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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戏讲茶唱门歌:江南旧事里的小民风流-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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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房子的木匠，都是在户外干活。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暖和了，青杏和毛桃正在成长，墙角边开出星星点点的一丛一丛的细小黄花，一派蒸蒸日上。接近中午时，板二爷就在自己的无檐呢帽下衬一张伸出的硬纸，遮挡刺眼的阳光。在我们那里，板二爷的名头是很响的，无人能盖过。某一户人家要起新屋了，就拎上见面礼去板二爷家，把大致的框架一说，后面一切就全听板二爷的吩咐了。
板二爷做事，一切依着老规矩，尤其最是看重上梁的礼仪，这和屋主正不谋而合。上梁放爆竹前，板二爷要亲自爬上高高的屋梁，贴上“上梁大吉”红纸符，再把五尺红布和一副小弓箭挂在梁上。下来后，点燃香火，并向上作拜，转身朝前门一揖，在大门前插一炷香，瓦刀底下插一炷香，开始封梁。然后祭酒，板二爷双手高高举起酒壶道：“一请天地水府，二请日月三光，三请开夯老祖，四请紫薇中央，五请老君先师，六请风伯雨师，七请玄老师尊，八请蒋太真人，九请九天玄女，十请玉皇大帝……有请众神仙众师尊一齐享用！”做一回屋，板二爷可以得到屋主送的一把伞，家里的雨伞堆了半间屋，那是他一生的政绩也是一生的骄傲。
离镇上十余里处的回龙湾有一檀木匠，十分忌妒板二爷，有一次乘着夜色将板二爷次日一早就要架上屋的中梁偷偷锯短了五寸。上梁之前，板二爷眼睛一测，已瞧出端倪，遂不露声色唤过大徒福喜与二徒二来，一番耳语之后，命吊起大梁。板二爷自站一头，将大梁往怀里拉过数寸，两个徒弟在那一头失声惊叫：“梁短了！梁短了！”下面的人仰头望去，果真是差了一截……这是十分忌讳的事，屋主脸上勃然变色。却听板二爷一声大吼：“蠢货！短了何不拉长？”两个徒弟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傻头巴脑地默然猛拉……梁果真一点点地延长，终于嵌入屋架上的卯榫。众人惊愕莫名，风传板二爷有拉梁之术。疑惑不已的檀木匠，对此百思不解，只有登门求教。板二爷黑着一张脸训其曰：“短铁匠长木匠，打铁要短，锯木留长……害人之心不可有，量过还要放一截，不到最后不可锯掉啊……”檀木匠满脸惶愧而回。
第二十四章 葛华的修笔情缘
修钟表的钟国琴是女的，还有一个修钢笔的葛华也是女的。葛华比钟国琴年龄要小，约在二十刚出点头的样子，剪着露出耳朵根子的短发，细窄的鼻梁，尖尖的下巴，透着几分秀气，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正在发育中的十六七岁男孩子。葛华与钟国琴有一点极相似，都是师承家技，跟父亲后面学的手艺，只不过葛华的父亲——那个脸色蜡黄总是不断咳嗽着的人去世有两三年了。葛华接过父亲用过的镊子、皮管、夹套、笔尖模具，还有一大捆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笔杆，在离镇中学不远的三圣坊旁摆了个摊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或者“公家人”的标准着装，就是中山装左胸的口袋里插着一支或两支钢笔。那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是“金星”、“英雄”、“永生”钢笔，使用量最大的当属一种“新农村”牌子的学生笔，像舶来品派克金笔，那是一种极高贵身份的体现，整个镇上恐怕也找不出三支来。金笔与钢笔的区别，就是金笔的笔尖或笔身是14K到22K的黄金，钢笔则是一种合金笔，价格便宜得多。不管哪种笔，使用久了，磨损一大，就会出毛病，比如剐纸啦，漏水或是不下水啦，笔尖打旋笔帽里的簧片松了啦，要幺就是拧开笔帽的笔突然失手落地，笔尖给砸弯了或者分了叉……一旦写不好字，只有赶紧去找修笔的师傅。
葛华经手最多的，当然是“新农村”铱金笔，这是一种比普通钢笔耐用比金笔便宜得多的合金制造的钢笔，笔尖容易损坏。通常的处理，是用钳子将坏损的笔尖拔下，再比照相同的型号挑出一个新笔尖换上就行，但葛华不这样，只要见原来的笔尖没有太大的损坏，就尽量修好继续使用。葛华一丝不苟地打磨着笔尖，她面前的小圆桌上摆着镊子、笔尖模具和一瓶墨水、一团抹布，还有一个看不出颜色的木盒，里面装满被拆开的零零碎碎的皮管、夹套、笔杆、笔胆、笔舌等。葛华从小就在钢笔堆中长大，父亲的工作间里到处都是一些工具和钢笔配件。她印象里，父亲总是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上口袋挂着一支钢笔，戴着眼镜躬身坐在桌子前修理钢笔。那时，父亲和修钟表眼镜的师傅一起在刻字社上班，修钢笔不是立等可取，顾客交了钱，会拿到一张二联单据，上面写有取笔时间。父亲最拿手的技术是点白金，他将坏损的笔尖拔下来，小心地夹到那个方盒子一样的夹具里，点燃喷灯融化一根白金丝，用针尖挑起一点点，蘸到笔尖上，待冷却了，再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好，插回笔杆上，就又成了一支书写流利的好钢笔了。当时也只有金笔才如此修理，为此，刻字社专门从上海买回20克白金，差不多能点好几千次笔尖。
别看葛华只有两三年的修笔生涯，但她那双本该属于一个女孩子的柔嫩的双手，已长出老趼……正是这双手，轻轻一划笔尖，就知道钢笔的毛病所在，几分钟就能把笔修好。修好后，有一些特别挑剔的人会在纸上左写右写，反复试写，只要有一点不合适，葛华就会再接过来反复修理，直到人家满意为止。葛华身后的木架上还有一台非常有历史感的修笔机，可别小看这台机器，这是十多年前她父亲自己掏钱从上海买回来的，当时要一百多元，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这台机器质量很好，一直用到现在，机身多处浸出油渍，经常接触的部位却是磨得光亮亮的。
葛华修过的最贵重的笔，是卖甜酒酿子的张爷当年从美国带回的一支着名的派克金笔。那支黑色派克金笔，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笔尖是一个金黄的大粒子，写起字来，字迹圆润，极其流畅。可惜这笔掉到地面的石板上，笔尖有点折拗了。葛华起先不敢接这个活，张爷却要她尽可放手修，说这笔就像他人一样，到了一把年纪，真要是修坏了，也是天意……何况他一个卖甜酒酿子的老头一年里也写不了几个字，放在家里也就是个不起作用的摆设。这样一说，葛华就鼓起勇气全力以赴修好它。她先用点白金的方法，在上面点了三回白金，一次次仔细打磨。最终，修得和原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让人没想到的是，张爷来取笔时，硬是执意将这支笔送给了葛华。葛华几乎含着眼泪收下。随后，将这支笔和父亲留下的另两支笔放在了一起。父亲的那两支笔，一支是宽尖的派克笔，一支是德国产的细尖笔。
“老锁”是个铜匠，铜匠修铜器不生火，故称冷作。“老锁”本名程少松，早年挑担四处走动，铜匠与锡匠一样也不吆喝，铜匠的担子上挂着许多铜头铁脑的东西，担子在肩头一步一晃，那些物件相互撞击，叮当叮当响声不绝，人们便知道是铜匠来了。于是家里有损坏的铜器，像掉了烟斗头的水烟筒，脱了拎襻的铜脚炉，漏了水的铜水壶、铜脸盆等，还有老式衣柜的铜铰链断了、皮箱的铜包角坏了，都要请铜匠修补一下。有人家搪瓷盆摔掉了一块瓷皮，担心日后生锈穿孔，也拿过来请他修。程少松铜匠担子上带有烙铁和焊锡，烙铁放在人家炭炉里烧红，用砂纸打去瓷盆破损处锈迹，拿一根小木棒在瓶子里蘸点硝镪水涂在上面，烙铁蘸上锡，喇啦一声，瓷盆就补好了。
程少松后来在一个雨天里摔坏了腿，就在码头的渡口边摆摊子，修锁配钥匙，并用白铁皮做了一把半人长的大钥匙挂在摊子上。日子一长，渐渐被人喊成了“老锁”。
“老锁”有一串万能钥匙，不管是老式铜锁还是新式弹子锁，一般情况下都打得开。老式锁不靠弹簧珠子，而由一条簧片绷开卡住，钥匙就是一个长铜条或铁条，顶端“工”字状，套住了锁心里簧片，一捅到底，就开了。万一锁具哪里出现故障给卡住，只要经“老锁”拨弄一下，锁就“啪”的一声被打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弹子锁如果遗失钥匙，可以搞清楚弹子的粒数和位置，按实样另配一把。“老锁”有一大圈用铁丝穿起来的钥匙毛坯，配钥匙时，他那个台钳有了用武之地。小巧玲珑的台钳固定在台面上，把根据锁的槽口形状选出的毛坯钥匙牢牢夹住，“老锁”拿一把三角锉刀，一下一下地在钥匙坯上来回锉削，或轻或重，或缓或急，如同拉弓演奏曲子。很快，钥匙坯上出现错落有致的齿槽，用砂纸轻轻打去毛边，一把新钥匙就出来了。如果你担心这把钥匙万一再丢失了又要抓瞎，“老锁”就会将多把毛坯钥匙同时夹在台钳上锉，配出一模一样的“多胞胎”。
锁匠们最为看中的硬功夫，是开锁的技术。“老锁”开锁的手感不是太好，有的锁里面只要多加了些机关，对他来说，就不是那幺容易开了。例如那时有一种“马头”牌铁锁，里面有几个凸出的蘑菇头冒充弹子，工具探进去了常会被混淆，找不到弹子，不能有效地避开一些人为的干扰，就不能清晰地找到路径把锁打开。在机械原理过于简单的老式锁日渐被淘汰的情形下，新锁总是越来越多，锁具不断更新换代，“老锁”也就有了很多力不从心的时候，对于一些新锁具，确实没把握一定能打开。
锁再难开，也不比人心难测。“老锁”说他最害怕的事，就是被盗贼们利用。平日里，他除了苦练开锁的技巧，就是观察自己的客户。有一次，一个鸦片鬼一样的家伙拿了一团打上印记的橡皮泥来配钥匙，他仔细查问，果然发现是个盗贼。平心而论，那时的锁，防盗性都不是太好，而且许多锁的钥匙孔就开在锁腹上，用卡子轻易一拨就能打开。
“老锁”爱下棋，他身后不远处，就是杨开三的茶叶店。生意清淡时，“老锁”熬不住就丢下摊子跑到茶叶店里跟杨开三杀棋。来来来，我来喂你马屎！“老锁”揎拳捋袖子说。好好好，看谁喂谁马屎……杨开三笑容可掬地应战。有时下着下着，眼看天就要下雨了，“老锁”说下完这盘就回家吧。杨开三说：你又没带雨伞，怎幺回？果然，很快就风雨大作。两人一连杀了好几盘，那雨才停。杨开三说，天好了你回去吧。“老锁”却说，雨都停了，我不急你还急什么？然而两人棋品都不是太好，都喜欢悔棋。下到关键处，常常是一方要把走错的子拿回，一方按住手不给反悔……甚至要到对方的手心里去强抠。最后，总是闹得互揭老底不欢而散。有一回两人下得正酣，那边来了人要配钥匙，“老锁”连叫不急，说这盘下完了就来配。那人也正是个棋迷，就过来看，哪知这一看就没完没了。直到尿胀了到一旁小解，回来后，两个下棋的都不见了，四处一看，原来两人在门后面扯着手臂夺车。
传说“老锁”在乡下跟一个寡妇相好，他那腿，就是翻寡妇家墙头时跌坏的。他和寡妇最初相识，说来颇有趣。那天他挑着铜匠担子在乡下转，看到村口一户人家的门上挂一把老式铜锁，竟然是把几乎失传的撑簧鱼锁，一个弯曲插簧从鱼口入，开锁时钥匙中线要正对鱼唇，稍有点歪斜就打不开，这锁又叫“百子锁”。有点激动的“老锁”，就在心里留意了。出了村子，是一截山路，路旁，一个模样还算俊俏的女人独自在割草，一把镂花镶嵌样式古怪的铜钥匙就挂在她裤腰带上。这女人割着割着，抬头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男人眼睛直勾勾朝她裤带那里看，心里害怕起来，转身走开，“老锁”就跟了上去。女人加快脚步，“老锁”也加快脚步。女人跑，“老锁”也跟着跑。到了半山腰，女人跑不动了，气喘吁吁地坐在石头上说，你想干什么？“老锁”说我想看看你拴在裤带子上的东西……就是那钥匙。女人长吁一口气，说，就是为这个呵，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你想……想抢我的镰刀呢。
可是，一直到那女人另行嫁了人，“老锁”都未能将那把“百子锁”的奥秘解开。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呼为项叔。项叔是个刻章的，因为手艺好，生意一直不错，上门刻章的人络绎不绝。项叔原是书店里店员，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喜欢雕雕刻刻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原单位转行加入刻字社。因为刻字社是个松散的行业联盟结构，不久，他就租了间屋单独经营。门脸小，靠的是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生意倒是特别好。单位公章、个人私章……项叔不知刻了多少，小小图章红火一时。项叔刻章那是一手绝活，各种字体，规格大小、阴刻阳刻、正刻反刻均娴熟于胸。
那时，私章就是身份的象征，领各种票据，领工资，立字据，样样都需要盖章。就连邮递员送邮件，特别是送汇款单和包裹单，大声喊着收件人名字，同时会补充一句：“把章拿来敲一下！”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私章，可以说是万万不行的。
项叔刻一个私章五毛钱，一个公章一元二角。没有介绍信和证明，公章和专用章就不能随便刻。刻章的材料很多，牛角、象牙、玉石、铜、有机玻璃，不同的材料，要用不同的刻刀，把握好不同的分寸，其软硬粗细都不同。刻好一个章后，项叔仔细地把笔画间的细屑清理干净，又反复端详一会，才收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印泥，认真地拓了拓，然后在一个小本子上盖了个样章。如果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妥，如笔画间拖泥带水或笔画粗细不一，便立即修正，直至调整到自己满意为止。
刻章不光要懂得锉刀、钝刀、切刀等刀法，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书法功底，简体、繁体、楷书、隶书、行书等基本字体都应该掌握，这样，刻起来才得心应手。时至今日，就我的审美与修为看项叔留下的几枚篆章，还是很有些汉印的味道，工整而严谨，只是稍嫌受制于规矩而放任不足。毕竟，他只是一个街头刻章的手艺人，而不是篆刻艺术家。作为一个谋生的行当，刻章与书法篆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图章也追求艺术的完美，但更注重于写实的创作与模仿。我父亲有点书法和冶金石的功底，他与项叔能谈得来，多是谈一些笔画钩带方面的感受与技巧。
项叔的刻字铺也在幸福巷内，与李梅村的年画店是斜对面。里面陈设很简单：一个镶着透明玻璃的柜子，展示着一些不同质地和字样的印模及材料，供顾客对比挑选。一张带抽屉的桌子上，放着刻刀、粉刷、印模、印泥、砂纸等工具，刻床是一个长方形的匣子，印章坯子放进去，拧紧两头的螺丝，就固定了。浓眉毛青下巴的项叔，两眼有神，腕力更是骇人，抓一颗核桃在手心里，稍稍一使劲，核桃就碎裂了。在刻章这个行当里，看一个人的腕间运力，就可以知晓其雕刻功夫的高低来。
通常，一位顾客来了，自己挑选出章坯，圆形的、方形的、长条的、扁的，全凭自己喜爱。只要大致交代好要义，接下来，就看项叔干活了。先将章坯打平，随后便是写反字。把章坯在宣纸上按个印，然后在上面用毛笔蘸墨水写好字，顺着印记按在章坯上，再用半湿的软布轻轻地按章坯上的宣纸，直到宣纸上的墨水印到章坯上，这样就可以开始刻了。刻章是精细的活，点画之间，稍有闪失，轻则材料报废，重则伤及身手。刻刀有尖口刀和平口刀，皆锋利异常，运刀要稳、准、狠。先用刻床把章坯紧紧固定，屏气凝神，集中精力，一气呵成。刀法、笔意统一时，一件佳品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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