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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戏讲茶唱门歌:江南旧事里的小民风流-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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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一中年人因“砍头痈”就诊，紫红色的脖子肿得比头还粗，躺不下，睡不着，伴有高烧、恶心。“膏药刘”一边给他切开引流，一边外用金黄膏拔脓、消炎膏消肿止痛、玉红膏生肌长肉，同时口服“仙方活命饮”中药煎剂，半个多月就痊愈了。一杨姓少年患小腹疽，肿硬十五天之久，昼夜号叫，声彻邻里，被其父用板车拉到县医院治疗，医生要他住院开刀，后经人介绍用膏药治疗。“膏药刘”看后，一摸红肿部位还不烫手，只是四周疼痛，并牵引腿疼。遂做了一张膏药，贴于患处，又嘱内服六神丸。不多天，患者的肿痛就消失了，一共只花了七八元钱。又有屯溪人吴某，左腿膝下外侧漫肿不红，却疼痛异常，寒战高热，经注射青霉素不能减，复经当地乡医火针扎刺，以致患处肌肉坏死，皮肤焦硬如黑壳，敲之嘎嘎有声，其势已十分凶险……“膏药刘”接手后，以猪蹄煎浓汁淋洗，涂生肌玉红膏，一日三次，并用大定风珠加海参、淡菜，刮蒌频频煎服。逾三日，患处软溃，再换上以八宝生肌散为方加减专制的膏药外敷，专服刮蒌一味药，半月即告愈。
“膏药刘”不像有些老中医，只教操作，不教配方，他熬制膏药时，从来不避开我，这让我打心里感激他。
“膏药刘”住在医院后面的筒子楼上，房间里只有几样简单的家具，唯一值点钱的就是两个青花的茶叶罐，里面装着麝香和冰片，那是他有限的一点私产。“膏药刘”还有一件宝贝，是一辆铜制的自行车，据说是二战时期的美国货，全重不足二十斤，系当年放鸡药时十分新潮时髦的交通工具。他的老伴，早年出身青楼，外貌十分清雅整洁，一头银发总是收拾得纹丝不乱，尤能烧得一手正宗维扬菜。“膏药刘”平时少语，但与老伴相守甚得，颇见童趣。
一日，“膏药刘”感染风寒，旬余竟成沉疴。我们赶去探视，问如何？断断续续答：“北山……倒了庙，只、只剩得南兽（难受）。”至夜，竟发“呃喽”“呃喽”连声。其老伴曰：“老东西，你制了一辈子药，咋还刮蒌、刮蒌的放不下……”闻言，“膏药刘”一笑而终。
两老人无后，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继逝去。现在到哪再去找这样有经验又特别敬业的老药工呢？
一直忘不掉“膏药刘”曾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某老者病危，叫儿子赶紧去请郎中，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好郎中来。儿子说不知道哪个郎中好。父亲说，你到他诊所门口一看就知道，门口鬼多，说明郎中诊死的人就多，门口鬼少，郎中诊死的人就少，你最好找个门口没有鬼的郎中来。儿子寻寻觅觅到处找呀找呀，发现几乎所有的诊所门口都挤满了鬼……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门口只有一个鬼的郎中，将他请了来。没想到这郎中三下两下就把老人诊死了。悲痛不已的儿子问：我明明看到你家门口只有一个鬼，你怎幺就把我父亲诊死了呢……郎中说，你不知道，我今天才开的业呀。
“膏药刘”宁肯做了一辈子药工，也不愿坐堂主诊内科诸症，或许，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外地人口中的老虎灶，我们喊做水罐炉子或茶水炉子。也就是个临街的大炉子灶，灶前有一块石板，叫水柜台，打开水时水瓶水壶就放在这上面，下面为进风口和出水口。灶面中间安置好几口生铁罐子——水吊子，旁边有一口半人深的桶形焖子锅，快有一米的直径，用来预热冷水，水吊子里水打去了多少，就从这口大焖子锅里补进多少。灶台一转身的地方，靠墙是一排大水缸，“挑水老王”每天从河里挑上来十多担水盛满每一口大缸。梅雨天山里的水下来有点混浊，就拿一根有孔的里面放了明矾的竹筒插缸里用力搅动，水质很快就会澄清。地上一天到晚都是湿漉漉的，垫着几块砖头防滑。靠烟囱这边的灶门旁墙壁被熏得黑黑的，一个似乎随时要散架的杂木做的门几乎就没见关过，敞开的门口总不时飘出一阵阵白色的水汽。
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就开在东门巷子口。来打水的都是些寻常百姓，市井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头没有忧愁烦恼时，日子就像街巷里那旧得亲切的排门。陶四九很爱整洁，衣服洗得发白，腰间扎着蓝布围裙，本是方平的脑袋，两边的头发因为睡觉的缘故，紧贴头皮，顶上的头发被挤压成尖三角，样子有几分滑稽。他老家是南通那边的，解放前就来我们这里烧水罐炉子为生。夫妻俩操一口已经改调的苏北话，由于为人厚道，人缘很好，街坊邻居常常利用泡开水的辰光和他们拉拉家常，说说笑笑。灶台后面的一边厢房里摆放两张方桌，每天都有一帮老茶客围坐一起，各人捧着一把紫砂壶，泡上开水天南海北聊半天，就像一个小小的茶馆。
大清早，街坊们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拎着水壶、热水瓶，到陶四九水罐炉子上打开水。有人更养成习惯，每天一起床就抓一撮茶叶投入茶壶内捧到灶前去泡“头开”，然后顺便在近旁买些烧饼、油条、臭干子什么的回到家，洗漱后，慢慢地过茶瘾、吃早点。黄昏时分，炉子前的灯光在水蒸气笼罩下朦朦胧胧，此时正是炉子上最忙的辰光，打开水的人甚至要排队等上好长一段时间。到晚上，夜更有点深了，总还有些刚下晚班的街坊来打水。冬夜临睡前，家家户户都要到炉子上提点滚烫的开水回来，洗脸，烫脚，灌满汤婆子，然后再将汤婆子焐进被窝，寒冷冬夜里暖一枕好梦。斜对面的老弄堂里，住着九十岁的孤老太黄奶奶，每天抖抖索索地挪动小脚跑两趟水罐炉子，看了叫人心拎拎的，于是陶四九老婆每天为黄奶奶上门送四瓶开水。修伞铺的吴大郎患小肠气，下身拖着硕大的累赘，不好意思进澡堂子去洗澡，他老婆香香就三天两头来灶上灌开水，洗个热水澡，净身而且活血。陶四九甚至还从乡下弄来一种专治小肠气的偏方，嘱咐香香每次洗澡撮点药放水里熏熏，使得吴大郎多年的痼疾慢慢地稳定了。
陶四九夫妻俩就这样一年四季地忙着，不管刮风下雨，也没个休息日，起早摸黑，挣个辛苦钱，十分不易。因此，他们一家特受四邻尊重。当年每瓶开水是一分钱，如果包月还可优惠。灶头上一共有六口生铁吊罐，哪一只吊罐里水响了，水开得泡泡翻，陶四九一手持漏斗一手拿水端子，一水端子灌下，正好满满一热水瓶。陶四九用火烙铁烫了许多竹水筹，灌一热水瓶水一根水筹。我家到他那里一买就是几十根。
那时候家家烧的是缸缸灶或者煤炉，要生火烧水不是想快就能快的，所以赶时间的第一选择就是拎着热水瓶去打开水。拎在手里的热水瓶大多是竹篾壳的，高级点的是铁皮壳的。若是自家的热水瓶不够用，或者图方便，也可以租用灶上的篾壳热水瓶，租金每月一角五分钱。不过，如果你有急事来不及回家拿暖瓶，临时借用，则不收费。去打水的时候，倘若陶四九正弯腰撅屁股地忙着给灶膛里添柴火，你尽可自便，拿起水端子自己动手灌满，再将水筹丢进灶台上的小铁盒里。若是陶四九临时有事出去一会，稍招呼一声，就有街坊过来帮忙照料，常有人把自家散架的木凳子、竹椅子送去灶头做燃料。
陶四九养过两个儿子，头奇大，两眼间距远，四肢短小，都是约在三四岁就死了，听人说因为夫妻俩是表兄妹才结出的这苦果。后来又一气生养了三个女儿，怕留不住，就听了算命王瞎子的话，抱到船上，请行船的船家用大碗盛一盛……所以分别被叫做大碗、二碗、三碗。三个“碗”皆水灵活泼，人见人爱，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都在镇上小学念书。只要是晴天，三姐妹放学后，总要去河滩上拾一大捆柴火，有时也会拖回一棵被水流冲下来的枯树。那处河滩是个很美的地方，绿色的草坪覆盖着潮润的地面，赤脚踏在上面软软的，柔柔的。水边茂密的芦苇丛在风中轻快地舞动，发出一种神秘的飒飒声，柔和而静谧，仿佛来自天际。芦苇的下面，清澈的水可以映照出人的影子，里面有灵巧的水鸟快速跑过，和一些游鱼打出的水花。
我上四年级的那一年梅雨初夏，三姐妹在河滩上拾柴时，上游水库放水泄洪，大水突至，卷走了那个有一双月牙似的眼睛的最小的三碗，同时卷走的还有一个摸螺蛳的老头……两天后，老头的尸身在下游一个深水区捞到，但三碗却一直未露面。陶四九和他老婆就站在堤岸边泣血喊，三碗啊，你再不上来，我们心都要碎了……你还要折磨我们吗？据说，话音刚落，就看见一个小小的尸身缓缓地浮了上来。
从那以后，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就不再烧柴而改烧煤了。。电子书下载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陶四九享受起了内查外调的待遇。炉子给封了，打不上开水，好多人家生活大受影响。卖牛肉脯子的根泰大爷领着人找到镇“革委会”，说明陶四九从苏北过来时只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孩子，不可能是逃亡地主和历史反革命什么的。根泰大爷是老军属，两个儿子都在部队当干部，说话有分量。不久，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又生火冒烟，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第二十一章 『挑水老王』王大仁
早先，小镇邮局门前有个代写家书的，叫王大仁。一张放着墨水瓶子的黑旧的小桌，两把小竹椅，对面而坐的，多是些拄拐杖的老头老太和一脸苦相的农村妇女，你讲我写，聚精会神。由于写的大都是山长水远的家书，有时，讲到思念或是伤心处，不免泪水涟涟，王大仁便住笔好生安慰几句。等一封信全部写完，再通读一遍，主顾面露满意之色，点头认可，这才封了信口，贴上邮票，投入邮箱。
“文革”来了，邮局门前不见了王大仁。王大仁胸前挂着打上红叉的木牌，每天早上低着头跻身于街头“请罪”的“牛鬼蛇神”队列中。由木牌上我们方才知道，王大仁原来是个“右派分子”。
家书不让写了，而且勒令必须去干重体力活，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王大仁只得选择卖水维生。王大仁找来几层厚布粗针韧线纳成半月形垫肩戴在肩上，以保护肩头衣服不被磨破，脚穿防滑的草鞋，一根扁担，担着两个水桶，桶里浮块小木板，可防晃动时水泼出。在河沿跳板上取了水，踩着石级，一步一步从河底艰难地挑上来，走完那段水巷子，穿街入室，再倒入用户家后院厨房水缸里。水巷子自河底便由一块块条石铺上来，头顶是人家的楼板，两边窄窄的石墙缝里长满叶片肥绿的虎耳草，阴寒袭人。水巷子名字的来历，不仅仅是因为长年不散的水汽，还因为它是那一截街道上人挑水的必经之通道。
王大仁成了人们口中的“挑水老王”。这样的称呼，或许同我们许多人早年都曾唱过的一首儿歌有关。记得那儿歌是这样唱的：“海螺过江，踩到泥鳅；泥鳅告状，告给了阎王；阎王打鼓，打到老王屁股；老王挑水，挑到你这个小鬼……”我们这挑水的“老王”，不论谁招呼一声，他轻声答应一句“来了”，水桶跟着他一波一荡，水巷子也就有了常年不干的水迹，潮湿地长满绿油油的青苔。有些人家天蒙蒙亮就要用水，所以他的水桶里常年晃动着细碎的星星和月色，也晃动着水巷子里昏暗的路灯光亮，挑水的路显得那幺漫长。“挑水老王”进了人家厨间总是憋住力，水桶里不晃不悠，挑满一口七石缸，地上清清爽爽。“挑水老王”最大的雇主，便是东门巷子口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大灶旁边靠墙一连排开的三口大水缸，一天要挑入十二担水，到月末，按三百六十担水结账。他每次都是一声不响地从陶四九手里接过挑水钱，道声谢，转身就走。
那时，上街头有一对无儿无女的盲老人，“挑水老王”免费给他们挑水。逢上雨季，山洪下泄，水倒入缸里，“挑水老王”就抄起一根打着小眼、内放明矾的竹筒在水缸里一圈一圈地搅着，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很远很远地飘出，混浊的河水慢慢沉淀变清。
挑水最辛苦，除了两肩，就是一双脚，终日踩在湿草鞋里。草鞋和垫肩，最能表达生活的艰辛，它是挑夫和苦力们的身份标志。瘦高个子的“挑水老王”，身子骨本来就不壮，一担水上了肩，两颗眼珠就努力朝外鼓突着，看上去异常吃力。炎天酷暑，挑水爬坡累得满头大汗，背上和胸前的汗珠粒比赛往下淌。数九寒冬，水巷子里结一层冰，湿漉漉滑溜溜的，肩上负着重，稍不小心，就会一步驰出去，两桶水全泼洒光。好不容易从河里挑上来的一担水，也只能换来捏手心里的两分钱。两年不到的工夫，“挑水老王”就肩胛紫黑，四肢乌瘦，身子明显佝偻了下去。
苦撑了两年，那水实在是挑不动了，幸好有个熟人介绍他去长江边一个叫荻港的地方划接江船。那里长江水道虽有客轮通航，但沿途尚有少许停靠站未建码头，轮船无趸船可靠，上下旅客全凭渡船接送。这种船每天专接上下两班轮船，称之接江船。远远地望见客轮身影，等候旅客争相上了接江小船，“挑水老王”同另一艄公划桨逆行，几乎和轮船同时到达停靠水域。接过水手抛来的缆绳，小船迅速靠上大船，旅客先下后上，小船又满载客货划向岸边。风平浪静还好，若遇风浪，艄公吃力，旅客更担惊受怕。为了安全，遇到大风浪，轮船在很远处就鸣笛发出不靠信号，久候的旅客无可奈何。搭帮手的那个艄公便宽慰大家说：“明天再来吧……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老王便望着江面出神，明天……自己会有明天吗？
到了1980年元月，头顶上终于吹来了早春的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不久，全县532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挑水老王”王大仁是最后摘帽解除枷锁的一位，申诉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到了一笔补偿工资。“挑水老王”想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可是亲友寥落，往事不堪回首，只得重又回到邮局前代写家书，无奈今不似昔，找他写家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刚好镇上建了自来水站，是一间低矮的房，一窗一门，两根自来水管从墙内引出，管口呈90度垂直向下，“挑水老王”就在房内窗口扭转着水阀卖水。自来水站前排成购水长龙，小点的桶卖一分钱一担，大点的桶两分钱一担。再后来，有人给他撮合了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刚死了丈夫的瘸腿女人。两人合铺盖的那晚，“挑水老王”把自己给灌醉了。喝醉了的“挑水老王”，把一串苍凉的嗓音送入窗外的沉沉夜色里：“我王大仁……一个学水利的……啊，也算和水打了一辈子、一辈子交道……”
何先生早年念过上海一家大学的法律系，可恨的东洋鬼子打来让何先生断了学业。何先生当过两年参议员，后来跟什么有势头的人闹翻，不干了，就在家乡小镇上设帐教起了私塾。何先生大名叫何叙兰，高大板挺的身材，方正的脸，浓眉，上唇蓄着一排深黑的短须，相貌威武，很有几分气势。
那时，镇上有四五家茶馆，每天从早到晚，自耆宿名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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