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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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得多。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传统，而是要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创立到运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些头绪。中国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远远大于弊的选择。

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其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古今中外，有这么多强势政府，但真正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强势政府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大搞独裁，贪污腐败，老百姓怨声载道。换上了民选政府，往往又太弱，无法整合不同意见，无法形成全社会对实现现代化的共识，更无力推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改革。但是在东亚，“四小龙”在强势政府引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在强势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崛起。

纵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质上很难让世界上的穷国富裕起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它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利用中国的强势政府，来组织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附庸。1989年，邓小平曾坦率地说：“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是要中国和西方主导的秩序一味对抗，而是要我们参与进去，发挥自己的体制优势，利用这个不甚公正的秩序来发展自己，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影响它、改变它。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要发展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实际上，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是国家开路的，英国的炮舰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18世纪时，英国还从印度进口棉布，政府采用了关税保护政策，待自己经历了工业革命，由进口纺织品转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他就要求别人开放市场，而背后是炮舰政策的支持。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政府主导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当前的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如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等。这些危机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这些危机的更大的受害者。

当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寻租”腐败增多，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关键是要加强体制化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法治社会的建立。一位哲人说过，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要通过政治改革，加强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人民的监督机制，建立令所有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败机制，把强势政府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扬光大，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强势政府指的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还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转变、弱化、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一些职能。我们今天说转变政府职能，第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第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一种既是强势的，又是公共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等，让社会力量逐步壮大，逐步实现更多的社会自我管理。我们试点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思路的有益尝试。这种改革是一个强势政府通过“革自己的命”来实现的，这也是中国国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总之，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关系要理顺，还有很多的矛盾要解决，我们政府的职能，有些要加强，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调整，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仍需要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的政府，这一原则不能动摇，这对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至关重要。对于很多笫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强势政府，但大都是非现代化导向的腐败政府，结果国家没有搞好。现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没有整合能力，贪腐问题也没有减少，甚至更为严重。这些国家还在探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普选也好，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一党独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比较强势的政府，那么实现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说明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终会通过实践和比较认识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更是一条真理。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借鉴，一般都有一个对外来文化的筛选和内化的过程。这种筛选可以是主动进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引进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引进西方文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日本过去引进中国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这样进行的。欧洲情况也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就有选择地引进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说：中国可以对神无知，但不能对道德无知。他引用孔子的话，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基督教禁人行恶，而孔子劝人为善，这是更高层次的。

当时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期，由封建专制转向资本主义，人们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人伦道德，远远好于欧洲的贵族世袭，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理性。儒家学说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内在的自由，被用来反对基督教中的神性统治。中国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则，这个观点被用来反对欧洲的专制。应该说，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文化起了一种推动作用。但欧洲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从反对世袭到赞赏中国的德治，最后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进一步说，欧洲自己价值观的演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筛选的过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过去都曾是欧洲的主流价值，但今天欧洲重新界定欧洲价值观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从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欧洲也在与时俱进。虽然不少欧洲人骨子里还是秉持这些价值，但公开主张这些价值的人确实很少了。

拿来主义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一个概念。晚清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学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国官员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更不要说感到变革的紧迫感了。而过去这30年，完全不是这个情况。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确：“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中国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向外国学习，学习人家一切好的东西。但以我为主，自己来拿，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外国的东西，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鉴一部分；有些可以坚决拒绝；有些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待条件成熟时再来借鉴；有些可以观察一段时问，先不贸然引进。

一个民族一旦不愿意向别人学习往往就是这个民族走下坡的开始。“文革”中，我们闭关锁国，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导致了愚昧落后。美国现在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这也说明美国开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国朋友说他现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开车上班都要路过三家麦当劳，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中，从没有尝过一口可口可乐。我很理解这种法国人特有的对美国文化的反感。不过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说，还是中国的态度比较好。麦当劳的东西虽然是所谓的“垃圾食品”，和中华美食无法媲美，但它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它的卫生标准，它的标准化配餐，它的鲜明色彩，它的快节奏等等，使它在饮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麦当劳进入中国后，也很受欢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快餐业的发展，甚至使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这个泱泱食品大国，就拿不出一个可以走遍全国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说拿出一个驰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麦当劳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等于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中餐至少在快餐这个领域内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别人学习。

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毛泽东过去说过：我们愿意把西方当老师，向西方学习，但是老师老是欺负学生，学生只能反抗，最后演变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对着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积极的平衡点，这就是努力学习人家一切长处，不断地壮大自己，这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领域内，我们双方利益重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合作共赢。另外一些领域内，双方利益有冲突，但我们已经学会了有礼有节地斗争，既坚持原则，又不走极端，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拿来主义的理念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发展机遇，使我们自己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也使我们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大，这是拿来主义的胜利。今后也一样，不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对于别人的长处，都要虚心学习，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壮大自我。

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会认为，“拿来主义”太繁琐，还不如“送来主义”，全盘照搬别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实“送来主义”效果都不好。对于外国好的经验和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来借鉴，而不是照搬。中国自己吃过全盘照搬的苦头。如50年代学习苏联，一切都照搬苏联，苏联人口少，鼓励生育，我们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结果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从改革开放的30年来看，总体上我们保持了“拿来主义”。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内，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对开放资本市场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而使我们成功避免了后来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金融海啸使得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现在海外一些媒体把中国模式简单地描述为“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经验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大致保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也就是说，由自己来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采用外国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国的东西。

非洲很多国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冷战的时候，一种是苏联的“送来主义”。一种是西方的“送来主义”，他们都接受了。当然，他们也难，因为如果不按照苏联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们就得不到经济援助。问题是一旦自己失去了决定取舍的主权，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往往导致灾难，因为别人很难真正了解你的国情。俄罗斯的改革就犯了这个错误。由哈佛教授设计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在全国推行，以求一夜之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结果是灾难性的。关键是西方不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但又喜欢指手画脚，所以提出的各种方案大都从意识形态出发，从价值观出发，结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们现在是以我为主，请你们提出建议，我还要你们“竞争上岗”，然后我有选择地采用，这样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来主义方面，中国大陆特别幸运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经有了三个发展起来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我们受益的不仅是三地的资金、人才，而且也受益于他们的软件建设：比方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设和反腐机制建设、台湾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经济发展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把很多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转化了、内化了。中国大陆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学习要容易一些。这三个华人社会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在许多领域内实行拿来主义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国大陆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所进行的大量改革与创新，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其产生的效益和经验又反过来辐射到港澳台等华人地区。

现在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间”，并总是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个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政策空间”，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最后的结果几乎都不好。所谓保持“政策空间”，其意思就是拿来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对外来的东西作出筛选，合适的要学习，不合适的要拒绝。中国所走的拿来主义之路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今后也应继续这样做，才能使国家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资源，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几年前，我曾在巴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听到一位美国学者侃侃而谈。他说，过去古希腊雅典共和国与斯巴达打仗，打了27年，最后民主的雅典失败，专制的斯巴达胜利，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