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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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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市场和计划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如果说30多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分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则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中国的真正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读西方人过去写的历史，会发现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话语权的历史，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数百年之久的强势地位。法国哲学家福柯不无挖苦地说：你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谈，话语的强弱是由话语者的强弱所决定的。既然西方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其话语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当年欧洲人企图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科学论证。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西方也变了不少，虽然在话语权问题上，西方话语仍占主流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正在出现，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是这些理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非少数几个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各种荒谬，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4亿多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无数生灵涂炭，则被看作是捍卫人权。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崛起，那种谁拥有强权就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历史偏差。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的确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不少还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870年左右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掠夺，欧洲主要国家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但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遭受重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 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说，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19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上面对普世价值来龙去脉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第一，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确认的历史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自由、民主、人权”开始，那么也只有40多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所以普世价值还是个新鲜事物，需要我们共同呵护，中国为其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当其时。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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