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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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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不久在网络论坛上有个竹科的工程师宅男，丢出一个问题：像他这种人适合参加什么社团，可以多认识些朋友？没想到马上就有人丢出一个答案：越南姻缘一线牵。
我妈妈的弟弟，即我的舅舅，娶的就是越南的“外籍新娘”，他们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不过这个舅妈现在学会国语了，会说：“都老娘了，还叫我新娘！”人还不错。舅舅说，当初他娶越南新娘也是通过中介。当这些中介找到一定数量的客户后就组成相亲团，带到越南去“相亲”。一般来说，一定要跑上两趟。第一趟五到六天，越南的中介机构则借由当地媒人找寻年轻合适的女子，再把她们介绍给来自台湾的相亲团团员，并由团员自行挑选中意的对象：第一天数百名越南佳丽任君挑选；第二天互相了解认识；若一见钟情，第三天就可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再到公立医院健康检查；第四天，与女方父母见面、提亲；第五天、第六天，手牵手游山玩水。而第二趟主要是完成法定手续。一般的中介者，收费从20万到40万都有，费用包括订婚礼品、聘金、男士两趟来回机票、食宿、婚前男女体检、越南结婚的传统六礼（烤猪全只、茶酒礼烛、蛋糕、礼饼、水果、槟榔）、新婚礼服、结婚沙龙照、结婚礼车、喜宴酒席（两到三桌）、婚礼全程录像、新娘来台护照等证件。比较有良心的中介，还会提供新娘简单的华语教学课程。
而一般邻里，对“外籍新娘”的态度除了好奇之外，往往有一种“看戏”的心态。从男方到越南相亲开始，乡民便开始谈论着，相亲成功后，等待女方来台湾的时间里，亲朋邻里也同样期待。所以当初“你媳妇什么时候归来啊？”这样的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
这么说好了，这些“外籍新娘”嫁到台湾之后的际遇，主要还是看先生及其家人的态度。不少男子因结婚不易，格外重视与妻子的感情培养，对妻子的离家思乡之苦十分体念，若再加上家人对媳妇的珍惜，经过一段适应期，多数能成就美满的婚姻。不幸的是，部分男子及其家庭认为他们是花大把钞票把媳妇“买”回来的，多少有着必须“捞回成本”的心态及行为，这种把妇女当做商品的心态往往造成婚姻悲剧，所以也常常导致妻子逃跑等社会问题。
等到外籍配偶终于来到台湾，街坊邻居总是借着各种名义来探望，其实是欲一睹新娘的真面目。夫妻的相处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半年签证期限到了的时候是考验这异国婚姻的关口，也是“外籍新娘”回娘家的时候。当然了，老公及夫家都有一定的恐惧，害怕老婆就这么一去不复返。这段时间邻居也又开始问：“你媳妇什么时候归来啊？”一句短短的关心话，听起来却好像大家都预设妻子会一走了之一样，于是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娶的也是‘外籍新娘’啊！‘外籍新娘’怎么了？”我以前一位娶日本人的社会学老师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地说。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日本不一样啊！那是进步的国家，跟东南亚那些地方不一样嘛！但这刚好显露了台湾人无知的优越感与莫名骄傲。虽然现在当局很“政治正确”地称他们为“新移民”，但台湾这个社会依然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外籍新娘”显露出歧视。比如说认为这些“外籍新娘”因为语言文化等教育问题，会产出素质低落的“新台湾之子”。但事实上是语言的不适应和台湾“国语为尊”的环境，让她们不敢与孩子沟通，连她们自己国家的儿歌都不敢教给孩子。此外，当局也安排她们不断地产检，仿佛她们的身体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通过“政府”权力，显示了对东南亚女性的歧视与偏见。
当然不讳言，很多“外籍新娘”愿意嫁来台湾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许多人又说啦，那岂不是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吗？因此嗤之以鼻。可是很多人忘了，在过去，台湾人不也希望自己的家人嫁给美国人吗？不也希望对方可以善待我们的家人吗？如今，台湾成了东南亚女性向往的富裕地区，但当她们移入台湾之后，怎么就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呢？
这几年，台湾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外籍新娘”——乌克兰新娘。这简直是让男人趋之若鹜并为之疯狂，尤其是那些有钱的高科技新贵男。“乌克兰新娘”大概就是一些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的金发碧眼美女。当然啦，这价码就更高了。“乌克兰新娘”，本质也跟东南亚国家新娘一样，是为了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可是很奇怪的，台湾人就不会把这些人列入“外籍新娘”之列，好像白种人就是比较高级，比较浪漫，娶了她们生的小孩水准就会变高一样。只能说台湾在这些认知方面，真的很病态。
前不久，新闻里说某某夜市里的小吃摊，有个乌克兰新娘在顾摊，大概是台湾太热，她总是穿着“小可爱”跟热裤在顾摊，那个摊的生意就变得相当火爆。
省籍情结
省籍情结，简单来说就是不同地域人之间产生的微妙情感，但在台湾又常被上升到政治层面，尤其在2000年到2004年那阵子，更被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讨论台湾省籍情结的形成，这实在是个很大的题目，都可以当做博士论文来讨论了，所以我就从台湾战后历史的发展、我家族所经历过的，以及我自己看到的来做个简单的说明。
台湾在1945年以前，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在这50年之间出生的人，老实说，对大陆并没有什么印象。就以最近很火爆的电影《海角七号》来说吧！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就是最后一幕，港口台湾人欢送日本人的画面，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不仅有日本官方军方人员在台，也有更多社会各层面的日本平民百姓与台湾人生活在一起，许多日本人甚至一出生就是在台湾。在这些年，台湾人一出生也理所当然的是“日本国国民”。所以如片末欢送日本人的情况是会发生的，而且片中也不是挤满了人，有日本朋友的当然会来欢送，不喜欢日本人自然不会来。倒是“国军”来台时，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欢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但当初的“国军”一下船大家就愕然，怎么背着锅碗瓢盆，服装不整穿着草鞋，跟乞丐一样？反倒是受降时及以前的日本军，个个军服装备看起来精神抖擞。本来也是欢欢喜喜地迎接，但失落感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国军”来台后军队的恶行恶状以及接收官员接收不良，普遍让台湾人民失望。而后来一连串的事件，更是让人不仅失望，还产生了恐惧。
我记得我的外公，以前在我小的时候，接起电话一听到是他打来的，我就特别尴尬，因为又会被他骂“草地仔”——就是乡下人的意思。因为当时我很习惯用国语讲话，但是外公又讨厌讲国语的，觉得非台湾本地人的外省人才讲国语。我问我母亲为什么他那么讨厌外省人，妈妈也只跟我说要体谅他，他以前也算被当局迫害牵连到的那一群人，他们那一辈人亲眼见过太多不幸的事，因此会那么讨厌外省人。
又以我父亲这边来说，以前我祖父是在糖厂上班。台湾云嘉南一带的平原种了大量的甘蔗，是台湾糖业的主要生产地，因此有为数众多的糖厂分布其中，这都是日本人走后改组的台糖公司所有。许多史料也显示，光复之初的台湾，在基础建设上是胜过大陆许多地方的。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当局马上调来一批官员进驻糖厂，并开始掠夺式地接收。祖父在糖厂工作一辈子，再怎么做也只做到一个中低层人员而已，如同有个玻璃天花板一般再也升不上去。原来，糖厂也只是大环境的一个小缩影，当时所有的“国营单位”，高层几乎都是国民党籍的外省人直接空降下来，也不管他是不是这个专业。过去“公务员”任用也差不多，虽然说有考试，但依照“省籍比例”的原则，外省人当然占尽极大优势，几乎都被垄断，台湾本地人当然不爽。
另外，国民党当局几十年来的语言政策也是省籍隔阂形成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一个官定语言是很正常的，有更多方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局过去国语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却用刻意的方法抑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里讲闽南话就要受罚，广播及电视闽南语节目有时间及时段限制等，国民党当局不但已走火入魔，所引起的强烈不满更是演变为民众因其自然语言习惯所带来的轻视与耻笑。而就我的认知，当时的外省籍人士，不论是自觉或是在不知不觉中，挟着当局压抑台湾本地语言的规定，展现出有形无形的优越感，更使台湾同胞将所有外省人与被仇视的统治阶级一并归类。在后来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电视的节目或广告里，常常会看到一种形象：讲国语的中产阶级是知识分子，充满正气，对比之下讲闽南语的就是粗夫鄙妇的乡下人，甚至是流氓。其实在台湾的社会，谁比谁更高明都还不一定。
当然，不是所有1949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都是当官的，大部分都还是军方人员及其眷属，有一大部分都住进所谓的“眷村”。眷村是台湾社会现象中相当特殊的族群与人文现象，因为在眷村里的“外省人”使用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很少受眷村外“本省人”环境所影响。一方面眷村居民多安于封闭的生活领域，无法融入语言、文化十分不确定性的外遭环境，另一方面，眷村在整个台湾当代历史的社会文化氛围上又自成一格。
所以也可以看到许多台湾“外省第二代”的作家，书写里面常常有他们的眷村经验。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苦苓等，他们在书里常常写到眷村的过年、大江南北的家常美食、眷村小孩的拉帮结党或者跟本省的小孩打架之类的故事。当年，眷村常常是以简陋的竹篱笆与外面隔开，因此有人曾以“竹篱笆”来形容居住于眷村的外省人的自我圈禁。在这种氛围下，上一代对神州故乡充满感性的描述让眷村里的下一代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像《龙的传人》里那句“虽不曾见那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就恰好反映了这种心态。
但是一般台湾人会怎么觉得呢？日本投降之后就换国民党统治，然后国民党马上又丢了大陆，老实说，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又不知道大陆长什么样子，国民党一天到晚宣传神州之美、祖国故土之类的，对台湾人来说都很不实际。因此，眷村里或外省家庭里，在国家观念、家族意识、中国文化感受等方面，就跟台湾的社会有很大对比了。
在过去的台湾，基本上是少数的外省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行政资源，再加上外省官僚当时一心想要“反攻大陆”，觉得很快就会回去了，一副过客心态，且自觉高人一等，自然引起台湾本地人的反感。前面也说过，为什么台湾普遍会觉得当医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每年大学联考医科也是第一志愿。除了当初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受政法的高等教育，导致的台籍精英只好纷纷报考医科外，国民党来台后台籍政治精英被肃清，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算你的生活平淡无奇，在那种环境里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被牵连或被陷害到。再加上后来外省人垄断行政资源，台湾人觉得进官场出不了头，因此第一流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医科一直都是台湾大学联考中第一志愿的现象。
所以当后来越来越多以本省人为主的党外势力冒出来后，台湾人会有出一口气的感觉。尤其是李登辉，在党内爬到高位，更是让台湾人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与支持。所以李登辉上台之初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时候，会有“外省人欺负李登辉”的说法出现。
我个人认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省籍问题终于浮上台面，并不是说以前不存在，而是到了当时，大家才能公开而畅所欲言。而整个90年代，就是省籍问题不断被激化，但又被消弭的过程，其实也是台湾人一次次在学习互相包容的过程。比如说，有人在选举里面大喊“台湾人选台湾人”，另一边就会喊“新台湾人”化解掉，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省籍诉求可能对一部分人有效，但大多数人并不在意。
但是，看似所谓“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本省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忘不了过去的悲情，在取得“政治正确”后就开始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外省人，造成不少外省人的疑虑，甚至危机感。从每次的民调分析数据上也许可以看出这一点：本省人大多数并不在意支持的候选人是本省或外省的，但外省人大多数都还是支持外省的。就像1998年选台北市长时，谢启大在电视上说，她觉得陈水扁市长做得很好，但是不会投票给他，因为对他不放心。
就整个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和大家养成的生活习惯来说，外省人和本省人同样敏感，同样需要尊严，同样要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任何的行政措施或是群众运动，只要掺杂了些排斥贬抑的成分，就很容易会被感受到，然后省籍问题又再次被激化。
1998年的台北市长世纪之战中，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大喊“新台湾人”，成功地破解省籍魔咒。但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后，省籍问题又再度被激起。到了约2004年时，更到达了空前的高潮，不只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就连电视节目里也不断在讨论，尤其是政论性节目，不同立场的节目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给观众灌输他们所想传达的意识。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直接谈省籍不“政治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另一种形式出现，就是“爱台湾”——把这个问题简单地二分为爱台湾或不爱台湾。这个论述就如世界上所有操弄族群的政客语言，将人分为“我们”及“他们”。
当年常常陷入政治风暴的当局便又特别会操弄这种语言，整个台湾社会就这样好像又对立起来。当时的流行语就是：“乡亲啊！这丢（就）是爱台湾啦！”这一句话常见于电视节目及各种选举场子里。在某些人的思考里，什么都可以上纲到“爱台湾”的层次，有点儿夸张而荒谬，所以这句话反而常常被各种综艺节目拿来模仿搞笑，有些节目索性把纳粹那个卍字旗改成爱的注音符号“ㄞ”（音：爱）来作为讽刺。
幸好那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台湾人的性格一样爱跟风。基本上省籍情结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族群问题在这20年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除了政治人物善于操弄政治语言外，民众都已经慢慢学会对彼此尊重，可能选举时吵一吵，但是选完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朋友还是照样交。为什么前几年看起来会很严重的样子呢？因为过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外省人为主的政团在主导政治，本省人长期被压抑，压抑一旦释放之后，能量会爆发一段时间，但又会慢慢回归，这段时间过了，就会好很多。过去，非国民党的常常会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但到现在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经过人民投票选举国民党再度得到“政权”，人民意志决定的“政权”怎么能说是“外来政权”呢？
一向善于操纵族群议题的民进党，在2008年的“大选”终于得到教训。所以，过去用这种办法得票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将来随着族群意识的淡化，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用这个方法得票大概就不会成功。一个政党执政与否，看的主要是政绩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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