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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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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墓地里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是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跑过去看。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秸秆，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和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旁边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了一根烟，他们的神情才略微有所放松。我弯腰走进茅草屋，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空间狭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秆垫着，头发披散着，看不见她的脸，整个人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大概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发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我把饼干递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针。
后来，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只容得下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屋里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方，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那个夜晚，那个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十年后，我重新又踏上了这片土地。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的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位老人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花白色的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一片片纠结在头上，长得垂过了肩，胡须几乎遮住了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眼睛盯着我们，也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啊。和清立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一直带着笑，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她姐姐嫁到贵州去了。而这个小女孩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她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已经和人家说好了，一个月五百块，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父女俩现在住在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弄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的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的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的样子。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也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的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他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才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了，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得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得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政府伺候得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得很。村里给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得脏，衣裳多得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我默想着，如果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仁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周到的帮助，人们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那些“善行”的。
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子，一个干瘦的老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阔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也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但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一边说着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推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咂巴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里每天都给他备有瓶底酒。这段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们的九奶奶在跟他闹气，要回娘家，他在家守着九奶奶呢。
其实，“姜疙瘩”并不姓姜，而是姓梁，他是我们的本家，没有出五服，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辈分，我还应该叫他九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父亲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大家也都想不起来。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大家倒是都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极端的不规则，凹凸不平，的确很像老姜的形状，即使从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后面突起的“山峰”。
记忆中的姜疙瘩也是这么瘦，只是腰不驼，神情也没这么疲倦，嘴里整天哼着小调曲什么的，偶尔，还扯着嗓子唱几句信天游。从来没听说过他的父母，家里也只有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土屋。他常年在外面流浪，但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村里。自己也不做饭，东家蹭一顿，西家蹭一顿，如果哪家改善生活，他总是及时出现在那里。他眼里有活，又有力气，因此，大家并不嫌他白吃。每逢我家蒸馍的时候，姜疙瘩就哼着小曲来了，他当仁不让地揽下揉面切面的活儿。他会两只手同时揉面，只见那手一绕一绕地，时而扬得老高，时而在案板上快速地移动，像玩魔术一样，很快，两个圆圆的馍便出来了。他揉出来的馍总是特别香，馍一揭锅，那突然蹿出的香甜味道，简直馋死人了。当然，中午，姜疙瘩肯定在我家吃饭，他一口气能吃三四个，心疼得我们直跳。那时候多穷啊，面粉都是量着吃的，他一顿饭就吃了我们全家三天的面粉口粮。
姜疙瘩回乡是当年村里的特大新闻，几年之后，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当时的情景。据说，那天下着小雨，村里的单身汉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公路旁，朝着过往的女人抛着媚眼，说些莫名其妙的黄色笑话，间或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通。如果有女人走过，他们就“嗷嗷”大叫。黄昏的时候，雨停了。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嘎”地一声停在了大家面前，先下来的是姜疙瘩。只见姜疙瘩穿着西服，还打着歪歪斜斜的领带，接着走下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准确地说，她是被姜疙瘩一手挽着、一手托着腰下来的，“这是我老婆。”姜疙瘩得意地向昔日的同类们介绍。不用说，当时那帮傻瓜们目瞪口呆。这女人长得很清秀，光洁的脸，梳着长长的辫子，只是个头稍有些小，屁股硕大，腿短而粗，但是一看便知是个老实过日子的女人。姜疙瘩咋咋呼呼地叫大家帮忙从车上搬东西，那天中午，姜疙瘩在镇上大摆宴席，又是甩烟，又是敬酒，吆五喝六的。
后来听说这女人还是西安市的市民，大家都说姜疙瘩是骗人家过来的，他的年龄那么大，相貌又奇丑无比，怎么能让一个光鲜的女子乖乖地跟他回来呢？有一些好事之徒向村支书告状，一句话被顶了回来：“有本事你也领回来一个。”
姜疙瘩暂且安身在砖瓦场的破房子里。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老婆，办结婚证，向大队要地，要粮食，又跑遍了自己的本家，要些家具、日常用品，开始扎根过日子了。过了两年，姜疙瘩的女人居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姜疙瘩简直要喜疯了。五十好几的老单身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得个儿子。这时的姜疙瘩，已经差不多把当初带回来的一点钱花光了。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好吃懒做。儿子满月那天，姜疙瘩没有摆酒席，而是让老婆抱着儿子，自己提着面袋子，挨门挨户地报喜，“你又添一个爷了”或“你又有叔了”。他的儿子年龄虽小，辈分却极高。大家看他手里的面袋子便明白了，免不了给粮给钱，或把自家小孩穿过的衣服找出来，还给女人讲一些养孩子的常识。有了儿子，姜疙瘩的房子嫌小了，家里也更穷了，他开始找房子，四处找一些零活做。经老支书说合，村里有一户人家长期在外打工，同意让姜疙瘩借住他们家的房子，四间半新的房，姜疙瘩带着老婆孩子住了进去，算是有了家了。
几年前的春节，我回家给母亲上坟，刚一打开老屋，姜疙瘩便一晃一晃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便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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