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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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使曹雪芹小时到北京做福彭的伴读。福彭曾经是乾隆的伴读。曹雪芹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乾隆时代。福彭很年轻就袭了郡王爵位，同曹家的命运是关联着的。

再比如：脂砚和畸笏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两人。但在艺术处理上，我认为两个人更好些，这样我就把他们作为两个人了。多一个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来评《红楼梦》，在衬托作者的主题思想时，就会更加生动。所以，我便把脂砚作为曹雪芹叔叔的同时，把畸笏作为另外一个亲戚了。

当然，脂砚对《红楼梦》来讲，是很重要的！在文艺批评上，他也算是有些眼光的。他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对待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极端严肃的。但是，我现在为了烘托曹雪芹，就不得不忽略了他独立的价值方面。这也是要声明在先的呢！

《红楼梦》是不是有个底本的问题，这已有许多专家学者们论列过了，我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在写曹雪芹时，写他有过一个底本，这个底本就是《风月宝鉴》，它的作者是脂砚斋。这也是吴世昌同志早就有过的说法。我这样写，并不是就把现存《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矛盾都解决了，也并不同于事实就真是这样，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处理才这样写的。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比脂砚设计的要高许多倍。而在脂砚、畸笏评阅《红楼梦》时，他们又未能更深地理解曹雪芹，往往过多地沉溺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如此而已。

我们不应该把曹雪芹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而应该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借用科学的语言来说，他有他自己的阶级烙印，他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制约。

对曹雪芹说来，他本来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必然导致他认为世界是不动的。但是，客观实际告诉他，世界不但是动的，而且总是向着它对立的方向转化。白昼可以转向黑夜，黑夜可以转向白昼，天可以转为地，地可以转为天，地在天下，天又在地下。

证之人事，也是如此。他的家族，以及李煦、孙文成的兴衰过程，都说明些什么呢？推而及于其他方面，也都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人们对于事物，得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能进而知道它是怎么样。曹雪芹亲身经历了巨大变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乾隆全盛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作出科学论断，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存这种奢望。但我们可以分析当事人——曹雪芹。他的认识过程，这对我们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写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写什么，和怎样写。

曹雪芹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生活，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人民是他的根，生活是他的源。生活又是不能割断的。我写的虽是历史，但它植根于生活的真实。离开生活的真实，也不可能写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对现实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功过，总是要以它给予今天和明天的作用来衡量的。我是坚决反对“影射”这个玩意儿的！因为它对生活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因为影射本身就违反历史。

不管《红楼梦》作者是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个说法，大概是可信的。再加上后来续补的时间，就不止十年了。但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还没有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体例来。在很短的期间，要我为《曹雪芹》规划出一个“凡例”来，我自己也未免太不自量了。

我凭着意识之流，尽情抒写，以致前后矛盾，引证谬误，种种毛病自会是车载斗量的！我的智能是那么有限，比起前人来，一是天上，一是地下，有着无可比拟的差别。错误和疵谬就更加难免了。可并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责任我是要承担的。我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有许多问题，不是靠概念来解决，而是要靠实践来解决。写《曹雪芹》时所遇到的问题，也只可能在创作过程中求得解决。

我信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它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失去这个方针行不行呢？铁的事实证明，不行！现在，我们才离针毡，重沐春风，我愿以极度兴奋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寸时光，把《曹雪芹》早日呈现人民大众之前，作为我衷心的奉献！

现在，这不成熟的《曹雪芹》上卷初稿，已经单行。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以便将来我能把它改写好！

我在此衷心感激红学专家吴世昌同志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对这本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并感谢曹辛之同志为本书装帧，尹瘦石同志为曹雪芹绣像，戴敦邦同志赶制插图。

更重要的是感谢中共北京市委批准钟耀群同志协助我来进行创作，否则我是无法进行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的。

最后，我还要向为我提供书籍、资料的单位和朋友们，特别是那些不相识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我也是没法完成的。

作者

1979年7月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1＇《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1、502页。

＇2＇《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第348—3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关于《曹雪芹》

拙作《曹雪芹》，如果按计划，现在应该写下卷了。可直到今天，中卷还未完全脱稿。如果罗列原因，也可以说上一大把。但我想，不必细说，读者们也会谅解的。

不过，有一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自己有一种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并未起催化作用，而是相反。这就应了一句古语：“欲速则不达”。

去年五六月间，和耀群同去江南，探寻曹雪芹游踪，走了十个城市，唤起我一些想法。那就是曹雪芹是捕捉了大江南北的人情风味，熔一炉而冶之，这也许是形成《红楼梦》独特美学魅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远方有一位批评家曾说过，我有过这样的意图：“一方面加强作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另一方面又陶醉于十九世纪西方小说所具有的性质：真实的美学。”这位批评家可能是对的。但同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意图，即要了解曹雪芹的美学观点，才能写出他这个人来。

不错，西洋画为我们带来了透视法。可是，在这以前国画也不能完全用“单线平涂”概括得了的。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一切事物都是由单系统到多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但是，必须掌握了这全面事物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之后，才能做到“洗尽铅华归平淡”呢！我们不妨以水墨画为例，水墨画讲求墨分五色，这不仅是色感问题，而是有远近浓淡光影之分了。齐白石画的蜜蜂，翅膀是振动的，虾是透明的，从中表现出生命的动态来。

在南行的考察中，我试图有意去追溯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氛围，把它复现出来。我的企图显然没能实现，但也并不为它旷时废日而有所懊恼。

总之，我试图尽量避免用现代的词汇和情感去刻画二百年前的人物，同时也想和读者一起同感时光倒流。这就需要多花一点儿时间了。至于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是必然的。为了适应这一点，我就须把已写得的稿子，多作一些修改。虽然我不赞成像贾岛那样“苦吟”，但我缺乏的正是“倚马可待”的“捷才”。谁要看到我誊清前的原稿，就会看到它被改得一塌糊涂的面貌。小改尚且如此，何况大改呢？何况我又头脑昏愦，经常顾此失彼呢？

现在，仅就具体体会，略谈一些儿。我和耀群由孔祥贤陪同去参观南京云锦研究所时，感谢朱守如、朱枫工程师为我们介绍情况。谁知于无意中又碰到耀群小学时代的同学徐钟杰，真是喜出望外。

我们到研究所时，已经到下班的时候了，几位老师傅听到我们想了解清代传统操作情况，都高兴留下来，并且由两位年纪最大的老师傅，重上织机，为我们表演织锦。

我请教他们：在清代是否就是这样操作呢？中间经过什么重大的改变吗？他们亲切地告诉我，二百年前正是这样操作的。

可惜，时间已晚，我不好请老师傅们在织机上工作过久，便拍了照片，依依告别，匆匆离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不久前我们的民族手工艺师傅们，带着展品出国表演工艺程序，出国前在北京预展。我又＇〃文〃＇有机会＇〃人〃＇看到川锦＇〃书〃＇的传统操＇〃屋〃＇作表演。也是由两位老师傅亲自表演的。他们答应我的请求，不但不嫌麻烦地表演操作过程，还详细地为我讲解。和南京云锦研究所见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

比如，南京香林寺，是和织造府有水路相通的，如果女眷进香，不必走过大街小巷，只由水道撑着船儿，便可进入香林寺了。这都是由吴新雷、孔祥贤二位红学爱好者，带领到实地勘察过，才能了解的。

又比如，“冠云峰”和“瑞云峰”这两块最大的太湖石，由于亲眼得见它们的婀娜多姿的情趣，才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单单从这两块石头上面，去回溯当年的园林风貌，也必然是甲冠全国的。

目前存在的扬州琼花，据说又名“聚八仙”。诸如此类的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具体事物，虽然并不一定在创作中全都反映出来，但是，在构思时能够考虑得到，还是有好处的。因此，对全局也自会有牵动呢。

当然，这期间要把二年前就预定要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集”编出来，由于搜寻文稿和整理出一个创作年表，费去耀群很多时间。虽然参考了海内外热心朋友们寄来的年表，也还难说已经准确，更难说是完全。但，时间已经填进去了。

写到这里，也并没能解除我的紧迫感。但愿南飞的紫燕，请带去这迟书的信息，传向海的远方吧！

（原载《深圳特区报》，1982年12月13日）

和单复通信谈《曹雪芹》中卷

单复兄：

收到你的信，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近来经常遇到朋友们问起《曹雪芹》续稿将怎样写，我想趁回你的信中，说一说这个问题。

最近，国外友人寄给我一本《狄更斯传》（正式书名，我未记住），这部书是用小说体裁写的，但却不是用狄更斯的真名。这倒是很有意思的。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就来到松花江畔了。可见在国外也正有人写传记小说。国内，姚雪垠的《李自成》刊行于先，最近又有凌力以捻军为题材的《星星草》问世，还有蒋和森正在以“黄巢”为题材撰写的长篇小说……当然，还有一些没传出来的名人传记小说，正在孕育中。这样蔚然大观，都会给我以更多借鉴的机会。

我没有狄更斯那样的才华，可是，我也有朋友的鼓励，也有在报刊上连载的机会，而出版社又乐于赶着发单行。因而，对我这个老弱残兵来说，只得慢步紧行，马不停蹄地朝前赶。我想早些把它呈献在读者面前，征求意见，以便修改，也是好的。

现在，上部已和读者见面，这就更加重了我的责任感。因为上部写的是曹雪芹的童年时代，我不能把和他年龄不相称的事，过多和他关联起来。但在中部、下部就要描写到大家对曹雪芹所熟知的许多事了。无须我来提，大家都会想到：曹雪芹的爱情悲剧应该是怎样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过程是怎样的？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最主要的，作用在曹雪芹身上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接踵而至。

要回答这些重大问题，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何况，读者要见到的，不是答复，而是描写，不仅是描写，而是要形象，不仅要形象，而是要感动！……面对这样艰巨的工作，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这都要在实践中来解决。失败在等待着我也不要紧，将来在别人手上，还会做成功的。

比如，面对着大观园问题，绕过它，行不行呢？显然不行。因为读者不会答应。但如何对待现实中的大观园，《红楼梦》中出现的大观园，和我小说中处理的大观园？这三个方面，要做到有机地统一起来，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使之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大观园，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之，我就是得有失败的打算才行。

另外，比如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增删五次，披阅十载”。借助它来表现曹雪芹思想的成长，本来用全力塑造这个形象就可以了。但是，这里又遇到实际困难，因为要辨别出哪是曹雪芹的初稿、二稿……以至誊清稿，不但众说纷纭，而且分歧很大，实在也很难做到准确。据说，毕加索有一种习惯，把最初的画稿，和历次的改稿，都一古脑儿地保留。他留下的材料之多，和曹雪芹留下的材料相比，正好相反。但是，我也担心，如果毕加索还活着，要他在他留下的这几大间房屋的草稿之中，一一指出它们的准确程序来，也是困难的。假如毕加索，当初为了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一边画，一边记出它们的过程来，我看，他大概也画不出成功的作品来了。因此，写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构思、初稿、改稿、誊清的情况，我便尽量以能够突出他的思想实质的过程来作选择，甚至要加以虚构。同时，我把《红楼梦》最初的底本，派在脂砚斋的头上。这我在《前言》里，已经声明在先了，这里就不再说了。

我曾说到，我要在《曹雪芹》续稿中，引进戴震来。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搞得喧宾夺主。你更不要担心，我让戴震来谈哲学论文。但是，塑造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尤其要用写意的笔法。大笔勾勒出来，恐怕更难。在曹雪芹和戴震两人中间，我竟然想到了古代传说的王子与贫儿的故事。从曹雪芹的家世和他所写的《红楼梦》来看，他似乎生来就如同王子中的王子。而戴震，生来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儿。

一个王子，一个贫儿，在那个时代，在他们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居然具备了同等高度的哲学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强烈的要探索他们的愿望。这也就是我要在《曹雪芹》的创作中，引进戴震的主要原因。

戴震是一个小布贩的儿子，据他的学生段玉裁的记述，说他十岁才会说话，在村塾读书，便和老师问难。稍长，精通数学，讲求实用，还做过龙尾车等一些器械。因为受族人欺负，才跑到北京来，教家馆做编辑，一生贫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实在是集了前人的成果，在人类哲学史上，都要站在光辉的前列。他也许没有王夫之那么博大雄浑，但他深刻精辟，确实超过前人。

我在文献中，没有发现曹雪芹和戴震有会面的情况，因此，我也不打算虚构他们有任何相会的场面。反之，我认为这样处理，会更激动读者的心灵。看过脂批的人，都会感到“一芹一脂”，已经表现出很多可感的情节，如果曹雪芹能和戴震相会，那该有多么好呀！但事与愿违，事实并不按照这个公式进行。请恕我不妨在这儿用一句套语吧：

“读者至此，不禁掩卷唏嘘者久之！”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是反儒的。《红楼梦》中借宝玉的口说，“四书”是不读的，只要记住“明明德”这几个字就行了。这决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观点上，他和戴震寻到了共同的观点。很可能由于这一点，他才认为孔夫子是“亘古一人”的大哲学家。

我在《曹雪芹》上部描写曹雪芹在平郡王府做福彭伴读的地方，匾额上题“在明明德”，又形容那个地方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