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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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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的穆斯林都贫穷，住在贫民窟，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宗教极端主义在这里有市场，不少人从事贩毒，收买了孟买的警察和官员，而且与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里应外合。”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准确，但我碰到的印度学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印度产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企业家、科学家，我教过的印度学生也大都非常优秀，即使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孟买贫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改变生活而辛勤劳作，我对印度的最终崛起并不怀疑，但前提是印度需要觉醒，需要认识到除非印度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创新，否则印度很难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被西方的不值钱的赞扬吹得飘飘然，真的以为印度拥有一种比中国更为优越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中国。我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与其政治体制差劲有关。由于这个体制，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特别是1。6亿贱民无法真正获得解放；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农村贫困、城市贫民窟、恐怖主义威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印度怎么崛起？印度与中国的差距怎么可能缩小？
我这次访印期间，印度朋友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孟买恐怖主义袭击这个话题，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多印度人都有一种无力感，因为这次危机暴露出印度太多的问题。警察不争气、情报系统不争气、政府部门不争气、官员更不争气，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孟买为例，从2002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较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2006年夏天，纵贯孟买南北的这条城轨就发生过大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但是到了2008年，印度上上下下的防恐意识仍然薄弱。2008年11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印度精锐的反恐部队，花了9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与印度学者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中部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总理在2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三四天内就覆盖到所有1 000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 000多万灾民。另一位学者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我回答完，会议厅内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在反思。”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与中国的可比性最大：两国都属文明古国，都人口众多，都幅员辽阔，都经历过殖民入侵，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两国后来都选择过计划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印度在60年前的起点略高于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年之前，连续经历了百年战乱。而印度则相对稳定，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该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冲突，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千万人流离失所。印度的种族、宗教、语言、民族等问题要比中国复杂。1940年代末，两国的人均收入（印度略高）、预期寿命、识字率等主要发展水平的指标都比较接近。但两国属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最后两国发展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总的来说，中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印度的前面。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07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的经济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外贸规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吸引外资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尽管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印度人均寿命比中国整整少10岁，境外游客人数少于中国的二十分之一。高速公路里程、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国情况完全无法比，印度比中国差太多了。
从“透明国际”2008年的评估来看，在180多个国家中，印度的腐败程度排在第85位，高于中国的第72位。从耶鲁大学2008年公布的绿色指数（EPI）来看，印度排在第120位，低于中国的第105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也信以为真，认为只要有了那个“优越的政治体制”，印度就会比中国做得好，其实印度在绝大多数可比的领域内都落后于中国，而且差距还很大。
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大概可以这样概括：在政治方面，从独立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印度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方面，从1947年到1990年，印度实行的是一种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和公平优先于效率的政策，但印度没有放弃过私营经济，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号的私营企业，有些已经做得很大。总体看来，在这段时间印度经济增长缓慢，速度徘徊在3％—3。5％（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结果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也没有很好地实现。
印度从1991年开始了经济改革，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吸引外资。这之后印度经济增长一直比较迅速，连续十来年保持了接近8％的增长率，在软件、信息、服务外包、制药等领域内里取得了长足进展，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所以印度社会始终未能解决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印度人口中仍然有3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制度，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印度不少学者说，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种民主制度，印度国家的统一都无法维持。这个制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区、社团等在政治上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利益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印度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又是不全面的，其最大的弱点在于印度政治制度虽然让各方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但却无力有效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结果成了无休止的“党争”和政治倾轧，无法形成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无法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导致印度现代化事业步履艰难。
在下列几个涉及印度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上，印度的政治制度没有大的作为。换言之，我认为正是印度政治制度的落后才导致了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西方主流学者硬是说印度代表了先进的政治制度，这是有悖于常识的，也有悖于中国人“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就像皇帝的新装，不怀偏见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印度政治制度造成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它无力真正废除种姓制度。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轮回转世。印度教衍生出来的种姓制度包括了婆罗门（负责宗教祭祀）、刹帝利（负责国家行政管理）、吠舍（从事工、农、商等）和首陀罗（从事所谓污秽职业的人）四大种姓，在此之外还有地位最低的“贱民”，这几大种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几千个亚种姓。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使得印度社会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人从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1947年确立的印度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是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这种制度及其影响仍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力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这种改革的阻扰和抵制。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
中国与印度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虽然两国都存在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通过自己诚实的奋斗，可以改善自己的命运，而在印度就很难，低种姓者大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印度独立都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小学里：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虽然印度法律上早已废除了种姓制度，但这些学校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会觉得这样做很自然，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寺庙里上香，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现代化首先就要求消除贫困，实现最起码的机会均等，但印度在这个方面的成绩与中国相差很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种姓的官员不热心解决低种姓人面临的疾苦和歧视。高种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员，从不与低种姓的人握手，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低种姓者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在乡村，政府发给穷人的一些补助票证，也会被当地其他种姓的人“截留”，低种姓人一般也不敢去问。低种姓人往往自己认命，认为自己的贫困就是因为祖上积德不够，所以也没有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那种进取意识。
印度的确有不少致力于废除种姓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做很多事情，如自己办学平等对待不同种姓的孩子，精神十分可嘉，但当整个印度政治体系都无法真正动员起来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制度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都给低种姓的人保留了位子，申请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职位，都要填上种姓，因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顾。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都改变不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你可以随便问10个印度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三十年内消除这种丑陋的制度，9个人会告诉你“做不到”。这么大一个贱民群体没有真正解放，印度怎么实现现代化？
其次，既然印度的政治体制无力推动消除种姓制度，自然也无力推动妇女的真正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印度独立都六十多年了，但印度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子。从中国去印度访问，就会发现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比中国少很多，虽然在大城市里白领阶层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绝大多数的旅馆、餐厅、商店、银行里，女职员人数都大大低于男职员，女企业家、女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农村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妇女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则远远低于男人。印度传统中，妇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昂贵的嫁妆，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时至今日，包办婚姻、童婚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妇女地位低下，严重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亚·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夫人一样，这不是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有问题：普通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或后代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南亚地区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家族政治。
第三，它也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地改革，但他所依赖的国大党代表的是控制印度土地资源的高种姓大地主阶层，这个阶层又左右了国大党庞大的农村票源，尼赫鲁最后也只能妥协，把土地改革这个问题交给了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而邦议会历来都是大地主阶层的囊中之物。印度各级议员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议会里很难获得通过。此外，英国人给印度留下的法律体系又包括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法律，这也使土地改革更加难以展开。
正因为如此，印度有大量的无地农民，约占印度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如政府把无主土地分给了部分农民，但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由于家庭成员过多，分到的土地面积过小而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就把土地转卖了。按照印度的习俗，土地是传给儿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欢进城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经常无力耕作，最后也把土地卖了，卖回的钱用来准备出嫁的嫁妆，这也是印度农民失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不解决土地改革问题就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印度访问，只要随意看一看当地的农田和庄稼，就知道印度的田间管理和水利建设的水平大大低于中国，印度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它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靠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印度学生对我说：
“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学会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几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印度采用多党竞争制度，腐败却有增无减呢？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政客用钱直接买票或间接买票（例如收买黑社会，然后控制票源）如家常便饭。孟买贫民窟里黑社会可以呼风唤雨，使贫民窟成为一大批腐败政客的稳定票仓。黑社会还与政客勾结，从事毒品买卖，不仅收买了很多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而且可以控制选票。印度议员受贿情况也非常严重，2005年12月12日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曾播放一组偷拍的画面，记录了11名印度议员与假扮成游说公司代表的记者进行“现金换质询”的交易，画面中有的议员正在把成卷的钱直接装进自己的口袋，有的则先把钱数点完，然后对“游说公司”代表的要求满口答应。2004年选出的印度议会中，近四分之一的当选议员居然都有犯罪记录，包括涉嫌强奸、杀人和纵火，有的候选人当选时还在监狱里服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4月27日报道，根据印度《社会观察》组织的统计：印度538个议员中有125个受到刑事犯罪指控，其中一半如果判刑的话，都会在五年以上。这又与印度司法制度有关，印度司法系统办案效率极低，而且是冠冕堂皇的“无罪推断”，这些嫌疑犯可以继续活跃在印度的政坛上，该报认为这个情况是印度政治体制中难以治愈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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