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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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只好叽里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里咕噜”的。

上世纪20年代末，新月派每周都有一两次聚会，每次两桌，参与者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叶公超、饶子离、张兹辏Ш驼庞砭拧Ｐ熘灸σ坏匠。�大家便欢喜不止，因为徐在席上从不谈文学，只说吃喝玩乐。

1930年，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有感于青岛有风景而没文化，便张罗了一个教授饮谈的聚会，每周一喝，地点在顺兴楼或厚德福，参与者起初为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等七人，后闻一多提议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1920年，杨了公做东，在上海小有天酒家请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聚饮。席间叫局，征来名妓“林黛玉”，林爱吃用洋面粉做的花卷，杨便用“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钟。朱鸳雏才思最敏，出口成句：“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笑谈间，刘半农飘然而至，他是出洋前到上海，在隔壁赴中华书局的饯行宴，闻声进来的。刘入席后，朱鸳雏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刘半农说：“我不懂何以民初以来，小说家爱以鸯蝶等字作笔名？自陈蝶仙开了头，有许瘦蝶、姚鹓雏、朱鸳雏、闻野鹤、周瘦鹃等继之，总在禽鸟昆虫里打滚，也是一时时尚所趋吧。”此后，刘半农放洋，一走了之，“鸳鸯蝴蝶派”却传开了。多年后，姚鹓雏遇见刘半农时说：“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来的，你是始作俑者啊！”刘说：“左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姚说：“未可逆料。说不定将来编文学史的把‘鸳鸯蝴蝶’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呢。”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蒋百里奉命飞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当晚出席张学良、杨虎城的公宴，同席还有蒋作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邵元冲、邵力子等大员。散席数小时后，西安事变发生，蒋百里等便被张杨拘禁。蒋戏言：“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两周后蒋等获释，杨虎城在绥靖公署与他们饯别，蒋百里又戏言：“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田汉为人不拘小节。别人请他吃饭，他常带着七八个生客赴宴；他若请别人吃饭，则常不带钱或钱不够。无论他做东或别人做东，只要有他参加，十之八九会出现尴尬局面。他请客时，吃到一大半借故上厕所溜走而把一桌客人晒在饭馆，最后大家摊钱付账的场面，也时有发生。

孤岛时期，徐铸成等在上海编《文汇报》，曾受到敌伪集团的各种威胁。办报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们却苦中作乐，每两三个星期大聚一次。届时凡有家室的，做一样家乡的拿手菜带来，无家室的年轻人则凑钱买一些鸭翅、口条之类的熟食。待最后的大样看完，就码齐桌子，围成一圈，把酒菜上来。据说每样菜都有浓重的家乡特色，上海任何一家大饭馆也未必能做出来。员工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壮年，三杯酒下肚后，有唱京戏的，有唱昆曲的。酒足饭饱后，大家相互搀扶、踉踉跄跄地到大方饭店过一夜。

抗战后期，王耀武驻防湘西，公馆在桂林。一次，他设家宴招待《大公报》的几个主要编辑。筵席极为考究，镶银的象牙筷子，细瓷的盘碗，一旁侍者均为穿白衣的“仆欧”，饭菜则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席间王常“不耻下问”：“按香港的规矩，现在要不要送手巾把子？”“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显然他已野心勃勃地等着抗战胜利后出任封疆大吏了。王果然于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成为山东省主席。但几年后便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有个时期逢周末常邀一帮朋友到家里聚会。一次徐志摩带去一本精装的德文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抢着看。胡适则评论说：这些东西，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1924年11月，《语丝》杂志创刊，出版十来期后，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圈。他们每月底聚会一次，每次一两桌不等。鲁迅和淦女士等主要作者从不参加聚会，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章川岛等，几乎逢场必到，后来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到，有时连夫人也一起邀请，情形近于联欢。席间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据说谈锋最健者当属钱玄同。

上世纪30年代，唐彛�还是一个到上海滩闯世界的文学青年，所作杂文，深受鲁迅文风影响。一次他去三马路古益轩菜馆赴《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张罗的聚会，鲁迅、阿英、郁达夫、曹聚仁、徐懋庸、胡风、林语堂等都来参加。这是鲁迅和唐彛�头一次见面，鲁迅对唐笑道：“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并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1935年11月8日傍晚，史沫特莱坐一辆出租车来接茅盾，再接鲁迅，同去苏联总领事馆参加一个不公开的酒会。据茅盾回忆，出租车开到和苏联总领事馆隔着一条街的马路上，三人下车后换乘领事馆的一辆黑色汽车从后门进入院子。“总领事馆的大厅里已经到了一些客人，有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新从澳大利亚来的夫妇。大厅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冷菜、点心、鱼子酱以及各种饮料，大厅四周摆着沙发，大家或坐或站很随便地交谈着，想喝酒或吃点心就自己动手，气氛欢快而融洽。酒会之后放映了电影。”酒会散后，鲁迅和茅盾仍由史沫特莱送回家，路上，史沫特莱告诉他们，这种形式的聚会叫鸡尾酒会。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组织过一个星期聚餐会，参与者大约十一二人，有郑振铎、茅盾、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调孚、陈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块钱，东家出两块。合计有十几块钱，当年这点钱就能办一桌很像样的酒席，因而他们就挑上海有名的饭馆轮流着一家一家吃过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饭，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漫谈，这也是乐趣之一。

鲁迅去世后，茅盾周围聚集着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产生了邀集他们聚会交流的念头。他比照当年的星期聚餐会的办法，考虑到青年人的经济状况，略加改进为：“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两周一次；二、不轮流做东，由我固定做东家；三、用撒兰的办法，根据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月曜会”。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华、蒋碧微等11人在重庆发起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固定在蒋碧微家。除这11人凑一桌为主人外，再另请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专业区分。例如请文学界的，就叫“文学专号”，考古界的叫“考古专号”等等。每聚一次称为一期，每12期为一卷，每卷设一主持人，称“主编”，第一卷的主编自然是蒋碧微。张道藩、老舍、蒋梦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请去作客。蒋碧微说：“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个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国初年，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某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内预备好电报纸，让两辆自行车守在门外。这些大员们兴致勃勃，无所避忌，酒后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飘萍则随得随发，宴会尚未结束，各种消息已电达上海。

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到清华工字厅参加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于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王国维便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发出邀请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许寿裳：“廿一日下午约士远、兼士、幼渔、玄同四五老朋友来谈闲天，晚上就吃乡下厨子做的便饭，乞兄参加，并不是吃饭，乃只是为谈天计而粗具茶饭耳。如天气尚早拟令家中小孩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来，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来能及否也。”

《文学季刊》的编者为了拉稿和联络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请了一次客，应邀赴宴的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三三两两一小组，热烈地谈着话。”

民国后期，梁思成夫妇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梁家每天下午4点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妇外，常来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等。林洙回忆说：“金岳霖先生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李准字直绳，宣统年间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参与镇压黄花岗起义。晚年他在天津当寓公，一次宴会与扬州名士方尔谦同桌，方有意戏弄李，说：“今日见一西洋女子裸体画册，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线。”李点头甚表赞同，方接着说：“用曲线女子对直绳将军，可谓工巧。”众大笑，李自知被耍，也无可如何。

14．交游

张宗昌任北京暂编第一师师长时，认识了财政部次长潘复，两人打得火热。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张宗昌每到两地，必以潘家为寻欢作乐之落脚点。有一次张在潘家与其他显要打牌，输出去万余元，被“打立”了，无法付现，更不能一走了之。尴尬之际，潘将其亲信、边业银行经理王琦找来，代为垫付。张对潘非常感激，视为可共患难的朋友。

1927年，康有为来天津见溥仪，住在日租界息游别墅。一日，潘复请康吃饭。康有为早年以变法名世，晚年则以书法名世。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是来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来者不拒。结果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潘复退出政界后，天津小营门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热闹气氛。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在朝在野的军阀及金融界闻人陈亦侯、王孟钟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时，他便外出消遣。潘本来不抽大烟，由于天天熬夜应酬，体力日益难支，渐渐也染上了烟瘾。

老牌军阀陈调元喜交际，好热闹，出手阔绰。他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其南京龚家桥的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南京政府的大员如张群、顾祝同、张厉生、蒋作宾、贺国光、张笃伦、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馆熙熙攘攘，俨若一招待所。一日，一乡下老头找来，从容地朝里走，门卫问他找谁，对方答：这是我的公馆。门卫说：你弄错了，这里是陈调元总指挥的公馆。老头说：陈调元是我儿子，这不就是我的公馆吗？其时陈父已死，陈母尚在。老头确实弄错了。陈调元事后说：“这才倒霉呢，哪里钻出个爸爸来哩。”

萧乾十几岁时，考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不少名人送过刊物或稿酬。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鲁迅，问鲁迅还认不认得他。鲁迅定睛看了萧乾好半天后，亲切地笑了起来。

上海书画名家王一亭（名震）交游甚广。他的作品虽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不付润资，王也一律应酬，只是在下款“王震”两字的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为“白弄”的谐音。

上世纪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蒋介石曾登门拜访。段祺瑞的小女儿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促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