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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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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每仍难相处,更难于同化。试看比利时卒必分于荷兰,挪威卒必分于瑞典,爱尔兰卒必分于英国……民族自决之呼声不绝于耳。一度大战之后,辄有许多小国家出现,或者复国。总因为他们合起来似甚勉强,必分乃得安。假如去就一任其自然,则此与中国人口面积相埒之欧洲,其间将分划为若干民族单位,实非吾侪谫陋所能算计,反之,在我们却是合甚自然,分之则不安。此与欧洲人口面积相埒之一大单位,假如要分,几不知从何分起。
更有一事值得附此一说;犹太人的民族个性最强,世界有名。他们亡国后流散四方,竟然仍保持其遗风故俗,数千年不改。但是他们虽然在任何国度内总不同化于人,独来到中国却不自觉地大为同化了。明清两代居然有应试做官者。现在河南开封城内,俗称“ 青回回”,又名“挑筋教”者,就是他们。“中国几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西洋人恒 为此语),真是不错。
我们于是不能不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
对此问题,往者梁任公先生尝予注意,今《饮冰室合集》存有《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并附《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及《春秋夷蛮戎狄表》,似皆早年所作。晚年又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族所用程序共有七种,而其同化力所以特别发展者则有八。兹录其八点如次……
一、我所宅者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涵盖,难以别成风气。
二、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之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三、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非唯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囿,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
四、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增加其交感化合作用。
五、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其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 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
六、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与他族杂婚盛行,能促进彼我之同化。
七、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达高度,常能以其余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
八、武力上屡次失败退婴之结果,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之发展。
凡此所说,未尝不是,但只说到边缘,未能深入。再要向深处抉发才得明白。
中国文字为其文化统一之一大助力,信乎不差。此试与西洋文字比较对照,则事实自见。人类生命彼此相联相通之具,原初在语言。衷怀情意由此而相通相融,经验知识由此而逗合组织。然语言寄于声音,声音旋灭,不能达于异时异地。因又有寄于图像符号之文字发生,以济其穷而广其用。顾西洋文字仍不外代表声音,即是以文字附于语言而行。人之语言既各族各地不同,又且以异时而生变化。此附于语言之文字自亦因之而不同,因之而变化,所谓济其穷广其用者,实自有限。中古西欧文化统一之分裂于近代,即在各民族语言起来代替了公用之拉丁文。其问题不外古今之变,古不通于今;异族之间,彼此不相袭,由土俗文学而引生民族情绪,因民族自觉而固守其传统语文。其势趋于分而不趋于合。后来东欧各地之纷纷民族自决者,亦悉依语言为准,同为斯拉夫族犹不相通,而各自为谋。假使中国当初亦走此路,其结果恐怕亦差不多。要混东南西北之多族而为一大民族如今日者,其事决不可能。但中文却径取图像符号为主,文字孳衍乃在形体。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二者恒得维系不甚相远,今古之间即不甚难通。时间距离恍若为之缩短。而字义寄于字形,异族异地不碍相袭(故远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处亦都尝采用中国文字,流传中国典籍)。其结果,遂使种族隔阂为之洞穿,语言限制为之超越,久而久之,一切同化浑忘,三四万万之众,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却竟共一历史记忆,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
语言文字为人类生命相联相通之具,而彼此生命之联通与否,却不一定。且文字亦不过一载文化之具,而文化固不在此。文化统一之易得成功于中国,信有赖乎其文字,而文化之统一,却首在其人生态度礼俗信念,次则在生活上之知识经验方法技术,并不在文字上。中国四周围那些邻邦外族开化比较在后,大概没有疑问。因此他们在生活之知识方法上,就一定要学中国,此为中国所以能同化他们之故,实不待言。但只在知识方法上模仿袭取,仍不关事,如其风教不同,人生意趣不合,文化还是统一不了。尤必在情意上彼此能融合相安,而后乃可共成一社会,合为一民族。……生命相联相通指此。任公先生所提第三第五两点,算是说到人生态度及彼此情意间了,可惜尚嫌肤浅。
试问,中国人有平天下的理想,外国人难道没有?罗马教廷之标名 Cotholic 甚为明白 ;基督的襟怀原没有国家在。然卒之国家观念西洋人却最强,而天下襟怀不足,可知单有理想不中用,要从人的生命深处有其根本不同者在,而后才行。这就是我所说:中国人发乎理性无对,而外国人却总是从身体有对出发。……请看第十二章。唯其从根本上便有些不一样,理想乃不徒为理想,而后态度直切恒久,自然著见于生活间而发生影响。影响到社会结构,则阶级不固而分解,及至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出现。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国家是有对抗性的,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于是而永奠,不同西方之仅见于一时。无对抗故无分裂,而只有愈来愈拓大。我民族之泱泱大国举世无比,与西洋小国林立者相较,正为文化植根深浅之有殊,明眼人当早见之。
然此根于理性而发育之文化,其同化力之所以特强,要必从两面认识之,宽宏仁让,与人相外易得融合如上所说者,只不过其一面,还有一面是其开明通达,没有什么迷信固执。迷于此者便与迷于彼者分家,凡自己有所固执,便无法与人合得来,此一定之理。中国自周孔以来,务于理性自觉而远于宗教迷信,后世普通人恒于圣贤佛一例崇拜,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见第十三章),皆最少固执。异族相对之间,所以少有隔阂冲突,首先在此。同时在积极一面,更以人所自有之理性领导人,人谁不归之!凡此所云同 化者,正不外使人有他自己,而非舍其自己以从我,其同化力所以为强无比,正以此故。
我们知道人类得脱于古宗教之迷蔽,只是最近之事,何为中国古人乃如此之早?此处不 可轻忽看过。迷信生于畏惧与希求。古时人群迷信所以不可免,正为其时多有自然灾害而啬于生活物资,人类生存时不免感受威胁,而知识学问顾甚不足。中国古人那时灾害多少如何,物资丰啬如何,以及其知识方面如何,是否皆大有异于他方,今日似乎都难以证明,想来或者亦差不多。那么,其心思开明而少迷信,不能不说是奇迹。我不能追原其故,使此奇迹不奇。但我愿指出,产生迷信的那些畏惧与希求,都从身体而来,无所怵诱于外,而平平正正,开明通达,却是理性之本质。我说一般皆从身体出发,而中国独理性早启,于此又可回证其不谬。
仁厚一面,开明一面,皆其所以最能同化异族之故,自可无疑。然须知此两面之所由表现者,还在其人生态度之正当适中。何谓正当适中之人生,实不好说得出。这只可从其不落于禁欲(例如西洋中古宗教),恣欲(西洋近代人生在此倾向)之两偏言之,恣欲者不免陷在身体中,禁欲者似又违反乎身体。禁欲实从恣欲引起来的,而禁欲每又翻转到恣欲。不论恣欲禁欲,要皆失去人类生命应有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对立。反之,得乎人类生命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当人生。仁厚有容,开明无执,皆不过其表现于外者。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现于中国古代,正为其时有人体现了此种人生,体验了此种人生……这就是所谓圣人。他本乎此种人生以领导人,就有所谓周孔教化。异族之同化,即与我一同向往于此种人生,文化之统一,即统一于此种人生之向往。正当适中自不易谈,而郑重以事人生,不偏乎恣欲或禁欲,却蔚成此土之风尚。……此土风尚所为翘异于西洋迥别于印度者,唯在此。
当然不待说,此种人生态度不支不蔓近情近理,其本身就是最易使人同化的。更加以最利于传送到异时异地之文字,其收效乃更大更神。配合上各种知识方法在当时之比较优越。军事政治亦复不弱于人,此伟大出奇的局面不知不觉就成功了。前问:在知识,在经济,在军事政治,既一一皆非中国所擅长,他究竟靠一种什么力量而得成功?现在可 以回答:这就是理性之力。
试再取印度西洋来对照以明之。前在第十二章曾指出,人类社会因文化发达进步而得发育成长,实有两面:一面是属身的,一面是属心的。身体本是生存工具,人在图生存中,又不断在身内身外创造许多工具(包知识技能而言)来用,使身体活动加大加强,以及更加灵便,由这些工具之发达,社会关系日益繁密,社会单位日益拓大,此即社会发育成长之属于身的一面。西洋自产业革命以来到今天,其文化之进步特偏此一面,其社会之发育成长亦特偏此一面,显然可见。唯其有此一面之成功,故其社会生活所表现者不像印度那样支离破碎,而且亦能有伟大局面如不列颠联合王国,如苏维埃联邦者之出现。但这些是国家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联合统一,而非文化上之融合不分。那即是说,其伟大局面之形成,宁从身来而不从心来,和我们不同。始终停留在产业革命前的我们,身体工具一面文化不发达,较之今天西洋落后何啻千里之远。大部分乡村犹不失自然经济之面目,水陆交通胜于原始者不多,则以其固有种族之繁,山川之阻,岂有联成一体之可能?然而竟有此一伟大局面之出现,而且此一大单位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 并不像他们只是政治上联合统一之国家,随时还有分裂可能。对照着见出我们的伟大,宁从心来而不从身来。此即是说,我们虽未能由工具发达,使人与人从经济上密织起来,在政治上为远大之抟控,而实现社会之发育成长于身的一面,但我们却因另一面文化之进步性,使人与人从彼此了解之增进而同化,从彼此情意之款洽而融合,卒能实现社会之发育成长于心的一面。
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却容易隔起来,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相联相通之道,而后人类乃得成社会而共生活。人类从最初有社会那天,便有宗教,就是为此。凡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一类东西,皆为文化之属的一面的。说心即指理性(见第十二章)。凡社会之发育成长,属身一面的皆由理智对物有进步,属心一面的,皆由理性对人有进步,理智对物有进步,不外自然之物更为人所控制利用,其表见则在种种工具之发达。理性对人有进步,不外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于后天而存于群与群族与族之间……渐得化除,恢复其本来不隔之心。其表见则在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之闳伟明通。宗教是一怪东西。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联通,同时却又使人在彼隔阂起来。上说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尽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与宗教有关。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统一,民族所以难于融合,至今欧洲卒必分若干单位而不止者,正为他们当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国的好处,就在早早脱开宗教,创辟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论人口面积,我与欧洲相埒,且他们经济进步而我未能,他们交通发达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们在生活关系上自又大为疏远,地面又显得格外辽阔,却是他们所不可得之融合统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国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们尽管身近而心不近,我们虽则身远而心不远。更从中国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独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论中国。因此中国式之社会发育成长,在印度不能有。同时,它在身体对外发达种种工具一面,似尚不如中国,莫论西洋。因此西洋式之社会发育成长,在印度又没有。这两面都没有,自然难怪其社会陷于支离破碎之奇观了。统起来可以说,中国,西洋,印度之不同,其问题皆在宗教上。
社会之发育成长,身心两面原自相关,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进。但由于西洋是从身到心,中国是从心到身,中西卒各落于一偏,失其身心应有之配称关系。西洋之失,从近代资本社会最易看出。一大工厂,一大公司,成千成万之人在一起共生活,虽事实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为谋,彼此缺乏承认,缺乏了解。有如一盘机器的各部分,诚然为着一公共结果而在协作前进,但他们却于此公共目的无认识无兴趣。因其只是机械共处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着公共目的而各自约束自己。相反地,有时且各为自己而破坏了公共目的。整个西洋社会便是这样机器式生活着,其间联锁关系多偏在身一面,而缺心为适当配称。杜威博士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尝论今日欧美虽不能不说是一进步的社会,但仍有其“不社会”之处,正为此。现在逼着转向社会主义,仍不外一机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于其理性之不足。今后如何亟从理性求补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见在中国人之间者,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西洋人与我相反,其好处是能团结,其短处是多隔阂。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阂就一定团结得很好,而中国却不然。伯尔纳·约瑟在其《民族论》既盛称全中国的文化十分一致,却又说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民族情绪,不算一真正民族。此在西洋将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致了,而其间还不曾有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存在?盖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养成于团结对外。习于团结对外之 西洋人,有时于文化不一致者犹不难团成一民族。不习于团结对外之中国人,尽管文化如此统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讥。证之于抗日战争,说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或者太过。然中国人散漫无组织,家族意识乡里意识每高于其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甚且出国在外犹所不免,其病不可谓不深。问其何为而然?一句话回答,就是其社会在心一面之发育有 余,而身一面之发育不足。身体属于有对性。当社会从身体有对一面发育而成长,首先即依宗教以团结对外,继此还是依于宗教进步而扩大团结(参看第三章),末后可不依宗教,而还是不改其团结对外。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国独以理性早启,于此颇有缺略。及至社会组织以伦理不以集团,其缺略乃更决定。其不隔阂即理性之表见,其不团结即缺身一面之发育以为配合。这是很明白的。至于种种工具不发达,身体活动不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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