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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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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的。抗战胜利后,盛家被抄,逆产清册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着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
何应钦夫妇无子女。他在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数外人自然无从知道,但抗战胜利后,南京某报纸曾发表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将何列为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虽难说是实情,但至少不离大谱。
刘峙多年搜刮所得,虽无具体数目,但他在汉口买下两个大里弄,在南京也买了一条胡同。合计近千间房子,其家当大体可估。
胡宗南曾说:“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
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他在当了两任师长、一任军长后,银行存款有80万元。当时法币还处在稳定时期,有属下建议他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存在国家银行流通,不准提取。他常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
康有为晚年,过着“钟鸣鼎食”的日子。康公馆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民国初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娶姚怡诚为侧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蒋家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当差,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发不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靠来客赏赐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诚抽头,平均分给三人用。蒋当时的朋友中,以张静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生活费,都仰仗张静江供给。据说由蒋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达十余万之多。
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 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郑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周答:“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小说下栽+。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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