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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1949-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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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
沈从文在15岁小学毕业后，便“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湘、川、鄂、黔四省边区生活”。他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部任书记、司书等职，有5年时间。对于湘西，对于湘西人，沈从文因此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故乡的情结及文人的情怀是否令其忽略了某些东西？总之，也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另一个湘西。
在中国的鸡形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山地便是大湘西，所含的地域有慈利、张家界（原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原永绥）、吉首（原所里）、泸溪、凤凰、新晃（原晃县）、麻阳、怀化、芷江、辰溪、溆浦等二十多个县、市，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少数民族。
湘西毗邻川、鄂、黔、桂，系由湘入川黔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著，但由于这一地域山高林密沟深洞多，交通闭塞，政令鞭长莫及，历代被视为荒蛮之地，并有诸如“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之类的记述。自明末始至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甚至曾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中国的“盲肠”。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匪众已达10万有余。民间流传歌谣谓之：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如此一来，“湘西匪患”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对于湘西的“匪”，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势必会有不同的表述。客观的说，这里有反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的志士豪杰，有割据一方恃强凌弱的地方武装，也有迫于生计剪径林莽水泽的山寇蛮贼。
贺龙，新中国开国元勋，出生在大湘西地区的桑植县，“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1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对阵“湘西王”陈渠珍，并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是任弼时，在1948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以充实干部队伍的主张）。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并且改编了部分游杂武装，随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湘西子弟曾行进在讨袁护国军的队列中（贺龙曾任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湘西子弟曾组建队伍冲杀在战场最前沿；抗美援朝，万余名湘西子弟又随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其中两人成为全国战斗英雄，100多人立功受奖。麻阳籍战士陈启尧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二级战斗英雄”勋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本书中的“匪”，当然指的是我47军奉命抄剿的那些武装人员。
当年，湘西匪势也极为复杂，盘桓于此的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正规军，潜伏的特务组织，或坚决反共或摇摆不定的地方武装，还有青红帮、袍哥会等黑恶势力等。人员有国民党地方官员、国大代表、议员，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山寇蛮贼，其中不乏黄埔军校、国内名牌大学乃至有留洋背景的武装人员，当然还有被裹挟的当地农民。再者，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原因又造成他们对“外来者”的敌视……
这些武装人员参与对抗的动机各有不同，将如何区别对待？他们之间既欲相互依托，又因“世仇”而暗生猜忌，将如何分化瓦解？招安反水曾是他们获得利益的常态手段，将如何防备其在背后施放冷枪？再加上民匪不分的地域特点，我军的剿匪任务之艰巨也可想而知。事实上，部队的人员伤亡很大，军长曹里怀曾痛惜地回忆道：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
47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其前身是1947年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首任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在1949年出任38军军长，当年打响解放湘西第一枪的正是38军，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万岁军”）
47军所属各师的前身在编入10纵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
第139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1师，历经改编，以红六军团第17师建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著名演唱家郭兰英那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南泥湾》，歌颂的便是该旅的事迹。1947年9月，编为10纵第28师。
第140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359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总队成立后，先后参加了北满、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等战役战斗。后编为10纵第29师。
第141师的前身，是1947年在吉林省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1师。后编为10纵第30师。
10纵肩负过东北剿匪任务（包括《林海雪原》的“坐山雕”原型谢文东），更有过与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正面交锋。对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对10纵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第10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0纵改称东北野战军第47军。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47军编入四野第13兵团建制。
同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9月中旬，作为主力前锋的38军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十余座县城；随后，47军、46军136师等部奉命进入湘西剿匪。
10月底，47军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第3兵团入川作战，湘西地区仅留建制并不齐全的140师驻守，匪患继而泛起猖獗。倪进的《野菊》便主要以这一阶段的剿匪过程为背景。
1950年1月，47军入川主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至1951年2月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万余人。
在我采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还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47军，当时编有日本籍和朝鲜籍（族）军人。日籍军人多为炮兵和卫生兵，朝籍（族）军人在3个师中均有在编。
1949年初，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请求军事支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3个朝鲜师：164师、166师、156师。前两师分别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后者随四野的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年7月20日，164师、166师分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5师、第6师，入朝；1950年4月18日，156师加上包括47军在内的朝鲜籍战士改称朝鲜人民军第7师，北上入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据时任47军政治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刘杰老人回忆，当时47军抽调了约两个营的朝鲜籍指战员，均配备了最好的武器装备，在沅陵集中后北上。而该军在1951年2月入朝参战时，又补充进了湘西子弟，其中便有部分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他们或直接补入部队，或编入担架队和运输队。
补记
据杨维勤老人回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观过47军的一次军史展，其中并没有湘西剿匪的内容，甚至在场的现役军人也并不了解这段军史。“作为正规部队，历来以正面战场的恶仗硬仗为荣。”杨维勤老人说。可见，是现代人审视历史的角度及阅读心理的转变，成就了《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反之，文学作品又为人们重现了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片断。然而，历史片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本书前言如此大篇幅交待历史大背景的目的。
在此需要补记的还有，南工团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团队，其学员的组成必然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历史的考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抉择。在学员中，有因身体或视力不佳难以适应行军任务而被劝返的，也有中途开小差临阵脱逃的，王倬便是其中之一。1960年，王倬因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骗取20万元人民币而被执行枪决。据时任47军保卫部干事、原南工团学员孟文野、张华老人回忆，在湘西剿匪时期，曾有两名南工团学员组织叛变投敌，事发后被抓获。本书便是以此为引子展开全文。之所以记述这段历史，除了欲还原当时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最主要的也是为了映衬绝大多数热血知识青年，面对残酷现实进行抉择的坚定性。
孟文野、张华老人还回忆到，在行军至洞庭湖乘船赴常德途中，女学员郭家敏夜间不慎落水，最终连尸体也未找到，她，应该是南工团牺牲的第一人；女学员阎静珍在湘西下乡发动群众时，被土匪枪杀。另据杨维勤、刘淑敏老人回忆，学员邹立汉与区委书记王芝（倪进遗稿中有一个区委书记形象——王纯）下乡时被数百土匪围困，邹持冲锋枪抗击，不幸被俘，残忍的匪兵将其碎尸三段，又放入磨盘碾磨；湘西当地学生王光旭，也是在下乡工作途中被土匪截杀……事实上，这些热血知识青年在不惜流血牺牲，亲手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在用行动改造一个旧的自我。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描述的内容之一。
正是随着有关史料不断被搜集挖掘，尤其是无数热血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踊跃走到解放全中国最前线的史实的再现，我不禁升出一股创作冲动。而“知识青年握笔的手拿起了枪，对阵的却是国内最为蛮劣的匪”，如此强烈且极具戏剧性的对阵，也只有历史之手可以如此地神来一笔，这让我不禁将视线锁在了湘西。当然，大前提还是倪进等前辈的经历和遗稿，才促成了这一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也就有了这部以《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的出炉。
由于个人能力所限，书中涉及的史实部分必然会有瑕疵，在此希望读者朋友予以及时指正！另外，本书为长篇小说，必然有文学虚构描写，切勿对号入座。
注：本书正文楷体部分为前辈倪进的遗稿原文。
一、投敌阴谋
1949年对蒋匪帮来说，是他们在大陆上灭亡的一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突破了国民党在长江天堑以南的大量集中的军事部署，把盘踞在两湖的白崇禧、宋希濂匪部打得粉碎。剩下的敌人，狼狈地沿着川湘公路逃往四川，又重整匪部妄图以重庆为防御堡垒，踞天险做最后挣扎。我第四野战军绥远部9月初入湖南，18日就解放了湘西重镇——沅陵。为了配合第二野战军兄弟部队全歼白匪，部队没有歇气地派遣了两个师沿川湘公路进入四川，仅留一个师的兵力镇守湘西三个专区——沅陵、永顺、会同。
一天，柯山正参加研究永绥县（今花垣县）反革命分子烧毁三孔桥的会议，通讯员走来说胡部长找他。于是离开会议室向后院走去。
房门开着，从门外望去，十几张椅子散乱地放在那里，纸烟的烟气在棚顶下爬动着，好像刚散会。司令部侦察科聂科长也在那里，正和胡部长谈着什么。柯山喊了声“报告”就走进去了。
原本就不苟言笑的胡部长，此时的脸色似乎更加凝重，他拉了把椅子让柯山坐下，在侧面审视了一会儿，问道：“杨清熙是你们南工团的学员吧？”
经过数次战斗，特别是数月预审工作的历练，已经让柯山沉稳许多，他用余光扫视一下胡部长，“是。”
“他叛变投敌了。”胡部长转到桌子正面坐下，直视着他。
柯山犹豫了一下，缓缓从枪匣中抽出驳壳枪，掉转枪口朝向自己，放到桌上推向胡部长，“在南工团，我们被编在一个中队。武汉分配工作后，他到了永顺军分区军管会。因为工作原因，我们曾经有过几次配合。最后一次见面是20天前。”
胡部长缓缓将手放在驳壳枪上，又推向了柯山，随后说道：“杨清熙已经被抓获。除了他，还有和平军官训练班邓德乾等13人。”
柯山将枪收回枪匣，暗暗松了一口气。
作为军保卫部预审科预审员，柯山参与了和平军官训练班部分人员策划潜逃的前期侦破工作。这个训练班专为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投诚、被俘人员开设，有600余人。那天，一名警卫战士发现有部分人员频繁出入厕所，待天黑后，在墙缝中发现一张策划潜逃的字条。经过鉴定，系邓德乾的笔迹……
柯山猜测，自己后来被抽调去参与永绥县三孔桥被烧毁案的侦破工作，应该与邓德乾案牵扯到了杨清熙有关。
“杨清熙的大哥杨清明、邓德乾和匪首周兴三人，曾是‘湘西王’陈渠珍开办的南华山军官培训处的同学。周兴现为国民党永绥县自卫团团长，你参与侦破的三孔桥被烧毁案与他有着直接关系。杨清熙便是在为他和邓德乾进行联络。”胡部长说着，从公文包中抽出一份文件。
柯山接过来，原来是一份《国民党湘西防戍部队编制名录》。
“这套湘西防戍部署是白崇禧的杰作。”胡部长说。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作为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率部以衡阳、邵阳为中心进行防御，企图依托湘江之水，背靠桂滇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西至湘西之芷江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
柯山仔细看着这份名单，上面的一些人，他曾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和湘西行署公安处劳改队中打过交道。
胡部长探身用手指划过“暂11师”，定在了“师长张平”处，说道：“我139师、141师奉命配合二野入川作战后，被打散的湘西土匪武装乘我军仅有140师驻守之机，正在加紧联络，意图相互策应进行反攻，一方面以永绥县为中心切断我后方补给线——湘川公路，以周兴最为猖獗；一方面攻取我军部所在地——沅陵，以张平最为嚣张。”胡部长直起身，目光严峻地说道，“另据悉，台湾方面派来一个特务小组，已经和匪首张平、周兴取得了联系。你的任务——”
柯山立即起身立正，接受命令。
“扩大情报线索，摸清周兴、张平匪部的情况，以适机予以歼灭，确保湘川公路的畅通。”胡部长摆摆手让柯山坐下，口气缓和下来，“前一段时间，抽调你去参与三孔桥被烧毁案的侦破工作，我想你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一是杨清熙参与了组织叛变投敌活动，需要你回避；另外，也是在考察你在缉捕周兴过程中的表现。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柯山心中的忐忑这才一扫而光。这毕竟不是正规部队间的正面拼杀，特殊时期的特殊战场，造就了敌我间明争暗斗的特殊态势，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次恼人的考验。此时，他反而有了一股被充分信任后的轻松感。
“知道为什么选择你吗？”胡部长的脸上此时才露出一丝笑容。
柯山心中也有些奇怪，因为按照工作分工，他所在的保卫部主要负责我军内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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