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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300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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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辈，形成一股势力。后来经大字辈的汪禹丞牵线，接受招安，成为淮北“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收编为湖南军阀赵恒锡部下，担任第七军军长。1920年皖系垮台后，先回到扬州当寓公，后来迁居上海，是张啸林的老头子，由张啸林供养。
袁克文 字克寒，袁世凯次子，为了逃避袁世凯诸子争夺“太子”之位而从天津前往上海，通过“灵前孝祖”的方式，加入青帮并取得大字辈的辈分，以便人身安全得到保护。他自幼喜爱书法、诗词和古玩，成为青帮大字辈后，在上海文艺界收有大量门徒，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主席兼审查。他对于同一字辈的人，不问职业高低，都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他曾对弟子陈悌敏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张树声 江苏人，有南“天王老子”的外号，以区别于北方冯玉祥部下的张树声。1919年，袁克文等17名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举行恳亲会时，张树声以“耆德龄高”被推为“老大”。
张树声 字俊杰，生于1881年秋，原籍河北沧县，清末曾在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当哨官（相当于连长）。辛亥革命时充当营长。参加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后来冯玉祥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后，张树声也从上海回到廊坊，被冯委任为高参。1918年在湖南常德被冯委任为团长。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在军中任帮办。1930年西北军瓦解，张树声来到上海，黄金荣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他便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两帮的徒弟。他每到一处，就开一次香堂，由徒弟们照顾吃住，临走时由徒弟送行。由于他在青帮里的辈分高，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徒子徒孙约有9万之多。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他在重庆总是在两家饭馆开香堂，每次开香堂，他都要讲一套帮会的历史，也就是帮会“反清复明”的一套说辞。张树声虽然主要搞青帮，但是也搞洪帮，这同四川的袍哥有一定关系。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之王”，有一次他患病，在一家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做手术。这所医院是当时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他居然包了二楼整层的房间。从病床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并且佩带着美式左轮枪。每天前来询问病情者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竿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
常玉清 青帮兴武六邦通字辈，原是湖北荆州驻防旗人，清亡后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做搬运工头，后升至总稽查。在敛钱得手后，开设江苏旅馆、大观园浴室。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联络大汉奸胡立夫、姚子都策应日寇。后逃往大连，躲在日寇卵翼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又随日寇到上海组织“黄道会”，有成员千余人，为日寇效劳，被汪伪授予“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之职，有“江北大王”之称，曾拉拢其师曹幼珊为日寇做情报工作。
顾竹轩 原名松茂。排行老四，因为鼻子大，故人称“顾四鼻子”，苏北盐城人，人力车夫出身。后来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为了托庇于青帮，他借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通字辈。曾任上海天蟾舞台经理、上海市参议员。后来又拜黄金荣为师，在上海进行过多次谋杀，其中有7位有名望的。他收徒多达10000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他为了同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艺场经理的职位，唆使其徒弟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后王被捕，判刑10年。起初讲定由顾竹轩负责王的家属的一切开支，3年过后便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兴高请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揭发顾竹轩乃是此案的主犯。经调查属实，饶伯泽亲自同公共租界总巡商量，直接将顾竹轩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务区地方法院审办，顾竹轩被判刑10年，直到抗战开始，才由顾祝同出面保释。抗战时期，他为日寇搜集情报，每月从日本人手中得到银洋2000元津贴，供其挥霍。
仅从民国年间上海青帮著名人物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即可以看出，青帮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而是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手中的工具。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1）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2）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3）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
二 杜月笙：凄凉客死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3日，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方面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准备到车站迎接他，使他颇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又有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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