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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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蒋碧微，要她当晚悄悄离家，雇黄包车到爱所亚路长发客栈找他，并叮嘱说：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民国初年，陈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门口有一条很短的铁路。一日陈独自出游，回来时乘人力车，车夫问地名，陈茫然不知，便挥手让车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阵子后，车夫又问地名，陈仍答不出来，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车声，便告车夫家在火车站附近。而车夫所行，正与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处寻觅，有的立在门口张望。若是门前没人，陈也未必认得出这是自己的家。

民国时期，苏州天平山的轿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兜揽生意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太太，你现在不坐，到时候你要是从山上坐轿子下来，我是要把你骂出山门的。”

1936年春天，徐悲鸿南下广西。6月，蒋碧微决意去南宁把徐劝回南京。她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到广州，再从三水坐轮船经梧州到南宁。从梧州到南宁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间舱房的小火轮，舱内两边有六张上下床，蒋碧微上船后发现，12个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蒋碧微后来回忆：“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当时正是南国酷热难耐的天气，三天里我既不能沐浴，又无法更衣，狼狈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铺的那位先生，有一双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来，一眼望见两条毛腿高高悬在上铺床沿，总使我觉得厌恶万分，浑身都不自在。”

1933年6月18日上午8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和儿子杨小佛登车出门，轿车刚开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四个早已埋伏多时的特务便一起冲出，拔枪围着汽车乱射。司机负伤后破门而出，杨杏佛爱子心切，并没逃离，而是用身体挡住儿子，饮弹身亡。

《申报》老板史量才的遭遇与杨杏佛相近。1934年10月。史量才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午后，乘汽车沿沪杭公路回上海，同车还有史的妻子、儿子、侄女等，加司机一共六人。当天下午3点左右，汽车行至海宁附近的翁家埠时，突然被一辆汽车挡住去路，车上跳下数名匪徒，持枪先将司机打死，史量才等见状纷纷下车逃命，被匪徒追击。史原本已逃入一个茅屋，从后门再逃时，因不认路，避于一个干涸的小池塘里，被追来的匪徒发现，一弹穿其两耳，史当场毙命。其子则得以逃脱。

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一度受聘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两个单位，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两校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外，相距30里，顾则住在西皇城根5号。顾颉刚为此买了一辆汽车，奔波于两校及各种应酬活动之间，他每月因此支付的费用为司机20元，汽油100元。由此可见顾颉刚收入之不菲。

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

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因而常从城里去西郊，1926年10月20日，他在一封信里说：“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淀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梁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淀北篓斗桥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河途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形的马路，望去真与图画相似，总是看不厌。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或海淀镇，那真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每旁沟内满是垃圾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稍好一点了，但还是未全去。”

1924年春，泰戈尔来华，访问北京后，由徐志摩和英国人恩厚之等陪同去山西。行前在车厢里，徐志摩还在给林徽因写信，墨迹未干，车已开动。恩厚之发觉徐志摩手持信笺，表情伤感，趁着热闹混乱，把信取过替诗人收藏起来。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后来成了藏品，上世纪80年代被发表出来。

1927年寒假，在清华任教的吴宓乘火车回陕西探亲。1月11日车过山西，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如此观感：“山西境内，田畴整治，城垣壮丽，野无盗贼，途少乞丐，不得不归功于阎锡山也。”

6．家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衡量北平小康之家的“标准”一说为：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赛金花晚景凄凉，从名妓几乎沦为乞丐，靠人接济度日。上世纪30年代中期，瑞蚨祥西栈每夜设局，酒肉征逐，一副豪赌滥嫖狂抽的场景。29军的实力派人物，从宋哲元到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肖振瀛以及石友三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赛金花也常来“坐台”，客人们怜其落魄，一场豪赌之后，抽头二三百元，悉数送与这位有名的“赛二爷”。赛则如获恩赐，感激涕零。

学徒出身的瑞蚨祥老板孟靓侯后来富可敌国，他究竟有多少家当，已无可统计。孟家在天津英租界湖北路12号对过小巷内有一处住宅，院内特制一个洋灰地窖，作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迁出前启窖掘金，内有黄金8000条，达8万两。这也仅仅是孟家无数财产的一部分。与此相比，电视剧《潜伏》所表现的天津另一处租界住宅——余则成家——的鸡窝所藏的那二十几根金条，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重庆“财神爷”赵健臣说：“我一生的钱，大约值80万两银子。”

上世纪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

上海沦陷后，物资短缺，日军和汪伪政权对一些生活用品实行配给供应，大户人家有钱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渐难过。后来的香港航运业巨头曹文锦当时不过十六七岁，他父亲曹隐云与汪伪政权的一些“要员”如陈公博、钱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时便派上了用场。唐生明是蒋介石派到汪伪政权“曲线救国”的，他常到曹家串门，其大太太甚至还在曹家住了几个月，可见两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给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当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给曹家。曹文锦后来回忆：“我记得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煤取暖，没有煤烧水洗澡。唐生明来上海后，我们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馆洗热水澡。”曹所谓感到“最难受”的，在当时江南一带的穷人看来，无异于“吃饱了撑的”。

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

胡蝶成名时，还不兴片酬一说，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实发1000元，另外1000元先赊着。此外公司还给她配了一辆专用小汽车。就这1000块也并非小数，当时大米的价格仅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发迹之后，高层管理人员如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也都随之“阔”了起来：出入汽车，家里厨子、听差、奶妈、花匠等一应俱全。老板张石川的妻子何秀云就自称同时用过七个仆人。

曹锟贿选时，熊秉琦任山东省省长。曹贿选的资本，据说以熊的“报效”为最多，前后达百万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台，卸任前在济南、青岛一带大量收购黄金，致金价暴涨，舆论沸腾。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发惹祸，回北京后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只猫在房上走动，熊便疑为刺客，命人包了几百元钞票搁在房顶，目的是“贿赂”刺客买命。几天后，钱包还在原处。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将500元置于一偏僻处，故意让人拾走，借以“解冤”。但由于地方太偏僻，也没人去“拾遗”。最后只好将钱放在显眼的路边，他的这个“心愿”才算了却。

张恨水24岁时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月薪8元。报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错，自己一间房。他晚上写两篇短评后，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来几个铜板的熟牛肉。

作家萧乾，蒙古族，北京人，遗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还很小的时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还记得那天三叔刚剃过头，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婶来回摆弄着三叔光秃秃的脑袋，厉声责问：“怎么，你就这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不管啦！”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演员陈强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个底层市民家庭。他不满5岁的时候，便每天要干三种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个煤油灯上街拣煤核。他拣的煤核不仅能供自家一天烧用，还能卖掉一桶。有一次他没忍住对门煎饼铺的诱惑，卖了煤核买油条，嘴上解了馋，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揍；二是跟着父亲去卖菜。一些买菜的妇女见状，不免怜惜地叹道：这孩子准没娘。无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销作用——他家的菜确实比别人家的卖得快；三是领粥。施粥在当年是一种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陈强在家里专司此职。粥领回来，一家人喝。陈强说：“我从小是喝粥长大的。”

有人说李叔同是从朱门入空门的典范。他出家时，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当散尽。夏丏尊说：“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银行驻天津主任阎孝先为阎锡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在（文）天津（人）大陆（书）银行（屋）的保险库里。后来阎锡山指示汇一笔钱到美国，为数约200万美元，说是作为他儿子阎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费用。

民国初年，朱启钤曾任陆征祥内阁交通总长。当时，北京尚未风气大开，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里所有装潢摆设也一概西式。大概仅朱妻还保持着一样“中式”爱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是中立国，汉口的花旗银行成了富人争相光顾的去处。从新老军阀、权贵显要、巨贾富商到妓院的老鸨、庙里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银行挤爆。后来花旗银行不得不设置一个1000元的开户门槛，银行收进也仅以袁头现洋和库平现银为准，其他银钱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这样，现金眨眼间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满了库房。银行的洋人经过时，故意用脚踹踹，以傲慢的语气得便宜卖乖地骂道：“这么重的东西，真他妈给我们添麻烦！”

北洋时期，中法实业银行的华人职员等于今天的外企员工。他们的薪水视资历和能力而定，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请假在三个月以内的不扣工资。年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在工资之外，有时另加10％的生活津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秉衡在西门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销售员。在他的记忆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为六七百元，最低级的书记也在300元以上，当中美金和法币各占一半；华人员工则只发法币，最高的不过150元上下，低者仅20元。孙的月薪是95元。

荷兰人司比门本是个混混加无赖，后来混了个法国籍，当上上海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娶一上海歌女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门夫人后来成了上海头号的阔绰太太。她头上装饰用的假发，天天花样翻新；鞋能堆满两间屋子，每双鞋鞋尖都可以镶嵌钻石，每次换鞋，必嵌上两颗价值连城的巨大钻石；其家有两间房子储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花色缝制，每件只要在宴会等场合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她的珠翠宝石更是多得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司比门太太每天用掺着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顿饭动辄数十上百元（上世纪20年代），所食白塔面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司比门的缩写字样。司比门夫妻每举行一次宴会，仅餐室里用于装饰的鲜花的价值，据说就可抵普通人家一两年的伙食费。

民国初年，晚清的王爷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达12万现洋之多，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亲王溥伟1914年移居青岛，每月有两三个随事的换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从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每月开支大约三五千元，不够用时打电报再由北京汇款。

袁世凯称帝前，冯国璋闻风入京见袁，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袁的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预留60万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后来，四妾中有两人给袁生了遗腹子，两人生女。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晚年妻离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间小屋里，最终潦倒而死。袁的另一个儿子克端亦为败家子，夫妇大吸鸦片，终日享乐，挥霍无度。后来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的生活费，虽破败至此，但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克端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李纯是天津乡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混迹军中。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任上发了横财，家当无算。

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