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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1949-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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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琴的脸更红了，低下头说：“柯大哥，你说什么呢，有什么好的。”
“真的不好吗？那我就把日记本还给他好了。”柯山故意说道，并伸手欲拿回来。
郑文琴连忙把手背到身后，嗔怒道：“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说完，就跑了出去。
柯山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丫头。”
工作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柯山的心中甚至有些躁动起来，每每想起自己的那次任务，已然没有了恐慌乃至余悸，反而隐隐会有一种快感出现。他知道，这属于那些希望掌控局面的男人的原始欲望。是平稳度日，还是体验冒险快感？此时，他更倾向后者。近几天，他敏感地感到周围有紧张气氛在开始蔓延，心中的那份躁动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柯干事。”
正躺在床上看书的柯山翻身起来，原来是侦察科通讯员小汪。
“聂科长让你现在就去他那里。”小汪说完，就像他来时那样，迅速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
来到侦察科办公室，聂科长正在等他，经过上次的任务，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了。聂科长热情地拉他坐下，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已经跟胡部长说好了，再抽调你一次。”
“找到吴刚的下落了？”柯山立即兴奋起来。
“不是，”聂科长笑着说，“还耿耿于怀呢？呵呵。”
柯山不好意思地说道：“就让他那么从手里跑掉了，一想起来就觉得堵气。”
“这次是一项新的任务，就在沅陵城内。”聂科长严肃起来，随后将情况简单做了介绍。
原来，柯山感到的紧张气氛并不是空穴来风。蒋介石曾在1949年1月21日，鉴于国内形势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然而就在十几天前，也就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以李宗仁赴美疗病不能履行职责为由，在台北宣布复任“中华民国总统”。台湾的党政军警宪特等部门犹如打了吗啡一般，随之高速运转起来，再次筹谋反攻大陆，而大陆的潜伏、流散人员也开始蠢蠢欲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暴乱。
在事后，柯山看到有关资料，才对当时的局势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蒋介石复职后，着重将大陆的土匪武装纳入了“反攻大陆”的总体布局，先后任命胡宗南为“浙江省主席”兼“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负责“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而“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作战处处长、“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则直接领导广东方面的匪特游击武装，其头衔为“国防部大陆作战处广东全省游击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将东南各省游击武装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为了便于工作，郑介民赴香港改组“华南游击前进指挥部”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东南执行部”，下设情报、参谋、组织、宣传、联络等部门。另外，针对大陆的情报、破坏工作，台湾方面先后成立“保密局香港训练班”、“内调局干部训练班”、“国防部二厅情报训练班、“反共抗俄训练班”、“中国国民党党政训练班”等。蒋公子蒋经国甚至直接参与主持了“中国国民党党政训练班”工作，设立政研、爆破、游干、情报、电讯等5个分队。蒋经国曾于1925年至1937年期间赴苏联留学，并在苏联军事情报特种学校就读，师从有“苏联特种部队之父”之称的军事破坏专家斯塔利诺夫·伊利亚，后到军事政治大学主修“游击战”。此时，可谓是有了用武之地。
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也加强了对台湾情报人员的训练工作，并成立“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主要吸收流落到港澳两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先送往设在日本神奈川县茅奇的总部，再择优赴塞班岛接受美国方面的特种训练，其中就有湘西籍学员，在之后空降到湘西地区时，被一一抓获。
除此之外，还有以香港为大本营的“第三方势力”组织，其中包括由李宗仁遥控指挥的“桂系系统”、被美国间接控制的“日伪汉奸系统”以及“广东军阀政客系统”、“其他小党派组织”等。在李宗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人的撮合下，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民国复兴大同盟”，后更名为“反共民主大同盟”。但由于彼此并不买账，纷争不断，最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部分人员被台湾吸收过去。
另外，少数打着宗教幌子的国内外人员，也参与了对新政权的情报、阻挠活动，聂科长交给柯山的新任务就是与此有关。
沅陵，在历史上就是整个大湘西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甚至辐射到四川、贵州地区。早在康熙年间，佛教就在这里建起“云栖庵”，后为“白圆寺”；1803年，修建了伊斯兰教清真寺；1899年，基督教传入此地；1903年，天主教传入此地；道教的历史就更加绵长了。颇为有意思的是，在沅陵县城马路巷同时设有天主教天主堂、基督教永生堂、伊斯兰教清真寺、佛教白圆寺及道教道观（至今尚存，作者曾实地探访），虽然教义不同，却能够同处一巷，堪称中外罕见的宗教文化现象。
柯山曾经走过那条才数百米的巷子，也对宗教建筑毗邻相居的现象颇感好奇，都说湘西“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更被视为荒蛮之地，不过，由此也深深感到湘西民风中的包容性。当然，湘西地区也鱼目混杂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会道门，比如一贯道、归根教、西华堂、同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大学道等。
“据可靠情报，”聂科长倒了杯水递给柯山，“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所谓传教士也在蠢蠢欲动，常驻沅陵的天主教湘西区主教、美国人欧克澜便是其中之一。你的任务就是秘密监控他的行踪。”
“我什么时候来报到？”柯山甚至有些按捺不住了。
“这不是正式抽调，你依然在预审科进行日常工作。”
柯山一愣，用探寻的目光直直地看着对方，显然在等待答案。
聂科长笑着说道：“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外国传教士，我们一开始对欧克澜的管理与接触相当宽松，因此他已经对我方相关人员很熟悉了。为了实施秘密监控，就需要抽调像你这样的人员来配合工作。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他外出活动时进行跟踪观察。当然，在你的身后也安排有直接办案人员，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会决定如何处理，你要相机撤离，不要暴露身份。”
“是。”柯山起身立正，接受命令。
“一旦有需要，我会安排小汪去通知你。至于你在预审科的工作，胡部长已经进行了相关安排。只要小汪给你通知，你就立即到指定地点报到。明白了吗？”
“是。”
三十、朝鲜籍战友
前线的战报又密集起来，押送到沅陵的俘虏也陆续多了。柯山一直在关注着吴刚、陈子贤、张平、周兴、向老爹、向妹子、潘巧妹等人的下落，可是不论是战报上，还是到案卷中，均没有这些人出现，即便是提到陈子贤、张平、周兴，也只是击溃消灭他们的残部的消息，其本人却似乎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对欧克澜的监控依然在持续。按照规定，预审工作至少要由两人共同进行，因此即便是柯山被临时叫走，也不会出现工作交接或停滞的麻烦，再加上聂科长不止抽调了他一人，而且监控报告也是由具体办案人员来写，欧克澜一般又很少有长距离外出活动，因此柯山牵扯在这方面的精力并不多。不过，这反而让他更加躁动起来，甚至希望有什么事情突然发生在面前才好。
一天，小汪来通知柯山立即去教会卫校。他随即告诉金昌浩自己要出去一下，便向南城赶去。
沅陵县城并不大，况且教会卫校又是全城的最高建筑，即便是不熟悉路线，也能够很快找到并到达。与办案人员接上头后，柯山被告知，此时欧克澜正在教会卫校里，不过看他的穿着和携带的物品，似乎要离开县城，因此要密切观察他的行踪。柯山来到江边，找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掏出一本书阅读起来，不时抬眼观察一下动态。
所谓的教会卫校其实并没有完工，原本计划修建7层，因为战乱原因只到4层便停工了（1954年修建成5层，成为人民医院所在地。至今尚存）。即便如此，它也是沅陵城的最高大建筑，而且是青砖结构，又临江而立，与周围低矮的南方民居相比，堪称独树一帜。
没过多久，欧克澜出来了，手里拎着一只篮子，走向码头并乘渡船过江而去。柯山乘另外的渡船也跟过去，可是却失去了目标。正在踌躇之际，猛然看见欧阳丹朝这边走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柯山，你怎么在这里？”欧阳丹诧异地打着招呼。
“哦，出来随便转转，放松一下。”柯山自己也感觉这个理由有些勉强，便接着说道，“听金昌浩说，张学良曾经被秘密关押在这一带，好像是一个叫‘凤凰寺’的寺庙。今天正好有些空闲时间，就过来转转。你呢，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欧阳丹微微一顿，紧接着说到，“我就是要去那个寺庙的。僧人们一般都懂得些草药知识，现在药品奇缺，我想去找他们想想办法。正好，咱们一起去？”
柯山见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一同前行了。
“那就是凤鸣塔。”欧阳丹遥遥地指着一个方向，“再往北走就是凤凰寺了。”
柯山抬眼看去，只见绿树掩映之中，一方古塔冲天而立，左右一座座小山峰排开沿江岸绵延而去。那塔便是凤鸣塔，此山便是凤凰山了。
两人顺江边而行，之后缘小径上山。山不高，路也不宽，却蜿蜒曲折。穿行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中，树枝摇动，鸟鸣清脆，两人却久久没有说话。
“柯山。”欧阳丹首先打破沉寂。
“嗯？”
“等仗打完了，你打算干什么？”
“看大的形势，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不过，”柯山犹豫了一下，“就湘西而言，恐怕离平定还有些时日。”
“难道你想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
柯山停下脚步，扭头透过茂密的树枝看向滚滚而去的江水，似在自言自语道：“能有什么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欧阳丹瞟了他一眼，“你听说了吗？夏天阳牺牲了。”
柯山一愣，他们预审科算是保密单位，即便是内部也很少有不必要的跨单位接触，因此相对比较闭塞。“怎么回事？”他连忙问道。
“听说是在下乡协助征粮时，被土匪打了伏击。你也知道，他的视力不好，误打误撞的就被抓住了。土匪为了震慑老百姓，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然后绑在一棵大树上准备暴晒三天。我们的剿匪部队闻讯前去解救，土匪在当天就把他杀害了，而且用磨盘碾成了……”欧阳丹再也说不下去了。
柯山对土匪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并未感到吃惊，因为他在卷宗中看到过更多的酷刑：点天灯、剥人皮、蒸活人、锯四肢、割下身、断脚筋、烙背心、开膛、分尸、十指穿心、吊半边猪（绑一侧手脚吊起来）、燕儿扑水（反绑手脚浸水）、猴儿抱桩（抱树桩再绑住大拇指）……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可谓是应有尽有，残酷至极。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紧接着又问道。
“一个多月前吧。”
“噢？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有看到他的事迹报告？”柯山此时真的有些惊讶了。
“听说，当时对老百姓进行了询问，得知夏天阳在临死之前一直在喊着什么，有人说是在求饶，有人又说不像。当时情况紧急，土匪越聚越多，来不及仔细调查就先行撤离了。想必是事后已经调查清楚了，还没有报上来吧。”
柯山虽然一直对夏天阳主动“揭发”自己而心存芥蒂，但绝不相信他会向土匪求饶，因为他对他那坚定的信仰是有所领教的。也许当时他被土匪打得遍体鳞伤，说的又是北方话，因此老百姓听不懂并误解也是情有可原。
转过山弯，一座古刹在绿树掩映中出现在面前，斑驳且覆盖着绿苔的围墙显示出它的没落。一名正在寺前清扫的僧人见到他们，连忙扔掉扫把，双手合十微微颔首，然后匆匆走进寺门。
柯山抬眼看去，只见大门上的牌匾写着“凤凰寺”3个大字。
信步拾阶走进这寺门，冷清、破败是给两人的第一印象，只见香烟袅袅，却不闻钟磬叮咚。一名老僧匆匆而出，自称是本庙方丈并接待了他们。稍作寒暄，欧阳丹请教了一些当地的草药知识，老方丈热心且不厌其烦地做了讲解，还拿出实物让欧阳丹辨别。欧阳丹时而问上一两句，时而学着老方丈的样子揪下一片叶子或根茎放在嘴里，直到大致明白了，才合十颔首道谢。这时，柯山就问起了少帅张学良的事，并提出要四处看看。老方丈先是推说“出家人不问世事”，然后指派一名小僧引路。
他们先来到张学良、于凤至（许多史料记录为赵四小姐，实系谬误）的卧室，也就不到10平米的空间，实难想象曾经居住过那位叱咤风云、震惊中外的倜傥少帅。环视四周，这里不过是二层木制小楼上层的一间，廊檐下是通道，凭栏可以眺望寺外，而高大的树木又能掩映楼上之人，可谓幽静到了静谧的地步，实为一个隐修的好处所。
来到送子殿，柯山一眼就看到张学良的手书，“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他默默地吟诵着，亦体会到了这位“静修”之人的无奈与孤寂。
随着小僧的指引，他们又来到专门为张学良挖凿的防空洞，里面也就能够容纳十人左右，什么设施都没有，仅在洞壁上留有两个刻字——雪仇。人去洞空，但那“雪仇”两字幽幽散发出的愤懑，却仍令人清晰地感觉到当时洞中人的心境。
要知道，张学良被幽禁缘于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起于1937年1月1日，先是在浙江奉化，后辗转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1938年3月便到了这里——湘西沅陵的凤凰山；1939年10月，日军推进到湖南，并有战机飞临沅陵上空侦察、轰炸。当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已经转移到沅陵，张学良通过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向蒋介石传递书信，主动请缨带兵御敌，可是最终石沉大海……这个防空洞是预防日军飞机轰炸而挖凿，这两个刻字——雪仇，想必就是张少帅对报国无门的一种愤懑与宣泄。
张学良非常喜欢钓鱼，有关方面就搭起一个通往寺外的简易天桥，可以直接下到江边垂钓，继而免去了山间小径的路途周折。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对他加强监护的目的。事实上，为了“保护”这位少帅，当局可谓是煞费苦心，甚至将凤凰寺方圆5华里、江面上下游15华里划为禁区，连张治中见他一面都是难上加难。
站在天桥上，柯山凭栏隔江俯瞰，沅陵城尽收眼底，不论是地形地貌，还是建筑民居，都是那么得陌生。他默默体悟着自己的老乡、东北少帅张学良来到此地的心情，不免有些感伤人间沧桑世事难料。
“该走了。”欧阳丹轻声说道。
两人一路无语。
在江边等渡船时，欧阳丹问道：“你家里最近的有消息吗？”
柯山摇摇头，“一直都没有。几个月前，我发过一封信回去，也不知道收没收到。你呢？”
“听说我父亲和哥哥转道去了香港，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她瞟了柯山一眼，“如果是真的，你说我该不该去找他们？”
柯山一愣，模棱两可地说道：“现在南方的局势又有些吃紧，恐怕不容易通行吧。况且消息传来传去的，到你这里也会走了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欧阳丹叹了口气，“我有个亲戚在常德，有机会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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