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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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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沉默无哗。舟穿过西泠桥，缓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山径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微起些涟漪而已。柳宗元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它很可以借来说明眼前的景物。”
1929年2月的一天晚上，清华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要求学校恢复助教派送留美问题。事毕，潘世宁、孙瑞珩、浦江清等又留下来漫谈婚姻等话题，午夜后方散。当天是正月十三，明月当空，显得高而小。三人漫步校园，浦江清对潘世宁说：“古人言‘山高月小’，今在平地，何能若是？”潘答：“北方天气特别洁净，天无纤云，故能如此。”三人便决定暂不回屋睡觉，出了学务处大门，在校园内绕行。浦江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全园似均已入梦，绝无灯火，静极，惟闻三人脚步声。路上见一警察，向余等颇注视，月光中不能视其面，当有错讶之色耳。余谓：‘万事皆有缘，朋友相值，闲谈，闲行，皆有缘分在。’潘云：‘朋友中有合有不合，不可用理由讲解，我等即出一千块钱，有谁肯陪我们闲谈到二三点钟，又犯寒出门看月耶！’”
学者钱穆是无锡人，北来后并无不适应的感觉，反而很畅快。他在一本书里写道：“余初来北方，入冬，寝室有火炉。炉上放一水壶，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则泡浓茶一杯饮之。又沸，则又泡。深夜弗思睡，安乐之味，初所未尝。”又写道：“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稔，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
1921年7月2日，胡适到什刹海参加一场婚礼并为男方主婚，当日记道：“什刹海荷花正开，水边有许多凉棚，作种种下等游戏。下午游人甚多，可算是一种平民娱乐场。我行礼后，也去走走。在一个古董摊上买了一幅杨晋的小画，一尊小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买古董。”半个多世纪后，学者邓云乡借着胡适的这段描述大加发挥，他推断胡适出席的婚礼设在什刹海湖畔的会贤堂，进而说：“会贤堂门前的风光旖旎无比，尤其那个楼，坐西北，向东南，十一间磨砖对缝的高大二层楼房，楼上临什刹海都是宽大的走廊，那落地大玻璃门里面，都是一间间的雅座。酒宴未开，或酒阑席后，雅座中的人都倚在栏杆上，眺望荷花市场的风光，下面的人望上去，梳着大辫子，梳着爱司头，簪着玉簪花、栀子花的旗下大姑娘小媳妇，笑语时闻，真像神仙中人一样。”
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坐落在杭州六和塔钱塘江畔，倚山靠水，景色如画。上世纪30年代在这里执教的学者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雍如即顾雍如，北京大学毕业，是夏承焘的同事和密友。此前的1924年7月，正在这里就读的施蛰存写下了他自认为平生“最美丽”的一则日记：“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星耀空际，且有梵呗钟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祝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看放焰口到九时。旋见教授女及其弱弟，方从大殿东遍出，望门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为计。余忽胆壮智生，拔弥佛前蜡烛，为牵其弟，照之归校，并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拥衾就衣，不胜其情怀恍惚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中行常与友人墅君结伴游北平西郊的农事试验场（万牲园，即后来的动物园）。他晚年回忆说：“园西部有一片田园，种多种庄稼，多种果树。记得一个初夏的上午，麦田已经由绿趋黄，我们曾坐在麦垄间，闭目听布谷叫。这使我们想到世间，觉得它既很辽阔又很狭窄。比田园更可留恋的是溪水夹着的土冈，冈上的丛林，我们经常是在那里闲坐，闲谈，看日色近午，拿出带来的食品，野餐。丛林中，春夏秋三季象色不同，以秋季为更有意思。布谷鸟早没有了，草丛中却有大量的蟋蟀，鸣声总是充满凄楚。这使我们又想到人世间，但不是辽阔和狭窄，而是太短促了。”
邓云乡说：“人间的幸福生活，不单纯在于物质的完备与奇巧，而更惹人系念的，似乎是一种洁净的环境、安静的气氛、美的关系和艺术的情趣。比如旧时在北京过夏天，住在一条小胡同的小三合院中，两三间老屋，里面四白到地，用大白纸（一种糊墙纸）裱糊得干干净净，一副铺板，铺张新草席，一个包着枕席的小枕头，院中邻院的大槐树正好挡住西晒，这样你每天下午在那糊着绿阴阴的冷布纱窗下的铺板上睡个午觉。一枕醒来，尚有点矇眬睡意，这时便有两种极为清脆的声音随着窗际的微风送入耳鼓，断断续续，悠悠动听，一是庭院中枣树上的知了声，越热越叫得欢；二是大门外胡同口卖冰人的冰盏声，越热敲得越脆。诗人王渔洋所谓‘樱桃已过茶香灭，铜碗声声唤卖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这样协调的人与物的关系，这样毫未超绝尘寰的艺术境界，不是人间最舒服、最美好的吗？又何必北京饭店十六楼的空调套房呢？真是太麻烦了。”
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与徐志摩、罗尔纲同游景山。胡适说：“北平天气，一年最好是秋天。真是浮生难得半日闲，怎样才能把工作放下来欣赏这秋光才好。”
1926年，郁达夫在广州执教中山大学，他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同一位同乡，缓步至北门外去散步，就在北园吃了饭。天上满是微云，时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斓照晒在树林间。在水亭上坐着吃茶，静得可人。引领西北望，则白云山之岩石，黄紫苍灰，无色不备，真是一个很闲适的早晨。”
1934年，郁达夫时已定居杭州。年初某日，他一早起来感到“郁闷无聊”，便外出散步。他在日记中说：“钱塘江水势已落，隔江栈桥，明晰可辨，钱塘江桥若落成，江干又须变一番景象了。西湖湖面如一大块铅版，不见游人船只，人物萧条属岁阑，的确是残年的急景……心胸不快时，登吴山一望烟水，确能消去一半愁思，所以我平均每月总来此地一二次。”
1928年夏天，郁达夫从杭州北上避暑，在北平逗留月余。8月25日日记记：“昨晚为中元节，北海放荷花灯，盛极，人也挤得很。晚饭后回来，路上月明如昼，不意大雨之后，却有此良宵矣。”
钱穆有野趣之好。在西南联大时，他平时住在昆明郊外僻静的县里，除到昆明授课外，便是独居著书，用一年时间写了洋洋50万言的《国史大纲》。陈寅恪曾来这里一游，笑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后转投成都的齐鲁大学，同样选择城外三十余里的一座孤宅。他函告学生：“乡居最惬吾意。”
钱穆与钱锺书家有旧。杨绛和钱锺书订婚后，1933年秋天从无锡北上清华读书，钱穆则在燕京大学教书，钱锺书的父亲便把杨绛介绍给钱穆同行，以便有个照应。两人一路无话，杨绛回忆说：“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有什么谈兴。”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杨绛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却说：“此古战场也。”钱穆告诉杨绛，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杨绛说：“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而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汪曾祺在高邮县城读初中时，护城河沿河栽有一排很大的柳树。汪曾祺说：“柳树远看如烟，有风则起伏如浪。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烟柳’、‘柳浪’，感受到中国语言之美。可以这样说：这排柳树教会我怎样使用语言。”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夏天，汪曾祺在北平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他后来回忆：“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到屋里看书。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漫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钱穆是无锡人，他在20岁上下的时候，大约有一年时间，每周都坐船来往于家乡的梅村和荡口两镇。他晚年回忆说：“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
曹聚仁20多岁时，在暨南大学教书。学校设在距上海十多公里远的真如镇，那里还是旷野，一派野趣横生的景致。曹聚仁说：“那时的真如，可以说是十足的农村生活，环绕暨南四周围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乡的农村差不多，因为海风大，绝少有楼房。散散落落，有几处园子，连带有几座楼房，那都是上海大户人物的郊外别墅，假日消闲之地，并不出租的。后来，我和张天放师，总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杨家桥的楼房一同住下，当我们厌倦于上海尘杂生活的时候，这是很好的新环境。”“住在洋楼里，欣赏农村景物，当然是高雅的，隔篱桃花盛开，一阵风过，送来了菜花香，岂不是羲皇上人？这样的诗意生活，我是领会得的。”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东讲学，6月1日车抵济南，他在一封信中说：“十点钟车到济南站后，坐洋车进城，路上看见许多店铺都已关门，一一都上着‘排门’，与浙东相似。我不能算是爱故乡的人，但见了这样的街市，却也觉得很是喜欢。有一年夏天，我从家里往杭州，因为河水干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分坐轿出发，通过萧山县城，那时所见街上的情形，很有点与这回相像……我不能说排门是比玻璃门更好，在实际上玻璃门当然比排门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观地看去，总觉得旧式的铺门较有趣味。”
黄裳的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他说：“在我的记忆里，天津这个城市是温暖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恋的地方。”他回忆说：“在梨栈十字路口的转角，有一家天津书局，小小的只有一间门面，但橱窗的布置却很有特色。一个冬天的傍晚，天上飘着雪花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在这橱窗里看到了用棉花铺成的雪地、红丝带捆好的贺年片、小纸房子、‘故宫日历’……错落地安排在‘雪地’上，还有几本新书。行人匆匆地从背后走过，没有谁停下来欣赏这美丽的雪景。我想，这大概就是给我带来温暖回忆的一个特定场景。”
抗战期间，黄裳到重庆读大学，曾在长江上游的小镇上住过一段时间。他后来回忆：“乡居寂寞得很。当时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边渡口的小竹棚里，喝着用小玻璃瓶装的橘精酒，吃豆腐干，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过江的上坟船，听听充满了寂寞哀愁的船夫的歌声，同时心里也总想着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
王维诗云：“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钱穆说：“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他解释说：“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他还由此联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为呼应：“余在对日抗战中，曾返苏州，侍奉老母，居耦园中。有一小楼，两面环河，名听栌楼。一人独卧其中，枕上梦中，听河中栌声，亦与听雨中山果灯下草虫情致无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别有其一境。”
18．识见
诗人朱湘15岁考入清华，后因抵制学生早餐时的点名制度，记满三个大过而被学校开除。他在写给低两级的同学罗念生的信中说：“你问我为何要离开清华，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柔。”后来他还当面告诉罗念生，他恨死了清华，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劝他送儿子入清华，这样才害得死人。
朱湘从不看电影，认为那不是艺术。
上世纪20年代，丁西林对梁实秋说，他理想的家庭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糊涂的老爷，二是能干的太太，三是干净的孩子，四是和气的佣人，五是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
丰子恺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
学者钱穆认为，快节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种高级活法。上世纪40年代，他曾说：“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钱穆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呢？他说：“人类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钱穆还说：“一切物质生活全没多大深度，因此影响于全部人生的，也并不深刻。乘飞机，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并不见得坐飞机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便会发出多大变化来……若使其人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
闻一多任青岛大学教授时，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
丰子恺喜欢到一些没名的、游人多不会光顾的去处赏景。他说：“我把三潭印月、岳庙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让给别人游。人弃我取，人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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