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戏讲茶唱门歌:江南旧事里的小民风流-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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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爷有一间砌得严严实实的大柜子一样的仓屋，下面是个能烧火的炉灶。张爷把糯米洗净蒸熟，再用清水淘成清清爽爽的颗粒状，等沥干了水，倒入一个大盆里。半温半凉时拌入捣成粉末的酒曲，再一勺一勺挖了，装入一个个比碗稍大一点的紫黑陶钵里，四周抹平实，只在中间留一个锥状的洞，稍许泼上一点温开水。目的是让水慢慢向四周渗，可以溶解拌在米中的酒曲，有利于均匀发酵。拌酒曲的时候，如果水放得太多，形成“跑酿”，最后糯米是空的，不成块，一煮就散。如果发酵过度，糯米也空了，全是水，酒味过于浓烈；发酵不足，糯米夹生粒，硌牙，甜味不足，酒味也不足。张爷将那些陶钵摆满仓屋的横档隔层，上面搭好遮尘的布帘，关上防鼠的栅栏门，就算完工。冬天时，就在仓屋下面的炉灶里生火，用炉灰压上一截半燃的柴蔸，能保持一天一夜的室温。在几天的等待中，随着渐渐发酵，有一股诱人的甜香不可遮挡地散发出来。陶钵中间那个孔洞会渗满清亮的汁水，映得钵体泛出湿漉漉的幽光……这就是甜酒液，闻那味道，就知道好醇润呵。酒液越渗越多，最后那一大团缠结成饼状的酒酿子就浮在酒液中了。

做酒的糯米，张爷选的一种叫“白壳糯”，粒形饱满，蒸饭不黏，出酒香醇。梳着巴巴髻的张奶奶，总是坐在小凳上对着一簸箕糯米，将混在其中的稻壳、稗子、砂子还有碎米粒仔细拣出来。张爷住的那幢老屋的后院里，一字排开四棵高过屋顶的桂花树。每到深秋，枝丫间一片金黄，醉人的醇香传出几里路远。张奶奶把家里所有的被单都拿出来，铺在树下。微风起处，花落无声，一天下来就能收满好大一堆桂花，洗净蒸透，放太阳下晒干，拌上白糖腌入一口大缸里，就成了糖桂花。无论是做酒还是下酒酿子时放上一点，黄色的桂花在酿汁中起起落落，啜一口，那味道真是轻盈香远唇齿留芳呵。镇上人都知道张爷做的酒酿甜美芳醇，令人陶醉，许多不善饮酒者单独买回甜酒液灌入瓶子里，当做酒水，即使不在年节的日子里亦可自饮自乐。到了腊月里，常有人上门来买一些带桂花的酒糟回去糟鱼糟鸡，糟猪头猪大肠，糟出深红酣畅的色泽，蒸在饭锅里，热气上来，酒香肉香就缠绕其上，未至上桌，已酿醇一室。

听人说，张爷是大户人家子弟，年轻时迷上无线电，抛妻别子到欧洲学电讯，抗战时回国的，怀着梦想去了重庆大后方，以后留在上海闯荡。其间一波三折难向外人道，最终凭着精湛的技艺，连卖带修理在上海滩开了一家电讯器材部。解放后，他拥护新中国，抗美援朝时捐钱捐物，是个运动积极分子……然而有一天，噩运突降，张爷的一个朋友带了个老头去投宿，作为主人，自然热情招待。谁知那老头是个有血债在身的逃亡地主……张爷一下子就倒了霉，因留宿反革命分子而被审查，判刑，坐牢。出狱后，上海不给留，遣返家乡原籍劳动改造。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约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二年，从上海发来一份协查通报，要求秘密查找一个叫张安国的人。此人曾为当时帮助中国人抗战的陈纳德的飞虎队工作过，成效卓着，所以美国人记住了他，并为他建立了详细的档案。这一回，从大洋那边过来一个经贸友好访华团，那个团长提出一定要见见当年的战友。镇上革委会头头脑筋算是转得快，立刻想到这“张安国”一定就是卖甜酒酿子的“张爷”，赶紧通知人去接。很快，张爷和张奶奶一起被专车送去上海。

那正是桂花开得最芳醇酣畅的时候，风起花落，却没有人来收拾满地的落花，真是可惜了。

在我们那里，馄饨被称做“饺子”。不知为什么，下“饺子”只有担子而没有铺子，一年四季，“饺儿担子”可算是街头最寻常的风景了。乡下唱大戏、放电影、玩灯、赶庙会，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肯定就有下汤圆下馄饨的担子。担子的一头，下面放着干燥的木柴，上面是烧柴炉，炉子上放着一口锅，锅里是待开或已开的沸水。担子的另一头，是个简易的柜子，里面盛有碗、铁丝爪篱、勺，上面放一方形盘子，里面摆放着包好的馄饨和没有包的馄饨皮、肉馅、葱、胡椒、猪油、酱油、醋之类。翟大贵挑着这样的担子，平衡的功夫极好，不要手扶，手里拿着两块竹片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敲打，人们听到这种响声，想吃馄饨的人会闻声而来。有时他也把担子停放在街头巷尾，手里竹片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响声：“嗒，嘀嗒，嘀嘀嗒……”

翟大贵家从爷爷那一代起，就靠下馄饨谋生了。翟大贵四十来岁，面色不错，却顶着一头早白的头发，说话声音麻沙，是因为小时得百日咳把嗓子咳坏了。深夜街头昏黄的路灯下，总能见系着围裙的翟大贵在躬身打理着。那担子的一头柴火红红，上面锅里热气腾腾，另一头的极小的案板上码放着油瓶、馅碗、皮子以及包好待下的成品。旁有小桌小凳，有人过来，招呼一声，或是抓一把成品下到锅里，或是现包现下。翟大贵包馄饨手法极快，左手托皮子，右手小竹棒挑点肉糜往上一抹，手指捏着一窝，扔到一旁。再看这边锅里，水滚馄饨浮上，反复几次，皮薄能看到馅心的一面朝上，必熟无疑。几分钟光景，一大碗热气腾腾、汤波荡漾的馄饨就下好端上来。这种皮子薄到透明的小馄饨，只需嘬吸，入口即化。那香气，那暖暖的感觉，总能诱惑夜归的人。

翟大贵的家，在一幢带天井的老旧的大屋里。有时阴雨天不出摊，不少人会拿着大号搪瓷缸或是端一只小锅穿堂入户去他家中等候。去早了，看他剁馅打皮子，也就知道其中是很有讲究的。馅要用当天宰杀的猪前腿夹缝肉，八分瘦两分肥连筋带绊的，若是纯精的后腿肉反而不好。头发雪白的翟大贵，双手各持一把刀上下翻飞，直把一小钵子肉剁成肉末。再用一根圆筒状的棰棒敲打，肉打得越久，越熟，越打越膨胀。打到最后，喷起的肉茸会起丝，极“粘”包馄饨的竹棒。擀面皮的是他老婆，一个穿着碎花旧衬衣、头发总是有点凌乱却不掩姿色的小个子女人。擀面皮要入碱，分量掌握不好跑了碱，在猛火沸汤里一煮一冲，馄饨就会破皮。擀面时加入鸡蛋，能擀出最佳效果，所谓“薄如纸，软如绸，拉有弹性，吃有韧劲”，就是这效果。这边，翟大贵老婆把擀好的皮子垛起来，拿刀切成二寸见方若茶干子大小，一般十张皮放秤上称一下正好一两，再裹进一两馅心，便是一客小馄饨。人家都说，翟大贵一家人个个细皮嫩肉水色好，就是自家小馄饨喂出来的。

可是，小馄饨不似水饺和面条，不是用来撑肚子的。吃这种小馄饨，纯粹就为了味道，为了享受那碗热气腾腾的鲜汤——不求吃饱，只求口味。小馄饨要的是皮薄，肉馅不能多，多了就荒腔走调不是那味儿。小馄饨汤水甚为重要，先在碗里放好盐、酱油、猪油，用开水冲兑，以免汤水混浊，再用笊篱捞入小馄饨。十个似穿了柔软蝉衣的小馄饨在碗里还轻轻地打着转，几棵嫩绿的小葱撒在上面很是养眼好看，用汤匙稍稍搅动，但见一片片羽衣缥缈，裹一团团轻红，上下沉浮漂摇……舀上一个吹一吹，牙齿轻轻一扣，满口的汁水，真上香鲜透骨！

翟大贵的大女儿叫大玲子，细细的腰身如柳枝初舒，衬托得胸脯越发饱满，水汪汪一双大眼，像有许多缥缈的花瓣在里面轻轻打着旋。大玲子平时在家搭帮着做一些剁馅打皮子的事，顺带去供销社的肉案上取取肉，去粮店里买回一袋两袋富强粉，也没有多少事可做，难免时常坐家里一只手斜支着腮帮发呆。那时的春天，花事格外繁盛，槐花、桃花、梨花，远郊近野的油菜花，以及河滩上林林总总不知名的野花，会让整个城镇置于浓郁的香馥之中。

大玲子端一盆衣下河，河埠头上排满了声声捣衣的浣衣女，河面上有连成长阵的竹排顺流而下，排上搭着小棚，有人有狗，还有袅袅升起的炊烟，荡漾着粼粼的水波，在春天的暖洋洋的阳光里，很容易把身体深处某种躁动的欲望唤起。那些竹排木筏都是要漂向下江的大码头去的，不知为什么，有时却会在镇尾的河湾里停上许久，一些裤管挽得高高露出小腿上鼓绽腱子肉的年轻人，就会走到街上来买买东西，理个发，寄封信，东游游西逛逛。自有那长得潇洒念过书模样的，让大姑娘小嫂子看着眼热，会主动找他们搭话：“小哥哎，排上闷得慌吧……”“小河放排大河淌，小哥哥今晚歇哪嗒呵？”“大河涨水小河满，哥哥我今晚歇在柳树湾……”这样的对话，听起来有点油嘴滑舌，但又像对歌一样充满情调。

大玲子失踪了，上午去河埠头洗衣，就没再回来。同时失踪的，还有姚篾匠家一个叫春香的侄女儿。那天下午，翟大贵没有出摊，领着他老婆来到姚篾匠家，一干人紧张而神秘地商量着如何去把两个女孩找回来，推断她们肯定是跟着放排人一起走的，因为这种事前些年已出过好几回。翟大贵去镇上开了一张证明，和另一个年轻人连夜去往下游追，但人家要是不停排，靠不了岸还真有点麻烦。过了两天，姚篾匠侄女儿春香被追回来了，大玲子却没回。问翟大贵话，翟大贵却埋下头什么也不说，任他老婆在一边哭哭啼啼的。

翌日一早，翟大贵将他停歇了三天的“饺儿担子”又挑了出来。

镇上有好几家养蜂的，大多是土蜂，即中蜂，没有意蜂。那一年暮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一窝蜂，嘤嘤嗡嗡的结成一团，停歇在我家隔壁驼叔后院的老槐树上。驼叔把一顶草帽抹满糖浆，扶着木梯躬身爬上树，小心地将蜜蜂引到草帽上。捧着沉甸甸的草帽从树上下来，又让驼婶拿出家中蒸饭的木甑，在内壁涂抹上糖浆，然后轻抖草帽倒进蜜蜂。驼叔家里原本就有一桶蜂，加上那桶蜜蜂，几年养下来，最后变成了六桶蜂。驼叔夏天在桶下盛盆凉水降温，冬日用旧衣破絮捂紧蜂桶保暖。蜜蜂多了起来，飞来飞去，进进出出，有时还落在人头上或肩上。

驼子通常都瘦小，但驼叔却身架高大，一张门板样阔背约有十五度的弯曲，不算太驼。驼叔二十多岁时得下强直性脊髓炎，两腿关节又红又肿，整天弯腰支叉着两只长手臂，像个大虾公，痛狠了就吃止痛片，省里大医院都没办法治。家里人甚至找“圣姑娘”来看过，“圣姑娘”指着院子里一棵极弯曲的柳树说，马上把这棵树砍掉！这当然是扯淡，家人遵其言砍掉树，驼叔的身子也没有变直……最后，中医师刘延庆出手，说是死马当活马医，先是泥炭疗法，将泥土块在火中烧成黑黄色，弄成湿泥包在两腿膝盖上，坚持一段时间，比吃药好。接着又让蜂子蜇，叫以毒攻毒。第一天两膝上各搁一只蜂，以后逐日加一只，至第十天用十只蜂，连续蜇了两个月。五六年过去了，能起床能活动，驼背也渐渐硬朗起来。

每年春冬，驼叔在家各取一次蜂蜜，分春糖和冬糖，每次能取到一小桶。驼叔打开圆桶，拿出爬满蜜蜂的蜂房，把蜂房中含蜂蜜量较多的部分切割下来，然后双手用力使劲捏，蜂蜜就会从手指间源源不断流出，滴入放好的小桶里。驼叔做这些事时，总是赤膊上阵，许多蜜蜂就歇落在那张弯曲的光背上，爬来爬去。身有异味易激怒蜂，驼叔就故意在口里嚼葱蒜招蜂蜇刺，给自己治病。

春寒料峭，有的蜜蜂就迫不及待出外采蜜了。但往往刚飞回就冻僵在大门前，驼叔一只只捡起来，有时要捡起一大碗，再小心翼翼地放回蜂桶里。他真是很爱它们。到了人间四月天，街头街尾人家院子里的桃李杏花和郊外的油菜花竞相绽放，紫色的泡桐花，像小喇叭一嘟噜一嘟噜挂出，在春风里摇曳，更有叫不上名字的小野花，或金黄，或雪白，或嫩红，一片片一簇簇，浓浓淡淡地开放，浓浓淡淡地香。蜜蜂们飞进飞出，一派繁忙景象。

蜜源旺盛年成好，一窝蜂里诞出新王，蜜蜂就要分家了。驼叔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新王捕获，否则，它们将很快飞离暂时落脚筑巢的地方，抱成一个巨大的团，携着新王消失不见，成为某处林子里的野蜂。驼叔捕捉分离出去的蜜蜂的方法，既像在冒险又像在表演：拿来一个篾编的喇叭篓子，在里面抹上少许蜜，然后扶着木梯靠近蜂群，一手持篓对准蜂群，一手像扒稻米一样朝里赶，最后拿下新王即大功告成。说来也怪，如果别人这样干，准会被蜇得一塌糊涂，但在驼叔的手底，蜜蜂们无比驯服，任凭摆布。

驼叔说，蜜蜂你不去惹它，它不会蜇你。因为蜜蜂蜇人后，它自己也活不成了。有一回，不知为什么，一只蜜蜂在我手背上蜇了一下，那有倒刺的利箭扎在肉里，在皮肤上留下一个黄色的芝麻大小的脂肪点，还会动，那正是一小截被拉出体外的肠子。我叫痛不迭，驼叔走过来安慰我，说我这辈子不会得风湿病了，蜜蜂给我打针种了疫苗。

蜜蜂和人类一样，有着极其合理的社会分工，有的专采花蜜，有的专衔水，有的专搞卫生，有的专当保姆，有的专站岗放哨。每个蜂巢里都有一只蜂王，蜂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什么也不干，只管生儿育女。一旦蜂王离开蜂巢，一箱的蜂会跟着走完。站岗放哨的蜂责任重大，每有强敌来袭，它们就要义无反顾冲上去，以命相搏。但袭来的如果是马蜂或虎头蜂，它们几无还手之力。马蜂有小指头粗细，屁股和腰上黄一道红一道的，飞行速度特别快，那些站岗放哨的蜜蜂太可怜，经常看到它们被块头大得多的马蜂捕食。

于是，驼叔鼓励我们捅马蜂窝，传授我们捅马蜂窝的经验。其实不被马蜂蛰到很简单，先是不能让马蜂注意到你，一旦暴露就玩命地跑。驼叔说不管什么蜂蜇人，总得要停歇在你身上才行，你飞速狂奔，它就没法扎下针。但我们谁也没有一路狂奔的本事，给马蜂追撵真的好恐怖，最好的办法就是往水边逃，一个猛子扎到水底躲起来。马蜂的家族特别庞大，大的一窝蜂，总有成百上千只。它们的窝挂在树上或是屋檐下，有时也悬吊在人家烟熏得略微泛黄的木梁上，像个葵花盘子，撕开来，里面有好多白白胖胖的幼虫，有手指头粗，蠕动着。我们开始不敢吃，嘴里总是爱叼着一根草棍的驼叔就让我们抱来干柴，烧得啪啪炸，我们就吃上了，又香又脆，味道果真不错，只是蛋白质超高，是大补之物，吃多了流鼻血。捅下来的蜂窝，驼叔会拿回家泡药酒，据说也是“很补的”。驼叔抓住一只马蜂捏在手里，它拼命挣扎，屁股上的箭一伸一缩不断地抽动着，有米粒那幺长，朝不同的方向寻找攻击的目标。我们亲眼看着驼叔将那只马蜂放到自己裸露的膝盖上，马蜂屁股往下一沉，就将一根刺扎进穴位了。驼叔闭着眼，一副很享受的模样。我们知道，蜜蜂的细刺对他来说已不起什么作用了，只有给马蜂蜇着才过瘾。

为了治病和保住家中的蜜蜂，驼叔到处捅马蜂窝。只要看到一只马蜂，跟着它，就能找到它的窝。驼叔自己不怕蜇，还传授我们一套防蜇的“魔法”：给我们每人一把洗净的七星草，放嘴里嚼。“生嚼七星草，可以解蜂毒”，说只要一直咬着自己的舌头不讲话，马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