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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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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也是独特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从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发生在中央政权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的话，期待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总是民意的主流，这与我们“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承有关，这也为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
有些人认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两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权延续是常见的现象，而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三百年中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警示统治者的传统，统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警示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华文明中的宝贵政治资源。
学者潘维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的皇帝代表一个朝代，具体做事的是一个儒家执政集团，好的朝代延续数百年之久，远远超过美国的整个历史，一个朝代及其儒家执政集团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丧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后是一个新朝代与新的儒家执政集团，天命的时间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天命”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也不是英国的保守党或者工党，中国执政党继承的还是中国古代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儒家政治传统，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众利益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结党营私，而是认为“君子不党”，君子不拉帮结派。
中国“民心”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人才素质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选出什么人反而不重要。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劣质政府层出不穷，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参加了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一位欧洲学者当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今天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法国汉学家西里尔·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个好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政绩合法性的困境在于万一政绩不好，比方说出现了经济危机，合法性就会丧失。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过去有政绩，现在也在认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其实，努力克服各种危机的过程本身就是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最好时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这种合法性观念对于自己的领导人的要求明显高于西方人的理念，因为其特点是程序与政绩都很重要，而且两者相比之下，政绩更为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高度务实的文化特点。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很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反而是无所谓的。但中国政绩合法性的理念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否则就得退学。从长远来看，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选举”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民心”理念和“选贤任能”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
7。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能力。
中国的口号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给自己“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好的东西我都要学。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股票市场到证券市场，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消化和创新，这一切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更为宝贵的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我们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我们在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国际金融浩劫。我们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从菲律宾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都是这样。在当今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惟有不断地学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对当今这个世界的启迪。
8。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理念。中国古书《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谐”由“中道”观念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种理念使中国避免了欧洲上千年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曾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告别折腾的稳健改革之路，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再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现在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欢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而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效果还不错，所以中国会继续坚持自己“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当然也会汲取其他国家的一切好经验。
“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无疑具有国际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国以和为贵，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挑战。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却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民主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造成的，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困境和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人们也日益了解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不智。中国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响这个世界，揭示“唯我独尊”思维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点破意识形态偏执狂的愚昧，给西方话语霸权画上一个句号，从而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繁荣与和平。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欢的“价值观外交”之路，能解决问题吗？我看很难。这样做的话，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冲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全球环境问题也解决不了。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对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而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为消除世界贫困而主张减少本国农业补贴的政客在自己国家里得不到选票；为世界环保而推动给本国汽油加税的政客也得不到选票，靠这种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怎么可能解决治理世界的这么多难题呢？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中国智慧。中国从全世界，包括从西方，汲取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国今日之崛起，才会有明天更多的辉煌。但同时我也认为今天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光靠西方理念已经不够了，坦率地说，造成今天诸多全球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从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再到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这是西方需要认真反省的，否则西方自己的前途、整个世界的前途都不容乐观。13亿中国人通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棘手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对于西方自己认定要进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参考意义。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名言：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西方手里就只有一把榔头，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权”，当然其定义只能由西方一家来界定。西方用这把榔头到处敲打别人，想以此摆平世界，实现自己政治、经济等战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过来，被击倒者无数，但砸到中国这根钉子的时候，他的榔头折了。为何折了？一是因为这把榔头本身的质地不行，钉子还未砸下去，榔头却裂开了；二是这根钉子太硬，是五千年历史铸成的，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属。这根钉子就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就是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那份底蕴和自信。其实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好东西，但如何界定这些概念，中国人有话要说，不能随便被西方忽悠。
我曾在比利时一个国际论坛介绍中国对民主建设的探索。当时，一个美国学者不容置疑地对我说：“实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竞选，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我回应他：“如果您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美国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之前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表情有点惊讶，显然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您对民主的这种过分狭隘的解释，而是担心您这种民主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怎么破产的？难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条主义给世界带来多少灾难？”他不服气，问我：“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您不知道吗？”我说：“丘吉尔这番话是他1947年在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讲的，他本人则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他一直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争议。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例如，在讨论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时，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几乎没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度。只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几乎都是投机政客，没有优秀的政治家。这些国家有了名义上的“宪政”和“三权分立”，但无法遏制腐败，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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