上，我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

死去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其实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了荒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清脆的鞭炮声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打破了沉默，似乎也惊醒了那边的魂灵。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多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而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依稀熟悉却突感陌生的面孔，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建起的二层小楼，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的几个兄妹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干活也不是能手，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离家出走，又被道宽追了回来，最终还是走了。道宽因此而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我们家的老屋。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了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成了临时的厕所，还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把这里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依稀可见妹妹当年学字时在墙上写下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那些诗，姊妹几个笑成一团。

母亲的墓地在村庄后河坡上的公墓里。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而那坟地也将是我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坟前，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和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曾经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梁庄往事

父亲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对三辈以前的村民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虽然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是想起父亲，想起他的一切，却还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我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我们家也因此而遭了不少罪。父亲对建国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了然如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而且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而参与的。

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混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也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与豁达。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对于死亡。

你爷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在养老院挨饿死的，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养老院）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

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得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1960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的保管员，他家饿死的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得最狠。

1960年2月死人最多，原来每天人均口粮是“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的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的哭爹，有的哭妈，有的哭娃。

1962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出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成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半夜就赶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

浮夸风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密得兔子都钻不到麦棵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棵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

我从小就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就挖个干沟。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他的记忆力却是惊人地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仍沉浸在回忆中。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上好几勺辣椒。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又开始絮絮叨叨了，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在他的叙述中也逐渐变得清晰了：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韩、梁、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干起，干了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长方形头，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传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1950年秋回来后，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都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被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穿得整整齐齐就上吊了。死前还吃的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