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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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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曹雪芹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颇有好处。曹雪芹自然是早熟的，这样处理，对他了解曹寅，有许多空间时间上的便利。四、蒲松龄恰巧在这一年逝世，而雍正元年又是大思想家戴震的生年。恰恰这两个人，对曹雪芹又都是大有影响的。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便促使我写曹雪芹生于1715年。而小说则以1722年开始，一路过来，康熙逝世，雍正登基，线索交错迷离，事物千头万绪，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诸般矛盾，纷逼而来，如箭在弦，一引即发。
又譬如：根据曹雪芹的身世，我把他的名字的改变作了民俗学的解释。
我使曹雪芹一生下来，就按当时的风俗，认老和尚做“乾老”，由老和尚给他起乳名为“占姐”，认为这样可以“好养活”。我们知道，康熙时代，天花流行，夺去很多人的生命。曹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待到稍长，因为国恩家庆，福禄同霑，由“蒙师”命名为霑，也是很自然的。曹雪芹成年，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因为他对自己的命名表示出不满，而朋友们也叫惯他自己起的名儿，因此就“以字行”，成为“曹雪芹”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名字演变的原因和内容来。另一方面，可以表现出曹雪芹的性格和他对我们这个惯会玩弄文字的古国的态度来。
再譬如：曹雪芹有两个姑姑，大姑姑嫁给平郡王纳尔苏，生了福彭。福彭对曹雪芹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他比曹雪芹大几岁，我使曹雪芹小时做他的伴读。曹雪芹还有一位姑姑，也嫁一位显赫人物。但是由于对曹雪芹的影响找不出具体的细节来，我就使她成了并无其人。
与此相反，我倒写了可能有的一个人——李芸出来。
李芸是李煦（苏州织造，曹寅的大舅子）同父异母的小妹妹，也是曹寅妻子的小妹妹。她自小寄居在曹家，终身不嫁。我写李芸，一方面省去许多笔墨，对于李煦家就可以做到“不写而写”了；一方面又可以生出许多笔墨来，因为李芸不是曹家的成员，从她眼中来看曹家的变迁，就更显得富有透视的质感来。
如果说，不大照顾细节的真实，就算是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也可能沾了浪漫主义的光了。例如，康熙死在六十一年（壬寅）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过了七天，雍正便就了皇帝位。接着就是新年元旦，从这天起改元为雍正元年。距康熙死，时间不出百天，未过二十七个月。按礼不但不能欢庆新年，大闹花灯，就是穿着发饰，也另有讲究。但是为了情节的展开，不能等到那么久，再来安排这种场面，所以，我们便要越过这一关，不能拘于这种局限了。何况不到半年，德妃又死了呢！那就没完没了啦！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提它了。当然除了明知故犯者外，必然会有许多不知而犯的，以及其他错误之处，敬希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我以教正和指导，匡我不逮！
高尔基说：“我不怕犯错误，而且我自己也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的。”
是的，如果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也是逃避不了的，上帝为他子民所设的最后审判，在真正的最后审判到来的时候，总是要落在他的头上。
但我很怕犯这种错误：对别人的资料和论点，作了不适当的援用和引申。因此，要声明在先的，关于某些史实，请读者按照专家的考证为依据，千万不要以我的作数。因为我是要通过虚构和想象的，尽管我的想象力并不丰富。。电子书下载
因之，对于材料的来源，不管是实录、史稿、野史、传闻、笔记、稗钞、杂录……就都不注明出处了，不说明我为什么要改，而不照录，因为那样做也于事无补。不过，借这个机会，我要向热情地向我提供资料和书籍的同志和单位，致以崇高的敬礼，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是没法进行工作的。
在创作实践中，我总是希望排除“影射”这个玩意儿。我从来是喜欢描写胜过叙述的。我企图在描写中能具有更广阔的概括性。如果这种概括的东西，也与某种情况有相似的话，这决不是影射。因为影射绝不是艺术，它只会削足适履，而且还不仅仅是削足适履。
列宁说过：一切譬喻都是蹩脚的！
何况“影射”呢！
影射是什么玩意儿呢？按我的理解：影射这个玩意儿，就是在歪曲历史的同时，又必须对现实做尽了歪曲。我想我和我的亲爱的读者们都不愿这样做的吧！
本书暂拟回目，以便记诵，并非靠它贯串全书要领，也须在此顺便说一下。
我谨以这不成熟的作品，奉献于广大读者之前，也只是由于一个微末的希望，就是通过读者的审查，使我能有改写的机会，使我确实能够描绘出曹雪芹这个人来。
作者
1979年3月10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长篇小说《曹雪芹》序之三
想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是很早的事了。但我打算写个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后再动笔。后来，又因为生病，耽搁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领导支持，各方面的鼓励，我才敢于尝试。本来这个题材，是属于社会的。曹雪芹本人的接触面是那么广泛，他的思想，又有极为深远的继承性，应该坦率地承认，囊括这么浩瀚的素材，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没有最初的和今后的广大助力，我是没法完成的。
我服膺这样的话：
“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时，必须具有真实性，代表时代的精神，把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在生活的‘田园的以及神话的趣味上’来描写它，而要描写它的真正的悲苦和欢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杜勃罗留波夫》）
受能力的限制，做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不足为怪。但，做不到，还可以继续做。何况面对同样的题材，别人还可以做到呢！“虽不能致，心向往之。”我想这是可以允许的。中国有句古话：“抛砖引玉”，这对我也颇为合适。
现在，谨就《曹雪芹》上卷出版之际，借这个机会，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说几句话：
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曹雪芹的身世、家世，和这个康乾盛世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割。也只有这样的历史现实，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要描绘出一个活的曹雪芹来，不把他糅合到时代背景里来写，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不使前波后浪的史实淹没曹雪芹，不使千头万绪的家史纠缠住曹雪芹，又使他本人不脱离开这个历史的浪潮，这就使写作遇到了很多困难。
爱因斯坦说：“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对于我来说，艰巨是从几方面来的：历史的，哲学的，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无知，以及艺术技巧的不足，等等等等，俯拾皆是。何况还有些实际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陪伴曹雪芹的丫鬟，刚被读者熟悉了，就要打发开去，因为他长大了，丫鬟也要调换，又不能单换个名儿就算数的，这都增加了没法说清的困难。诸如此类的地方还很多。
一个走路的人，总是以他双脚走过的实地来计算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曾经生活过的时间积累而成的。因此，生活是不能割断的，就如空间和时间是不能割断的一样。我们每个近代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痣，有的近似黑色的，有的近似棕色的，有的近似红色的……它们就是我们远祖的色素的再现。尽管如此，人的皮肤虽是由野蛮到文明的标记，近代人的皮色，和他的远祖的皮色，已经有着不容混淆的差异。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我们的昨天是今天的前奏。曹雪芹距离我们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对他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即使把他复现出来，但光是就事论事不行，把他写成当代人更不行。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历史的探讨和评价，而恰巧我又是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的。
恩格斯对如何理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他分析过去的历史家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论点：“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从而他们得出结论，比如认为在欧洲“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对于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照此看待。
同样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些人，也认为如果接替康熙的不是雍正，而是“康熙第二”，那也就可以避免二百年的贫穷和愚昧了。“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同时，恩格斯又着重告诉我们：“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
这确实是给予曹雪芹的最适宜的历史地位。同时，鲁迅又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3
鲁迅对于那些专会“圆梦”的文士们，说了这些话，也道破了历史终会把人们纳入正轨。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完全是创新的。我们试看《红楼梦》中所用的“套头”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敷衍应景才用的。如果把《红楼梦》中“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一些词语统统删掉，反而只觉得干净利落。这和别的章回小说不同，别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很卖力气的，甚至要使它成为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可是《红楼梦》不想凭依这个。曹雪芹在写情写景以及心理的分析刻画上，完全没有过去的章回小说任何程式化的东西。我们试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放在一起对看，就不难看出，在这两部开近代小说先河的作品之前，已有先河了。
曹雪芹多么知道文学的力量！他在宝琴的十首《怀古诗》里，特意安插上《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情节和史实并列，又借宝钗之口说它“无考”。宝钗要另换两首，黛玉拆穿她的伎俩，认为那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接着，曹雪芹又要李纨为这两部书争地位，说这是“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应该予以承认。在这里，曹雪芹声明它们已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既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人民的物质力量，任凭装聋作哑，也是无法予以抹杀的！因此，我们不难看见，曹雪芹已预见到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也将成为和王昭君、西施等历史人物并列的人物了。可见曹雪芹对文艺事业，有着何等的卓见特识。他在十首《怀古诗》里，以《西厢记》为二轴，以《牡丹亭》为压卷，也可见他对《西厢记》、《牡丹亭》心许之深，向往之重了！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也和“红楼梦”三个字一样，是家喻户晓了的。曹雪芹已成为人民的儿子。至于他应该叫曹雪芹，或者应该叫曹霑，正如《红楼梦》应该叫《红楼梦》，还是应该叫《石头记》，这都成为次要的了。
也正如“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的名字，还是几个诗歌的收集者的共名，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希腊史诗的欣赏，也无损于荷马的形象——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盲诗人的伟大形象。
通过《红楼梦》，使人们心目中对曹雪芹已经具备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人们都在心中早已为他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印象和丰碑，经过时间巨浪的洗磨，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大起来。而且，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一个曹雪芹的形象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我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细节的真实的处理，它要通过形象来使人得到感动。这就不能不在历史的真实上予以艺术的加工，处理方面也就不尽相同了。
请允许我再啰嗦一遍，我不是写传记，我是写小说。只要那种种虚构是合理的，不是损害人物，而是丰满人物，就是应该的。至于曹雪芹的史实到底怎样，这就请求读者还是按照专家、学者的判断来判断吧！我们更要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
同时，我也不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的则是自我杜撰。每件事都“查三代”，是很使人恼火的。小说中有些来历也很可能就是杜撰。如果，虽有依据，恰是个不可靠的依据，那又如何理解呢？而且，说老实话，曹雪芹就大胆宣言，他要杜撰。因此，写他的时候，杜撰也是会得到他的允许的。大概也会得到读者的允许吧！
比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基本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的说法。但实际写来，却又提前了两年。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个人物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而小说则是从1722年开始。因为那时，皇室的明争暗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表现，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皇族特权的膨胀和官僚机构的庞大，海外接触的频繁……种种情况，都交错在一起。
雍正元年，写曹雪芹十岁，这只是为了使他稍大一点儿，稍稍冲淡他一些早熟的痕迹。另外，雍正元年发生的事情比较繁多，大体都关系到后来情节的发展。为了铺平垫稳，只得先向纵深开拓，这也是不好越过的事儿。因此，在上卷中只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然，如按编年体来算，我再蠢，也不会每年都写上二三十万字的。希望曹雪芹早些长大，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一个伟大人物的小时候，是不好写的。尤其是曹雪芹，写来毫无凭依，而又必须和他的将来处处关联着，也就是要伏见到他的未来。这个分寸，是不易掌握的。我何必自讨苦吃呢？现在，是这样写出来了。但后面的困难仍会接踵而至。本来，在创作的道路上，康庄大道是没有的。这也就得像初踏上月球的月行车，试着前进吧！这里就更需要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使我有信心把他塑造得比较接近本来面目，和读者取得共鸣。
又比如：为了说明曹雪芹幼时受到娇养，我采用了我国传统习尚，给他取了一个女孩子的乳名，叫“占姐儿”。待到稍长，才命名为霑。曹雪芹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后来才以“曹雪芹”为名了。
另外，为了把曹雪芹和曹寅能够具体地联系起来，我塑造了一个可能有的人物——李芸，并使她作为曹寅、李煦、孙文成三家兴衰的见证人。
同时，我使曹雪芹小时到北京做福彭的伴读。福彭曾经是乾隆的伴读。曹雪芹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乾隆时代。福彭很年轻就袭了郡王爵位，同曹家的命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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