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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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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极端贫困、不同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而国际比较中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比较相近。中国有13亿人口，印度是12亿人口。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但印度情况比中国略好一些，因为中国连续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战乱，印度则相对稳定。两个国家过去几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印两国差别巨大。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10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和中国的差别大致可以概括为2、4、6、10、20和不可比。
2就是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倍，尽管中国的可耕地少于印度。中国的网民数量是印度的2。5倍。
4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外贸总额、原油产量、发电量等大约是印度的4倍。
6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等大约是印度的6倍，而艾滋病人数低印度6倍。
10就是中国吸引外资额大约是印度的10倍，中国的人均寿命也高印度10岁。
20就是中国吸引的境外游客的数量约为印度的20倍。
不可比就是两国在高铁、高速公路、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个国家无法比，中国的情况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这些还只是数字上的差异，如果你去印度实地访问，你可能会感觉这个差距更大。你可以驾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此外，印度的腐败程度也高于中国，环境污染也比中国严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要赶上中国，还真不容易。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根本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稳定下来，大部分印度人也认可和接受了这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制度是成功的。但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准和传统的力量就像一把钢矩铁尺，无情地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品质。印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还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主制度的品质不高。以我之观察，印度的政治制度难以创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一些基本条件，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实现，印度是无法赶上中国的。
在社会平等问题上，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种姓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未能在人的思想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真正废弃这种严重违反人权的制度。在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姓制度依然我行我素。印度独立都60多年了，但你去印度农村的小学教室看一看：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为什么政府不能废除种姓歧视呢？我得到的答复是：法律上是废除了，但这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自然，并不别扭，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上香，都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印度也有不少致力于废除种姓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自己办学，平等对待不同种姓的孩子，精神可嘉，但这些工作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种姓制度实际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印度教本身未经历过宗教改革运动，印度的“民主”体制也无力推动社会革命，结果种姓制度就一直困扰着印度社会。你问10个印度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30年内消除这种制度，9个人会告诉你“做不到”。印度的贱民阶层人口为1。6亿，这么大一个群体没有真正解放，印度怎么实现现代化？
持平地说，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制度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都有给某些种姓的人保留的位置，你申请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职位，都要填上种姓，因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顾。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都改变不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种姓制度和职业有关，也与地域分布有关。比方说，孟买会有很大一片街区的居民只食蔬菜，他们不会容纳食肉者，也不会接受出售肉食的餐馆和商店。不同种姓之间通婚很少。印度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延续了这种制度。在联邦政府这一级，政党是全国的，超越种姓的，但是在地方上，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许多地方政党完全是以种姓为基础的，这就导致了种姓制度在事实上的永久化。
印度也曾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很不彻底。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想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一直遇到巨大阻力。英国人给印度留下的法律包括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都强调土地改革是违法行为，这些人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竞相成为各级议会的议员，阻扰政府出台任何土改方案。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地主阶层在议会的代表比例都很高，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都很难在议会获得通过。
南亚地区无地农民的人数巨大。即使一些通过土改而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也由于家庭成员多，每人分到手的土地少，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大都把土地转卖了。印度的传统习俗又规定，土地是传给儿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欢进城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无力耕作，最后也把土地卖了。印度还有妇女嫁妆的传统习俗，很多人家把土地卖了，为女儿出嫁办置彩礼，这也是失地农民增多的一个原因。
印度的妇女解放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办婚姻、童婚广泛存在。女子出嫁要向男方赠送大量的嫁妆，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在印度教里，一个妇女结了婚，她的丈夫一般就被看作是她的主人。妇女地位低下，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亚·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夫人一样，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的问题，大部分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或后代抱有一种盲目的迷信。
2008年1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由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印崛起研讨会。我和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杰恩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杰恩教授承认欧盟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印度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他说：“印度还没有到中国的水平，中国是奥运会级别的，印度只是英联邦运动会级别的。”该中心的创始人克劳斯克教授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他让我比较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我说：“民主制度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要好于印度。”
实际上，印度民主品质问题集中体现在其政府服务的品质不高。S君是我一个很优秀的印度学生。一次我们聊起了印度政府的品质，他对我说：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作出学会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他说，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来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S君还对我说，印度扫盲落后也有政治原因：扫盲工作一般是地方政府负责的，而地方政府首脑对扫盲往往不热心，甚至私下认为文盲越多，自己就越容易在选举中得票。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印发展模式的差别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
西方也有不少人认为印度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比中国更有前途。实际上你只要去印度实地观察一下，就知道印度的法律在很多方面已经构成了印度的沉重包袱。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你要改动却很困难。最明显的就是使外商头疼的印度劳工法。印度的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会法和1947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一个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则因为阻碍投资，减少了人们的就业机会。一位印度朋友告诉我，他在开封市住了3天，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一大早，开封的环卫工人就开始打扫街道了。他说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都做不到这个水准，环卫工人都“组织”了起来，有自己的工会，一半人经常找各种借口不来上班，所以城市总体上很脏。
印度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就是中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动改革，印度的很多改革却只能悄悄地进行。印度虽然有所谓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但主流意识形态从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是偏“左”的，而现在进行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偏“右”的，所以政府很少公开宣传改革的必要性，大部分印度人也不知道有“改革”这桩事，政府的改革派实际上也是“少说多做”。但是如果没有民众对改革总体认识的提高，改革在实践中自然会遇到很多障碍。印度模仿中国建了各种特区，但进展速度非常慢，遇到各种势力的抵制，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印度是个开放社会，但实际上印度普通民众对外界的了解远不如中国。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2007年在印度作了一个调查，居然发现大部分被访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2月2日）
我曾对印度的杰恩教授说，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能通过一人一票而实现现代化的，但我倒是希望印度能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而能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近年印度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特别是软件业、制药业等，其中不少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总体上看，由于没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强势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如种姓制度、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贫等。从这个意义上，印度要赶上中国确实不易。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欧盟的一位官员曾对我说，欧洲的投资者普遍认为：你去中国和印度投资都可能会经历失败，但如果你不去那里，那么你已经失败了。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最终应该携起手来，取长补短，走出自己现代化的道路，这将是真正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大事。
五、别了，南斯拉夫
中国崛起要顺利，要精彩，就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教训。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对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实地观察是我难以忘怀的经历，值得与读者分享。1986年7月，我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随总理访问南斯拉夫。我们的专机一早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飞，不到一小时，就抵达了贝尔格莱德上空，从飞机上往下俯瞰，说句老实话，我们惊讶了，下面是宽敞的高速公路和无数飞速行驶的轿车，还有点缀在青山绿野中的一栋栋橘红色房顶的小别墅，从经济窘困的罗马尼亚来到繁荣富裕的南斯拉夫，这个反差太大了。
中国当时的驻南斯拉夫大使谢黎是位资深的外交官，非常简明扼要地给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他说“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概括南斯拉夫”：一个国家、两种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斯洛文尼亚语）、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五个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七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
当时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辆轿车，市场看上去很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已经隐藏了危机，如通货膨胀、政治权力过分下放等。当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国防的权限。铁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结果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
铁托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
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以及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这是极富远见的。所谓对内开放和国内市场，就是建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高效的国内市场，以这个市场为后盾与国际市场对接，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实力和本钱，就有了国家统一的坚强经济基础和制度构架。中国现在虽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但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想起来，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迎接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联邦大厦（1999年被北约导弹击中）一楼大厅，布置得像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现代派绘画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间内展示抽象艺术品，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的视觉震撼，但整个氛围还是浑然一体、气势磅礴。南斯拉夫总理米库利奇举行欢迎宴会，一般不选在国宾馆或五星饭店，而是选在当地艺术家、诗人和小资最喜欢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么时尚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名为“三顶草帽”的酒吧餐馆举行，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言，大家围着几个长长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葡萄洒，吃地道的贝尔格莱德风味牛排，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乐队，边弹边唱，为我们助兴。歌手唱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坐在我边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1980年铁托逝世后的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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