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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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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曹雪芹的第二故乡。雪芹诞生在这个“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并在此度过了“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童年。所以，他的朋友、八旗诗人敦敏的赠诗中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句。雍正五年底，曹家被查抄。次年，雪芹随家返回北京。晚年，他“著书黄叶村”，写作《红楼梦》，题曰《金陵十二钗》，“本名”为《石头记》。众所周知，“金陵”是南京的别称，而“石头城”则是南京的雅名，由此可见，南京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红楼梦》中还特意点出宁国府、荣国府是在石头城内的：“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曹雪芹》也是以南京作为一处重要的典型环境的。记得在1985年，我们红学界同仁还联名发出呼吁，希望在南京江宁织造府遗址的大行宫筹建一座曹雪芹纪念馆。但由于其地为南京的闹市区，困难诸多，因此十多年过去了，仍旧是海市蜃楼。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红学界人士不得不把视野拓宽，实事求是地选择了馆址。其实，曹雪芹家在南京的房地产并非只有江宁织造府一处。据继曹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于雍正六年二月写的《细查曹房地产及家人情形奏折》中云：“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一百十四口。”
再看乾隆时与袁枚有过交往的裕端在《枣窗闲笔·后红楼梦书后》中云：“闻袁简斋（枚）家随园，前属隋（隋赫德）家者，隋家前即曹（曹雪芹）家故址，约在康熙年间。”这使我们得知，乾隆年间袁枚的随园的前身是曹雪芹家的曹织造园。陈诒绂的《金陵园墅志》中云：“吴氏园，贵池吴次尾应箕寓金陵，尝言乌龙潭为山水都居，不必造作，而自然风景，遂园于乌龙潭畔居焉。”又袁枚的《续同人集》中张坚赠袁枚的诗序中云：“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这进一步表明，当时的乌龙潭一角即为吴氏园，后易为曹园、隋园，到乾隆十三年为卸任江宁知县袁枚购得，才易“隋”为“随”，营为随园一角。
至于随园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曹雪芹家的姻亲富察明义在《题》诗题下有注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明义还在其《和随园自寿诗韵十首》之一中有句云：“随园旧址即红楼。”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云：“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即余之随园也。”这个问题，目前红学界虽然尚有争议，但对研究曹雪芹江南家世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鉴于南京乌龙潭东首为随园的前身——曹雪芹家园的一角，因此，1992年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南京市旅游局和南京市乌龙潭公园管理处联合在此竖立了一尊曹雪芹巨型石雕像。
近日，南京曹雪芹纪念馆筹备处的严中同志来函告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和乌龙潭公园管理处再次联手，决定在南京筹建“红学大观园”，内含南京曹雪芹纪念馆和《红楼梦》博物馆。去年五月，南京曹雪芹纪念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决定在乌龙潭南侧龟山北麓建馆（乌龙潭与我在《曹雪芹》一书中写到的清凉山毗邻），闻之喜不自胜。此一盛举，得到了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在最近召开的南京市鼓楼区人代会上还被列为该区1996年建设奋斗目标。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工程颇难启动。为此，吁请中央、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拨出一定经费，海内外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共襄伟业，把这一功德无量的事情早日办好，这对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原载《中国文化报》，1996年5月15日）
写在蕉叶上的信
××（单复）同志：
连日秋雨，我在灯下给你写信。今年八月中旬，×××（李白凤）逝世，他的爱人检点遗箧，发现他赠给我的诗：“魏武风流贻子孙，红楼残梦付贤昆……”诗到我手，人已云亡，这般光景，实在令人感动。昨天又收到×××的诗：“三十五年认旧踪，几番浮白几谈红。细论功罪抨兰墅，喜见勾芒生雪蕻……”今天又收到你的信，问我：“石头面目几时开？”……你们对我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这样热情关心，确是对我最有力的鞭策和鼓舞。你问我怎么写？我因病，无法细谈，现在仅就几个问题，来和你商榷。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对于曹雪芹的重视，不断提供和发现有关他的一些材料，哪怕是点滴也好，或是一丝线索也好，都是极可喜的。专家和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也丰富了我对曹雪芹的一些知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指示，使我有了一把金钥匙。这些都提起了我写作的勇气。当然，也有障碍和阻力，比如：江青居然对美国人维特克说什么：“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江青妄想把二百年前的《红楼梦》歪曲成为为她做女皇梦而写的。这种无耻谰言，对曹雪芹是莫大的污辱。康熙、雍正、乾隆的宫廷帏幕，在曹雪芹手中都一一撕碎了，难道江青这个白蚁的小翅还能遮没曹雪芹吗？“曹雪芹的光辉是与世永存的”，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在欧洲，正是从路易十四头上摘下的王冠，戴在路易十五头上的时候。在东方，正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已经入侵印度的时候。在中国，正是西洋传教士和商人已经踏上“天朝”大门的时候。自行船和机器人已经成为皇帝的玩好。最有趣的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英使进呈的机器人，能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字。乾隆五十年经法国人司铎加以改造，能写满蒙文字。在这颂歌的同时，至少有两种相反的东西也随同进来。一种是：发条；一种是：鸦片。这确实是个变革的大时代。它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又是一个阶级大分化的时代。它是一个受孕的时代，又是一个难产的时代。它是一个挥金如土的盛世，又是一个锦绣成灰的前夕。把曹雪芹放在这个时代的旋涡里来写，想来你会同意的。曹雪芹是十分复杂的，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雷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边，他和宫廷斗争噩梦一般纠缠在一起；下边，他和伶人走卒、市井庸夫传奇似的联结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
我想，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在曹雪芹前面有过王夫之、蒲松龄；和他同时代的有戴震、吴敬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树立了崇高的思想典范。还可追溯到更远一些，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关汉卿、汤显祖等，都曾为曹雪芹开辟了道路。然后，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的概括能力。这些人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上，还给土壤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相互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历史发展中的一根红线上。这点则是共同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引一段恩格斯的话：“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因此，怎样来理解曹雪芹和他的时代，我们便不该像老黑格尔那样天真，发现了希腊的“美好的个性形式”便满足了。至于对曹雪芹的历史时代的全面考察，当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却是我们大家必须做的。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就是：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都要多；同时，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随时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使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实际，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能够看到诸如“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看到“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等等以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刻画女性最多的书。曹雪芹甚至把贾宝玉也算在她们的行列之中。按照贾宝玉的排列方法，还把自己放在最前头。这是对的。即使用封建社会的价值来衡量，也是对的。因为贾宝玉是天下“无能第一”，世间“不肖无双”。封建社会把他贬到女性队伍里，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武梁祠汉代石刻上，女娲、伏羲手中拿着的：一个是规，一个是矩，都是工具，我说它是工具，并不是说它们不代表阴阳。人类最早的科学总是和神话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伏羲和女娲都掌握着工具，这是值得注意的。
人类最初的分工，是在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出现的。正如最初的优生学，是出现在蜜蜂的分工上一样。在对偶婚阶段，家庭内的分工，是男人取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女人取得家庭用具的所有权，男人主宰森林，女人主宰家庭。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管理以及继承，一夫一妻制才得以出现。这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生长的公有制的胜利的结果。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进步，但伴随着奴隶制和私有财富的需求，它又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它使两性的关系，成了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女性处在男性的从属地位而被奴役着。
随着继承制度的转移，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继承权，在我国，在大禹时代就确立了。由禹传给了启，一直继续了几千年。神话中嫦娥吞食了不死之药，但她在地上不能长生，只有在碧空中才能长生。这正象征着母系制在地上的彻底的消亡。
婚姻的形式，到达了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形态，包含了一切未来在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对这个细胞形态，剖析入理，就会反映出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而曹雪芹在这方面恰恰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在私有制存在的历史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和被压抑之上。贾宝玉“自甘暴弃”，侧身于女性群中，正是由于情愿站在被奴役、被压迫者这一边，成为一名在“天榜”中的代表人物。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有选择的。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曹雪芹为大观园中的女性控诉，也就是为被压迫阶级控诉的反映。从这开始，展开惊心动魄的历史长河的缩写，便在一座小小的“大观园”里面容纳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我们还要谈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民族矛盾问题。从朱舜水所揭露的统治者巧取豪夺中可以看到，从雍正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中可以看到，从乾隆的毁书、禁书、大兴文字狱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再从旗籍奴隶大量逃亡，从机匠“叫歇”，从农民“闹街”，从兵丁“炸营”这些史实中，都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好好地考察这些，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去找寻决定它们的动力。但是从哲学的意识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事，却是经常被人使用的。
最后，关于曹雪芹的历史趋向问题，也要和你谈谈。以前我看过一位德语作家的小说《乡村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对它的结尾一直不满足，因为他对主人公没有指出应有的出路。我并不是说每篇作品都要这样做，但我对这篇作品，总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曹雪芹》的去向问题，也经常在我脑子里萦回。感谢《废艺斋残稿》的发现，它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它提供给我们的，比凭空虚构的还更富于想象力，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此搁笔。让我借用××最近给我的诗句：“一天翠雨滴蕉叶，半亩芹根透紫芽。”权且把这信当作写在蕉叶上寄给你吧！现在，雨声还在淅沥，窗外茑萝正挂着累累的花蕾呢。我等待你的来信。
1978年9月1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不是前言的前言
写《曹雪芹》这部长篇，工程浩大，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得到、承担得了的，何况我又病得很久呢！生病也有另外一种好处，这使我可以摒挡一切，专心致志地来写作。同时，有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支持和鼓励，只要我敢于做个马前卒，敢于失败，是不妨一试的。
由于时代的悲剧规定了《曹雪芹》的悲剧，因此，离开那个时代来写《曹雪芹》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既没有一部可以依据的清代正史，又没有一部整理过的野史，各个方面都要靠我们共同寻丝觅缝地来探索。对于我来说，这就有一步一个旋涡的危险。但这也是没法避免的事，就如：既然生了腿，总是得走路的。不正是因为走路，才使我们有了两条腿的吗？
历史的足迹和先行者，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贝多芬用眼睛来调音响，为我们作出了音响的画卷。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文化时代的猎手们，用线条为我们谱写了无言的诗歌。古猿是因为食物缺乏才从树上走下来，它们也开始知道使用树枝和石块，来觅取能够补充到的营养……
现在，新的火炬已经点燃了。
先行者的勇气，同行者的暖流，都会不断地增添我新的力量。
因为我是写长篇历史人物小说，不是在写曹雪芹的传记。请允许我对研究曹雪芹和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和探讨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敬意和感谢！因为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给我提供了方便，我要非常珍视和运用这些心血凝结成的财富……
但是，我只是要写出曹雪芹这个人来。塑造人物是要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我是根据这种要求来看待一些素材的。
以此为例，譬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就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历1715年的说法。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部小说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它可以说明下列几个问题。
一、曹颙死后，曹奉旨过继给曹寅寡妻李氏，继织造任。曹寡妻马氏生的遗腹子，就是曹雪芹。这种遭遇对曹雪芹的性格方面，也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必须抛开自己的生母，而要向曹的妻子叫妈妈。这种按着宗法社会的合理安排，对曹雪芹来说都刚好是不合理的。二、曹正于此时袭织造任。这个“织造”是代替明朝十三衙门而设的职位，他既管南方织贡，又兼江南采风，同时，还要探测出江南文化生活和生产面貌来。曹寅的公开身份是监察御史，实际上是皇帝的亲信耳目，也是对南方逸民做统战工作的钦差密使。曹寅死后，康熙对曹颙是寄托很大希望的，可惜他竟早死。曹十几岁当差，曹寅、曹颙所担当的东西，他已有些担当不了啦！因此，他自然会想到，重振家声，再靠荫袭是长久不了的，所以他鼓励曹雪芹要重视科举。这和曹雪芹自幼喜好杂学，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三、1715年上距曹寅之死仅仅三年。曹雪芹受曹寅影响最深，这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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