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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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春节，我回家给母亲上坟，刚一打开老屋，姜疙瘩便一晃一晃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便是他的老婆孩子。那男孩俨然又是一个“小姜疙瘩”，果然，姜疙瘩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这是你九奶奶和你小叔。”那女人虽不漂亮，但是脸盘还挺清秀的，梳着长长的辫子，尤其是眉宇间的温顺和善良，让人顿生好感。姜疙瘩在屋里巡视了一圈儿，还倚老卖老地骂我几句，摸摸桌子椅子，让我看上面厚厚的灰尘，又把墙上挂着的锄头拿下来比画了一番。“看看，都生锈了，多可惜！”我看他恋恋的样子，便把这些都送给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让老婆扛着锄头，自己拎着桌子椅子，胳膊里夹着我送他的一些零碎东西走了，临走前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坐。看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我禁不住想笑，又有些说不出的辛酸。

第二天我去了姜疙瘩家，姜疙瘩正在门口磨昨天拿走的那把锄头。大概没想到我真会去，看到我，他显得很意外，怔了片刻。醒悟过来后，非常高兴地大声招呼女人，让她给我搬座、倒茶，自己蹲在火炉边，卷着旱烟吸。这时的姜疙瘩非常安详沉稳，颇有一家之主的派头，和平常在外给人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我打量着他们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净，从我家拿来的小桌子上摆着一个小电视，上面还搭着一块红丝绒布。女人坐在床边织毛衣，和平常人家一样，墙上挂着成串的辣椒、玉米、大蒜、农具，温馨，富足，踏实。

姜疙瘩在镇上的一家煤站打煤球，每打一吨给二十块。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三十多块钱。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早晨五更便爬起来到镇上干活，中午又慌慌张张赶回家吃饭。他从来没在街上下过馆子，只不过添了爱喝酒的毛病，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在熟人家混喝。

一天，我在门口闲坐，远远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那不是姜疙瘩的老婆吗？我几步跑过去，喊了一声，果然是我们的九奶奶。她的长辫子已经剪了，车子后面还坐着一个小女孩，噢，又给姜疙瘩添了一个小闺女。小姑娘扎着蝴蝶结，穿着小裙子，头型非常匀称，没有了姜疙瘩的“疙瘩”，九奶奶还在座上支了一把花伞给她遮阳。九奶奶比以前话要多了，不停地叨唠着她的儿子如何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计划生育还追着屁股要罚款，又埋怨姜疙瘩爱喝酒，我听着，心中竟有说不出的感动。

可是他又能撑多久呢？也许这并不是难题，故乡的人世世代代面对种种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我在夏天的那一感叹仿佛成了谶言。姜疙瘩年轻的老婆和别人好上了。那人年轻，四十多岁，也是农村的老单身汉，近些年在外面打工，手里有点钱。不知什么时候，俩人混在一起，在农村，像姜疙瘩夫妻这种老夫少妻，女性一般都是别的单身汉调戏和觊觎的对象。老婆一直要离婚，姜疙瘩不愿意，老婆就跟着那个人跑了。冬天的一个晚上，喝醉酒的姜疙瘩被车撞死了。就在往镇上走的那个街道拐角处，拐角太陡，几乎每隔几年就有村里人在那个拐角被车撞死。知道姜疙瘩死了，她老婆回来大哭了一场，料理了丧事。家族里的人告诉她，撞车的人赔偿了两万块钱，放在村支书那里，她想花的时候必须经过家族的同意。后来她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现在，有梁家人商量着把“小姜疙瘩”再要过来，毕竟，那是姜疙瘩的根。但是，要过来谁管？没有人愿意揽这破事儿。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清道哥：我这支书干了一辈子，可自己的家都没管好

清道哥的家，将近四分地，依公路而建。左边不远处是20世纪80年代村子里最大的企业——梁庄煤矿建设有限公司（简称煤建），最兴盛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从这里拉煤，每天运煤的大型卡车来来往往，还有普通农户拉着一串串架子车川流不息。我们小时候放学经常去那个大院子，高耸的黑色煤山，对于我们这群小孩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我们看着巨大的机器在那里吊煤、铲煤，看人们的白毛巾一把下去变成黑毛巾。我们在那里捉迷藏，在煤堆的周边乱蹭。围绕着煤建，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的商业小店：饭店、小干店、百货商品店、澡堂等等，而生意最好的无疑是饭店。清道哥的手艺也是在那时候练成的。

早年，这里并没有房子，这块地也不是田地，而是一片大坑塘。每到夏秋交季之时，坑塘里长满黑色、清甜、肥美的大菱角。经过锲而不舍的填埋，坑塘上面终于盖出了一排排房子。当然，这样临公路的地段不是谁想填就能填的。现在这里的房子依次是清道哥家、会计家、队长家，还有其他一些做生意的村户。作为支书，毫无疑问，他所占据的是当年村里最好的位置。那里面有清道哥一车土一车沙慢慢填坑的辛苦。现在，煤建早就破产了，连那个院子都不见了踪迹，清道哥的房子也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起来有些荒凉，只有门口的平整与宽阔默默显示着昔日的繁华。

我们去的时候，面庞清秀、眼睛混浊的嫂子正在后院灶台烧茶。她前年得了乳腺癌，双乳切除，在大姐医院做的手术。大姐一去，她就撩开自己的衣服让大姐看，也不管是否有外人。嫂子还留着那两条标志性的大辫子，但发质已经枯黄，没有任何光泽，毛蓬蓬的，配着她不停眨巴、溢着眼屎的眼睛，更见苍老，有一种滑稽的哀伤。前院的房子是他们的百货店，上面的货架落满了灰尘，几乎没有什么货品。中间的院子种一些丝瓜，瓜秧杂乱地到处爬着，自来水井旁有一片湿地，一群鸡鸭在上面啄食。闷热的中午，淡淡的臭味弥漫了整个院子。一条狗呼啸来去，把鸡鸭吓得到处乱飞，鸡毛扑棱了一地。开放式的厨房位于院子的角落里，锅台很低，水缸、菜、面粉和其他一些杂物随意摆放着，鸡和鸭随时可以跳上去。

清道哥让我们看他准备的午餐，他已经下油锅炸了鱼块、鸡腿、青椒塞肉馅、小酥肉等八个荤菜，全是炸的菜，吃的时候再烩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那里待客的最高规格。还有十来个做好的素菜、凉菜，只等上桌。我不相信这是他在短短一小时内弄出来的，他大笑：“别瞧不起你道娃儿哥，做几桌子菜，待三五十个客还是没问题的，前天这里还办了三桌酒席，是村里的订婚相亲宴。”父亲在一旁说：“这可是你清道哥现在的大收入，要不是，他赌的钱从哪儿来？”

“从哪儿来？！”清道哥很不服气，“我有三个养鸡场，随便卖点鸡蛋，卖些鸡子，哪儿不是钱？”父亲回道：“三个养鸡场，哪一个是你的？能得不轻，别看都是你弄的，现在你敢去把鸡蛋拿出来一个试试？”清道哥立马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赌气般地低声说：“我今年也要多养点鸡。”

我这才明白一些，清道哥共有三个儿子，现在有三个儿媳、五个孙子孙女。儿子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把三个养鸡场分给了儿子，一家一个，不偏不倚。但是，为养鸡场的大小、位置的好坏，三个儿媳对他都有意见，相互之间也闹到几乎不说话的地步。清道哥因为失去了对养鸡场的掌控权，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说话权，经常被儿媳们白眼来去，他也说不出话来。

后院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共十二间房。清道哥很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他亲自设计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两间房，谁也不偏不向。但是，这六间房都是空着的，儿子们没有一个过来住。一方面是有矛盾，儿媳不愿意住；另一方面，养鸡场也需要人看，所以，儿子们的家基本上都在养鸡场。道娃儿哥盖的“城堡”显得空空荡荡。

虽然如此，清道哥仍然很自豪，他为儿子们办下了这家业。他让我和姐姐到后面大儿子的养鸡场去看看，顺便拔一些时令蔬菜。

养鸡场在通往河道旁的庄稼地里，刚走近那里，一股恶臭就随着风吹了过来，路边是一个巨大的蓄粪池，这是养鸡场的副产品。虽然蓄粪池上面有盖子，但是仍然无法阻挡这股臭味在空中飘散，道娃儿哥说这鸡粪很值钱，附近有养鱼的抢着来拉，但不知为什么，最近来的人少了，粪积在这里，出不去。

说实话，这是一个不错的乡村养鸡场，有三四个养鸡棚，鸡在长条形的笼里，喂的饲料和水都掺有防止生病的药物，下面的水泥地也被冲得干干净净。但是，外面的生存环境却让人无法接受，主人的房子就在这养鸡场中间，门口拴两只大狗，说是为了防盗。两个小孩在这片恶臭中玩耍，女主人在门口的水井洗菜、洗衣，又把脏水随手泼在鸡粪上。清道哥所说的时令蔬菜也是种在这鸡粪之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我快快地逃了出来。中午，我还是吃了这里的“时令蔬菜”，好在还没有鸡粪味儿。

“城堡”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人们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在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是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回想起来，北方的村庄，最不堪的往往是厕所。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有一个天然的厕所，像清道哥这样比较富裕和讲究的人家才会挖一个坑池。一般的人家很少有意识，就是在侧墙的地上随便大小便，然后等着自然风干。小时候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下雨天，侧墙的地到处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脚尖踮着往里面走，总会踩上各式“炸弹”。一般都是到家里有人结婚，或发生重大事件时，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而那些住在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而最尴尬的莫过于辈分有别的人路过，因为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

必须承认，一个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无法面对这样的厕所。城乡之间无法避免的差距，尤其是这种生活细部的差距也会导致城乡离散的发生。

上午的饭菜十分丰富，有童年的味道，虽然觉得油太多、过咸，但是特别香。清道哥讲了许多顺口溜，每一个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来了客人，大儿媳和二儿媳也过来帮忙，很自然地分工，一个洗菜、刷碗、照顾灶台；另一个负责上菜、端盘子，负责酒桌与厨房的传递工作。她们基本上不和我们说话，目光对接的时候，也只是很快就闪过去，很少有表情。乡村女性的情绪在外人面前是不大显露的，包裹得很严，偶然来到的客人很难窥探到她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找不出矛盾所在。实际上，一旦有矛盾，即使是最善良的女性，也会马上翻脸，毫不留情地吵架。而需要共同露面的时候，她们也会暂时共同出场，保持和谐的表象。

吃过午饭，茶水泡好。清道哥喝得半醉，紫膛色的脸更显黑红，眼神乱飞，不停地大笑。

你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这梁庄出个梁清道，喝酒场里瞎胡闹。载入史册可丢人，人家说你胡球＇2＇顺。

那两年交公粮，粮管所所长老二哥俺俩对劲儿＇3＇，我上粮管所，可热闹。晌午一下班，就在那儿吃饭。吃罢喝罢，编个曲儿胡球出他洋相。我说，二哥，你这两天在村里影响不好，你都不听听群众啥议论。老百姓都在说，咱镇有个所长，交公粮开后门你算白想，交粮去了报杜南（村庄名），那是好坏都能过，要是报杜北（村庄名），好坏一样不吃亏。一报是梁庄，签子没拔就不行。咋，粮管所地盘在杜南，你把那儿的老百姓都维持完，把梁庄人都坑完。所长听了脸只红，去，去，来了好烟好酒吸吸喝喝，走了还编个曲儿气我。

交粮时上面来检查，他一听算急了，上上下下胡指挥。我说：“二哥，你说你不好巴结领导，我看你上午跑得像个小张＇4＇，性质可不一样。”他急了：“你梁清道胡球扯，人家来了能不发根烟？”“这一听市长进了院，二哥出来赶紧喊金殿，麻溜去给‘拐子’说，赶紧停磅别出错。说，正收粮为啥停磅？注意别叫他出问题，先把秤锤下面那坨泥抠下来。”所长一听，气得乱蹦说：“去去，你看你糟蹋多狠，还秤锤糊的泥，下回来了凉水都不叫你喝，靠得＇5＇

你老二哥，可会编。”实际上，没那回事，在一块儿对劲儿，胡球出他洋相。

后来金殿当所长了，那几个坏货说，可给新所长也编个曲儿。那有球编哩，“老崔退休换金殿，梁庄交粮超往年，过去交粮报梁庄，签子没拔就靠瘫＇6＇，今年交粮报梁庄，就没有剩下来一家儿。”一听可都笑开了，新所长表扬得可怪好，不编不编，曲儿可出来了。是不是金殿就比前所长强？强啥强，胡乱出洋相，说笑话哩。

还有那年那电管站的事儿。人们都说：“党是爹，政府是娘，工商税务是两只狼，还有一只老虎是电霸王。”村里抗旱大忙，变压器烧坏了，自己去买个新的用，这可得罪了电管站的人。这必须得通过他们换，他们能从中使私钱。站长说没有通过站上买，不给送电了。我就去找站长杨书敏说理，杨书敏说东说西，就是不给送电。我就对他说：“你别说，你们是独家经营，这样不合理，别以为农村人对这件事不明白。这管电的下乡，村里招待都不一样，晌午只说招待差，下午生门儿＇7＇就停电，你这良心背不背？抗旱大忙巴结你，回头却还是要停电，去问你们这为啥，看你下回招待还错不错。”那站长一听，气得乱转圈，说：“是这＇8＇，你先回去，回头我就给你们送电过去。”后来，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他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我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得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大槐树下的午饭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下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生机和活力。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他十分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以这种民间方式表达对政治、政府的看法，幽默、诙谐，又暗含着抗争，并且更有力量。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的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会及时打断我们的谈话。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