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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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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喜欢到一些没名的、游人多不会光顾的去处赏景。他说：“我把三潭印月、岳庙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让给别人游。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范蠡致富的秘诀，移用在欣赏上，也大得其宜。”
钱锺书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
林语堂在评价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独立性”这两大要素时，认为“自在”比“独立性”重要。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论他有怎样宽大华丽的房屋，里边总有一间他所最喜爱，实在常处的房间，而且必是一间小而朴素，不甚整齐，和暖的房间。”他尤其欣赏李笠翁的这样一段见解：“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铁路的火车上致信孙伏园说：“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反对妹妹再嫁，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上世纪40年代，学者金性尧的一个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旧式住宅卖掉，在西湖边另建别墅。金不赞成长居湖滨，这涉及他的一套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对于一切美的欣赏，应该保持一点心理距离；如果一天到晚的对着湖光山色，则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们深切的依恋，深切的低徊，反而会感到厌倦。最好，与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遥，偶然的于一个月中，来此盘桓徜徉，方能于精神上、于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轻松的调剂，然后又依依的跟它叩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天天读李杜的诗篇，也会逐渐生厌，所谓忙里偷闲，方是真正的领略悠闲之趣。否则，便流于无聊和扯淡，变成‘几乎无事的悲剧’了。少时读宋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至今犹觉绿叶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这样的半日之闲，才抵得上十载劳顿。”
赵景深说：“钱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过得公式化。”
钱锺书说：“心直口快的劝告，假使出诸美丽的异性朋友，如闻裂帛，如看快刀切菜，当然乐于听受。不过，照我所知，美丽的女郎，中外一例，说话无不打着圈儿拐了弯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线的娘儿们儿，说话也笔直到底。”“无友一身轻，威斯娄的得意语，只算替我说的。”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谢六逸写信给友人：“聪明人不愿结婚，甚至不必有个家。”谢本人不仅结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的家。
吴宓说：“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梁漱溟曾谈及择偶标准：“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梁实秋说：“齐（如山）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
杨振声说：“字画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鲁迅提起，欧阳予倩、田汉等人想以改良京剧来宣传救国思想，鲁迅笑道：“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张爱玲着装分不出前卫还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书稿的校样，在与女工聊天时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问：“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寿衣一样了吗？”张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作家吴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电车后，他先去一家彩票店买航空公司奖券撞撞运气。此时，有人过来拍他的肩膀，吴回头一看，是鲁迅，他一时紧张，说不出别的话来，便问鲁迅：“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笑答：“我从来不买发财票。”
鲁迅说：“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
邵洵美认为：赌博富于诗意。
金岳霖说：“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
金岳霖说：“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擎黄先生同我从晚八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东西。”
徐悲鸿和蒋碧微去法国前逗留北京期间，徐每天四处交际，蒋则枯守家门，她说：“往后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听朋友在说北平住家怎么理想，可是我就从来不曾想过要到北平去住。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闷和贫穷。”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执教，他对厦门有如此印象：“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鲁迅还说过：“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语言，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梁实秋说：“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个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徐志摩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1935年10月29日，鲁迅致信曹聚仁：“今天却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于胡蝶之结婚为不然，其实这是不可省的，倘无蝴蝶之类在表面飞舞，小报也办不下去。”
鲁迅说：“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1936年4月，鲁迅致信颜黎民：“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张竞生说：“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周作人说：“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
郁达夫说：“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胡适在课堂上曾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句格言加了一条：“时髦不能跟。”
林语堂曾用第三人称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张优游岁月，却认为全中国除了蒋先生和蒋夫人，就数他最劳碌，他硬是静不下来，火车老不进站，他一定在站里站外逛来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种糖果和杂志。宁可走三层楼梯，不愿意等电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却老是打破一两个。他说爱迪生可以24小时不睡觉，不足为奇，端赖你工作专心与否。‘一位美国议员演讲五分钟，爱迪生就会睡觉，我也和他差不多。’”
林语堂说：“我想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罗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气味……”“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在热度95以上的热天，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如我随意自然一样。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要一个热水浴房。”“我要几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谈话起来，无拘无碍，柏拉图与《品花宝鉴》念得一样烂熟。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的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也许相反。”
潘光旦说：“我近年来有一个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进步。这样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点，向外发展，对于国家同社会，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有益处的。”
潘光旦主张女人40岁之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长起来，母亲再参加社会工作。但这个观点遭到清华女学生几乎一致的激烈反对。
蒋介石说：“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
1925年春，孙中山病重入协和医院，西医已无办法。这时张静江、胡适等人向孙中山推荐中医。孙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鲁迅说：“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1920年，吴宓与陈寅恪在纽约碰面，当时，两人还是30岁上下的青年，难免谈及爱情与婚姻。吴宓日记记下了陈寅恪的几段论道，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南开校长张伯苓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
梁实秋说：“清茶最为风雅。”他就这个结论所举的例子是：“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
汤定之不喜欢荤素搭配的炒菜，说：“荤的就是荤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荤不素呢！”
丰子恺将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艺术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出家，即是不满足于艺术生活，登上三楼，一探宇宙之真相，人类之究竟。
梁漱溟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
黄裳说：“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总得有点好玩的事做做才会觉得生活有滋味。”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吴昌硕说：“吃东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动用刀叉，尚具原始习性，是野蛮习惯，不足取法的。”
画家程瑶笙不缺钱，而自奉甚俭。他不抽烟，不喝酒，食无鱼，出无车，寓中的家具多为从旧货店廉价买来的，一个长几还缺条腿，用煤油箱垫着。但他以济人为乐，曾说：“我得天独厚，福当和人共享。”
吴湖帆对陈巨来说：“凡遇不相识的人，要绝对让人看不出你是个印人，我是个画家。假使叶恭绰对任何人都大谈其铁路建设，梅兰芳对任何人大谈其西皮二黄，岂不自形浅薄？”
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快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笼子养鸟，他说：“如要鉴赏，在它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学者江绍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体即以彰身的，所以美与实用一样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体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损美的，便无足取了。裙下无论露出一只脚两只脚，总是没有什么好看，自然应在纠正之列。”
黄裳年轻时好酒，他是记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写评论不误。他说：“喝酒的回忆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酒是可以解忧的。”
林徽因说：“颐和园的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
辜鸿铭主张纳妾，他的理由是《字说》中云，“妾”为“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有外国女士与之争辩，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鸿铭反驳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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